从政策问题建构权看社会治理体系的演变

近代以来,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可以在政策问题建构权的转移过程中加以认识,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中,政策问题建构权掌握在立法部门。立法部门从事政策问题建构和制定政策,行政部门只负责政策执行。19世纪的"党争"破坏了三权分立的政体框架,以至于在民主政体的重建中发展出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使行政被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来加以建构,并规定政治部门是决策部门,掌握政策问题建构权,而行政部门则是执行部门。随着行政部门的发展以及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出现了政策问题建构权向行政部门转移的趋势,并形成了"行政国家"。其中,"新政"时期是行政部门攫取政策问题建构权最为关键的阶段,自此,行政部门独大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伴随着这一现象的发生,出现了民主政治的衰落和宪政体制的解体。     

从“多元主义”向“政策网络”的转变——考察政策问题建构视角演变的路径

利益集团在政策问题建构中的地位取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格局,虽然多元主义、法团主义以及政策网络等概念所提供的是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视角,但在每一个视角中都可以看到利益集团的身影。20世纪中期蓬勃发展的多元主义思潮有意识地弱化了国家在政策问题建构中的功能,强调利益集团的重要作用,认为利益集团在政策问题建构过程中拥有平等的机会。然而,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法团主义则从根本上推翻了多元主义的假设,重新要求将政策问题建构权从利益集团所代表的社会组织转向国家。不过,无论是多元主义还是法团主义,在政策问题建构方面,所争论的都只是以国家为中心还是以社会为中心,并没有否定单一中心的政策问题建构模式。到了20世纪后期,政策网络概念的提出,则表达了一种"去中心化"的主张,从而将利益集团重塑为政策问题建构多元主体中的一支行动者力量。     

政策问题建构：从追求共识到尊重差异

民主从属于对共识的追求，谋求共识而又依赖共识。政策问题建构其实就是一个形成共识的过程，即形成关于社会问题的一致意见，从而确认需要通过政策手段来加以解决的问题。直到19世纪后期，政策问题建构基本上是一项政治活动，一直是在民主的途径中去达成共识的。进入20世纪后，随着政治与行政的分化，由行政部门做出的政策问题建构基本上是在科学的路径中进行的。科学本身就意味着共识，而且是具有霸权属性的共识。随着社会发展走进了高度差异化的阶段，无论是民主还是科学，在政策问题建构中所制造出来的“共识”都出现了经常性地导致政策问题误植的问题，从而说明以共识追求为宗旨的政策问题建构本身已经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把政策问题建构的关注点转移到参与者的行动上来，在承认与尊重参与者之间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合作行动来完成政策问题建构。     

网络空间中的政策问题建构

信息技术正通过网络塑造一个似乎与自然和社会并列的虚拟世界。在这一世界之中,信息流动突破了所有界限,实现了社会的再度脱域化,以至于物理空间距离不再成为政策问题建构权获取的障碍。这一方面使社会问题能够瞬间到达每一个网络终端,在得到广泛关注的条件下转化为政策问题;另一方面,在从社会问题向政策问题转化的过程中,人们的意愿表达从网络的任何节点开始,可以自由地进入政策问题建构过程。由此,政策问题不再是既往的地方性问题。同时,政策问题建构权也呈现为在整个网络空间中的扩散状况,表现出流动性特征。在流动的网络空间中,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进入一个"去中心化"过程。社会结构上的"去中心化"将使人从制度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真正的自主性。网络结构中的政策问题建构是由自主的个体来完成的,然而由于网络中的个体处在与他人的共生关系之中,因此是在相互影响和高频互动的状态中开展行动的。在此种条件下,政策问题的建构也将在人的合作行动中展开。     

主体特质与话语表达:基于“能量场”的政策体制探析

公共政策是整合分化社会与分化利益的有力工具,制定一项良好的公共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一项良好公共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基于各参与主体的特质情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政策产出的体制.关于公共政策主体的分类与分析,国内外学者仍是“仁者见仁”.在后现代话语理论方兴未艾的情势下,公共政策在“公共能量场”中的制定与修订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抗辩、博弈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难民、秉持公共精神的管闲事者、相关的政府机关、不可触犯的上级权威等四类公共政策主体的特质.而政策主体的特质在“公共能量场”中的能动性,既取决于政策主体的主体特质的话语表达,也取决于在解构传统公共政策体制的基础上建构基于后现代话语理论以“公共能量场”为场域的新的公共政策体制的平台搭建.     

基于生态主义语境的绿色政策网络探析

生态主义理论作为生态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绿色政策网络的重要理论之源。绿色政策网络的提出是后工业时代人类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问题与潜在隐患的一种生态主义反思。绿色政策网络就是在政策网络系统中融入生态主义的环保观念,使生态主义的方式成为政策网络主体间的共同价值判断,实现了对政策网络的超越。绿色政策网络蕴含的绿色政治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在生态中心主义视角下的民主、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选择。绿色政策网络的倡导,旨归于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功能分化、重组,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和合作型治理模式。在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结构的过程中,实现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和工业化模式以及在生态管理政策运行中纳入政策网络理论主张的治理范式,进而将生态主义的视角和思想内核贯穿政策网络的分析框架之中,建构绿色政策网络的话语场域和解决当前经济和生态互相不可持续发展模式之转变之道,对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理想民主与现实民主

民主具有两种不同形式即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尽管直接民主在现实政治中已经基本不具有可行性,但是它并没有完全退出政治领域。代议制民主是现代民主国家的现实选择,但是它也存在一些限制自身优越性的负面因素。就民主政治而言,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存在把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但是就二者的相互关系而言,我们应该仅仅把直接民主作为代议制民主的一个前提或者是有益补充,而不能够把它看做是代议制民主的替代品。     

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学解读:基于社会建构论的理论探讨

中国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多发凸显了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重要性。社会管理需要制度、体制的支持与保障,但最终要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来实现。从政策学视角看,社会管理就是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其效果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对社会问题的准确理解与社会政策的合理设计。将社会建构论引入到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要求政策理论者与实践者改变传统客观主义的认识取向,将对社会问题本质的理解从一种既定事实状态转变为动态的主体互动过程。建构论基础上的社会管理创新强调对于社会政策设计的完善,包括合理选择社会政策设计的要素以及重构社会政策设计的过程模式即从反应性走向前瞻性两个层面。     

当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否决现象探析

政策否决指政策过程中政治主体行使否决权,促使决策者放弃或改变议题、决定的现象.政策否决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政治形式,逻辑上构成共识政治过程的一个环节.我国政策否决现象可分为历时性政策否决、共时性政策否决两种基本类型.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否决出现了重大变化,显示了公共政策过程朝向民主化的进步.但是,政策否决的非正式性较为突出,现有制度缺少把体制外否决纳入到体制内否决的机制.     

数字社会个人信息被遗忘权的宪法权利属性、边界与国家义务

被遗忘权的重心在"遗忘",大数据时代通过"删除"来实现;被遗忘权主要指向的是国家公权力,关注的重心是公民在面对国家公权力对个人信息的搜集、处理、应用时被遗忘权如何实现?被遗忘权本质上反映的是独立的个体对个人信息的自主决定、自我支配和自我控制的权利,这种权利体现了对主体性价值的尊重,形成了信息主体对信息控制者发布的信息进行撤回、删除、控制、支配的积极权能与防止信息再次被第三人利用传播的免受侵害的消极权能。个人信息被遗忘权的行使不仅仅有面对国家权力行使的限度问题,也有与其他基本权利行使产生竞合关系的问题,还有特殊权利主体(如公众人物、公权力主体)的个人信息被遗忘权的克减问题,从而形成其权利行使的边界。国家对公民个人信息被遗忘权有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和实现的义务。     

代表理论与中国政治——一个比较视野下的考察

代议制是现代政府的一般形式,近代发端的政治代表学说是其主要的理论基础。作为代议制的一种类型,代表理论为我们考察当代中国政治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视野。然而与一般代表理论不同的是,在中国还存在着另一种重要的政治代表观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代表理论。本文简要考察了两种政治代表理论的特征,它们在现实中的关系和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具有的意义。     

社会政策过程中公众参与角色的变迁及其社会意义

在社会政策过程中,公众应当既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主体,也是政策执行中政策目标指向的客体。如果以"嵌入性—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来描述公众与社会政策制定—执行过程的关系,则建国以来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角色先后经历了非嵌入的受益者、非嵌入的受损者和嵌入的利益相关者这三个阶段。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角色转变展示了国家与社会相互建构的历史、现状,也预示着国家与社会相互建构的未来趋向。     

论政策问题的搜寻系统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总要不时地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政策问题。全面地把握和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中心的政策问题搜寻系统,是把握问题与问题苗头的一条有效途径。在现实中,政府各系统、政党、社会团体、新闻媒介、企事业单位、专业研究机构以及民众个人等,都在政策问题搜寻和提交政府决策机构进行解决的过程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并由此形成一个问题搜寻系统。转变观念,敢于面对出现的各种问题,进一步明确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具体职能,以政府为中心建立政策问题搜寻的计算机网络,定期召开政策问题征询会议等,是政策问题搜寻系统进一步完善和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     

环境与社会:一个“难缠”的问题

正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目前最引人关注的问题,但是当政府投入了大量科研经费试图揭示环境问题成因的时候,自然因素之间的关系被高度重视,而社会成因却被简单化,在许多时候环境政策甚至建立在对社会成因的猜想和自以为是的假说上面。在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环境问题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它需要整体和历史的思考才能加以把握。环境如何成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也许没有人否认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但是在许多人看来,社会问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与     

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

国家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国家制度结构下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直接影响着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国家通过开展民族工作和实施民族政策,建立公民"民族成份"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从制度上建构并确立了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     

从问题导向、过程导向到主体导向——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问题、制度、主体构成政策过程分析的三个核心要素.拉斯韦尔倡导政策科学以来,问题导向和过程导向两大主流范式对问题和制度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研究,但是主体要素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公共政策的相关争论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从外生于主体的问题向政治主体的变化,从而含蓄地重新定义了公共政策.在新的主体视角中,公共政策不再仅仅作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或实施公共利益目标的方案,而是政治主体可资利用实现其利益、目标和价值的工具或载体.     

从社会政策视角探析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

文幸运用社会政策分析视角,以社会政策价值评判分析框架为理论指导,通过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6个基本政策要素进行分析,指出现有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未能恰当“符合”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解决:在政策目的与目标方面,缺乏社会价值指导基础上的明确的政策目的以及缺乏统一、明确、长远的政策目标；传递利益与服务形式,实际上是将原本属于补偿权范围的一定数额的货币补偿与原本应由政府向公民提供的、用以保障公民基本生活的货币补贴混为一谈,规避或减轻了政府责任；适用权益的规则随意化、粗略化；既有服务提供的组织结构下,政策监控不足导致背离“自愿原则”,片面执行养老保障政策以及部分政策执行失真；既有筹资方式下,强化了个体的筹资责任的同时也存在着资金安全隐患；缺乏有效的政策要素互动载体,导致各政策要素间缺乏良性互动等等.改变当前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政策取向,建立起社会政策意义上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的新范式,是完善既有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的必然选择.     

公共理性：公民政策参与的条件

公共理性作为公民的一种政治思维能力,是公民政策参与的基本条件。因为公共理性的内容所体现的政治原则和道德为公民政策参与提供了一种共同的价值认同,使生活在多元社会中的公民能够形成重叠共识。公共理性的相互性原则能够建构参与者间平等互信的交往关系,能够创造全体公民共享的公共生活规则。然而,由于公共理性的界限不甚明晰、公民话语表述能力的不足、公民的公共精神的偏离使公民在政策参与中的公共理性难以实现。为此,必须通过有意识的公民教育、学校的美德教育和不断的政策参与实践过程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从而以具有公共理性的公民行动提升政策参与的有效性和政策产品的民主性。     

走向合作保险型社会政策——2003年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的新发展

2003年以来,我国在社会政策领域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措施与项目,形成了与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极为不同的发展思路.伴随着医疗保障、养老保障领域新项目的开辟与试点,我国社会政策体系正在从一个基于城市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险型社会政策体系向基于缴费的合作保险型社会政策体系转变.合作保险型社会政策体系的建立大大扩展了中国公民的社会权利,但也存在着碎片化加剧、阶层分化扩大以及对个体稳定收入有较强依赖等潜在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公共政策终结研究:现状和展望

政策终结是公共政策周期的最后一个环节,在政策循环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政策学者已就政策终结的对象、策略、方式、影响变量等作了较多阐述,但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相比,仍嫌不够丰厚或有失偏颇。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了"结构—过程"框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对政策终结现象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