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度变迁与“中国模式”的逻辑路径

根据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及其三大构成要素关系的理论，可将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变迁逻辑，在理论上分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和“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两大类型。其变迁手段是通过创设式制度变迁和移植式制度变迁的交替使用来进行的。具体路径体现为：产权制度变迁、组织运行体制变迁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三者之间的相互博弈关系及其创新过程。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变迁以“制度环境变化→意识形态变迁←→产权制度变迁→政府组织形式变迁→制度绩效”的独特路径，验证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其所包含的逻辑路径，正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可资借鉴的一般范型。     

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基于制度分析的视角

基于制度分析的视角,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设计的必要性在于,通过从全域出发的顶层设计所引领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推动传统工业化模式的深度转型。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和实施新型工业化政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部省两级共建、各级政府大力支持、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共同参与的政策体系,并探索出中央层面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地方层面则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以需求型和供给型为辅的多元化政策工具体系。     

关于需求管理模式和启动市场的思考

以扩大总需求特别是有效需求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通过启动市场来刺激经济增长通常是比较有效的。但这一政策实施在我国面临着新的环境,因而其实施效果也具有既不同于其他国家、也不同于我国以往的经验的特点。因此,当前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必须与刺激居民消费和投资的政策有机结合,同时在供给方面更多地下力量,从而使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生更加积极的效果。     

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合作——浙江省宁波市的案例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使得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催生出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矛盾。其中,公众日渐提高的公共服务需求与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和供给的局限成了一对主要矛盾。如何提供普遍的优质公共服务,摆在了各级政府面前。尤其是地方政府,一方面承担主要公共服务职能,另一方面又受到财政和政策的局限,使得它们不得不探索全新的政策工具来保障公共服务的供给。在西方国家,社会参与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然而它的适用性在中国尚存有疑虑。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宁波市海曙区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提供养老服务过程中的合作模式,讨论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过程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本案例表明,尽管存在威权主义的倾向,但在公共服务任务的倒逼之下,中国地方政府仍然可以主动培育社会力量,让自身获得新的政策工具,进而使一些地方性的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决策、执行和改进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于中国社会组织而言,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扩大或许是这些组织"在参与中成长"的重要机遇。     

简析政策执行失效的制度因素

本文认为,确保宏观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目标的有效执行,必须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和创新。但在转型中国,确保政策执行的制度供给过程,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确定了地方政府作为主导型制度供给的主体。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主观需求,主要是在地方行政主导的格局下,创造地方行政政绩,为地区发展政策提供制度支持;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宏观政策,则因为缺乏执行政策的制度支持,从而不能完全实现政策目标。因此,必须通过纵向政府间权力制约的制度安排,来维护和加强中央的权威,以创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正向互动的统一关系,为宏观政策的顺利执行奠定制度基础。     

区域环境治理中的新政策工具

区域环境问题是指一个行政辖区内的生产活动所带来的影响超出了辖区范围,产生了区域环境污染外部性。区域环境治理需要采用各种手段和途径实现治理目标,中国的区域环境治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逐渐采用以基于市场的工具、信息类工具、自愿型工具为主要内容的新环境政策工具,但是新环境政策工具并没有取代传统的管制型工具,因为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受制于政策网络风格。在中国,区域政策网络在纵向上中央集权、地方权力有限,在横向上权力分散。环保局权力受制于地方政府和其他职能部门,是一种松散的、互相依赖性弱的政策网络,在这种政策网络中,新政策工具仅仅在渐进地改变着政策工具箱,而主导的环境政策网络风格并没有变化。     

城市夹缝空间的绿色力量:环保社区社会组织生长的社会政策逻辑

社会政策强调社会福利的给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深,环境公共福利的供给日益成为影响城市和社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环保社区社会组织应运而生,作为保护城市生态与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社会组织,其增进社区环境公共福利的作用值得关注。本研究选择我国长三角地区的南京、上海、杭州三个城市为研究个案,深入分析环保社区社会组织的成长现状、成长中的制约因素及其功能与作用。针对环保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成长缓慢以及与政府建立的非对称资源依赖关系的现状,提出加强环保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建立对称的资源依赖关系等对策,促进环保社区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及其地方实践——关于内蒙古S旗生态移民的社会学分析

在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得到广泛实践的生态移民政策,延续了中国长期形成的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危机应对"和"政府直控"的特点。通过对内蒙古S旗的实地研究,我们发现生态移民政策的实践过程是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精英、农牧民等多元社会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在复杂互动关系的背后是由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以及地方民众所形成的权力和利益网络。自上而下的生态治理脉络中,地方政府处于各种关系的连接点上,其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于一身的"双重角色",使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     

论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三重维度

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是改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关于如何推进社会政策比较研究,学者众说纷纭。但政策认知、政策移植、政策原创是社会政策比较研究必须经历的三重维度。在这其中,认知是前提基础、移植是一般目标、原创是根本目标,此三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政策比较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受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政府信任危机以及竞争性因素的影响,也出现了如贫富差距扩大、群体性事件频发等问题。这就突显了我国社会政策创新和发展的紧迫性。因此,促进我国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推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在必行。但其在进行的过程中却遭遇了一些困境和阻碍,如人类理性的困境、理论通往实践的困境、提升政策创新能力的困境等,这就需要通过改善政策主体创新能力、优化政策系统环境予以破解。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财税政策探析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有关部门已出台了多项财税政策来调整疫情下的经济发展，并起到一定的作用。文章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分析了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及疫情发生以来国家颁布的相关财税政策。从疫中与疫后两方面探讨了政策不完善的地方，并提出建议。     

外部压力下共识形成的政策逻辑

受公共资源和决策者注意力有限性的影响,低能见度公共问题会出现政策供给不足的现象.在焦点事件引发的外部压力下,政府决策者与政策参与者逐渐达成共识,完成低能见度公共问题政策供给从无到有再到完善的渐变,以求解决实质性问题.外部压力的差异以及同样压力下问题共识与备选方案共识的强弱不同,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政策.政策供给渐变的逻辑始于焦点事件引发的外部压力,成于持续外部压力下的共识形成.     

评析卢武铉“和平繁荣政策”下南北关系的发展

韩国卢武铉政府执政后,出台了新的对朝政策即“和平繁荣政策”。3年来,“和平繁荣政策”的实施切实地推动了南北关系的发展,使南北交流与合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由于双方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以及地缘政治环境所带来的外部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南北关系发展也充满了曲折和挑战。展望未来,“和平繁荣政策”所倡导的对话、合作、共同繁荣仍是南北关系发展的主流。     

民意:地方公共政策制定的缘起和归宿

政策制定是整个政策过程的关键性阶段,政策制定质量的高低关系到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在现代民主社会,是否合乎民意无疑是评判公共政策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民意源于人们对整体生活环境和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主观感受,源于自身合法利益实现的诉求表达.在地方公共政策制定中,只有对民意予以积极吸纳和理性应对,并出台政策措施以有效回应与实现民意,政策才能被社会公众所接受、遵从和维护,诸多经济、社会与人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才能得以及时解决.因而.民意应该既是地方公共政策的缘起,又是其归宿.     

公共品供给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探析

公共品的供给与政府行为,尤其是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密切相关.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对增长的片面追求可能会忽视其公共品主要提供者的角色.政府在地方公共品供给中的"越位"和"缺位"行为、融资的变通行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推诿行为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激烈等导致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地方政府行为出现偏差的制度根源是由于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干部考核制度以及地方公共品供给机制不完善所导致.因此,完善相关的制度是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关键.     

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证研究

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是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内容,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将对其产生重要影响。随着中国财政分权的推进,地方政府的支出行为是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因素。文章在分析了中国式财政分权一般与特殊后,应用SPSS的相关分析对二者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相应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优化地方投资环境的政策与立法分析──以东北地区辽宁省为例分析

优化地方投资环境,首先在于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而辽宁振兴乃至东北振兴,还需要勇于直面本地区的投资及经济持续低位运行的现实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完善体制机制,调整政策引导内容,依法优化投资环境。因此,极有必要总结投资环境问题,特别是加大对于优化投资环境的政策立法研究,因而契合优化投资环境的政策与立法研究极有必要。而优化地方投资环境政策和立法的重要点,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积极引导和保护社会资本进入投资领域,对此,更应在依法治国理念下完善地方立法。     

政策类型与政策执行:基于多案例比较的实证研究

以洛伊(Lowi)的政策分类框架为基础,运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对中国背景下政策执行问题进行的研究表明:分配政策的执行偏差往往是由政策本身的因素造成的;构成性政策执行的关键在于不同执行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调;规制政策执行难度大,影响其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一是规制对象的特点,二是能否有效控制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建立在权钱交易基础上的合谋;再分配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生产商和公众等利害相关者会围绕其所蕴含的巨大利益空间展开复杂的利益博弈。在现有的制度背景下其必然结果是地方政府、生产商和社会中上阶层在博弈中获胜,共同瓜分再分配政策中所蕴含的巨大利益,导致政策执行失效。     

面向家庭的照料社会政策建构:范式、因应与路径

社会政策研究经历了由"补缺型特征"向"发展型趋势"的范式转向,家庭由此从"边缘"走向了社会政策的"中心",并与内外部环境产生积极互动。以家庭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社会政策为社会化的照料活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由此形成了满足社会照料需求、提升照料供给主体能力的照料社会政策。由于制度的长期缺位以及家庭功能的弱化,我国出现了老龄化与老年照料需求增加、儿童照料赤字与生育率降低、女性工作—家庭难以平衡、家庭形态变迁与照料功能式微等对照料社会政策的现实需求表征。家庭本位的照料社会政策的建构遵循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社会政策范式转型、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以及家庭发展能力提升的理论逻辑。客观审视当前中国家庭的变迁以及社会政策的演变特征,迫切需要将家庭作为照料社会政策的客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多主体、全方位、多渠道的行动路径,以培育家庭形成内生化的风险抵御机制。     

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与政府行为选择

公共物品领域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使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成为可能.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依赖于农村的非营利组织形式,其主要包括农村行业协会、农村合作组织和农村社区自治组织.但是,要保证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性,政府必须在政策上、经济上和道德上予以支持,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     

公共政策活动中的子系统

在政策系统内部存在着在整个政策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具有能动性的子系统。它是制约和支持政策活动的相关社会规则和社会规则相联系的组织机构、作为组织机构的政策代理人这三种因素的有机结合。在政策子系统中存在着执政党、政府的组织机构及其政策代理人与社会的组织机构及其政策代理人之间的矛盾,存在着政策相关组织机构、政策行动主体与既定社会规则之间的矛盾。在社会转型时期,政策子系统内部的这两对矛盾具有复杂多变、甚至激烈冲突的形式,但它们都是非对抗的。在政策子系统中,与政策相关的组织机构及其政策代理人会以社会为资源和约束,围绕政策议程设立和政策方案建议产生论辩和协商,以解决内部的矛盾,从而形成议题网络、政策社群和政策支持联盟等聚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