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移民权益保护与政府责任——以新疆轮台塔里木河移民为例

政府主导的生态移民是一个典型的政府的计划干预过程,相应的移民安置规划与安置模式折射出政府视角的发展思路。以新疆塔里木河生态移民为例,从生态移民系统的运行角度看,生态移民活动的利益相关群体包括中央政府、移民个体、行业主管部门、迁出区和安置区的地方政府等。每个利益相关群体均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经济或者社会利益诉求。生态移民主要有生存发展权、社会福利权、公众参与权及财产补偿权等权益。生态移民补偿机制的缺陷,特别是对移民非经济成本补偿的缺失、对安置区资源的占用以及其他导致社会不公的因素,是生态移民过程中社会冲突的根源。政府需要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准确定位、注重法制建设以及构建参与与申诉机制,缓解社会冲突和利益冲突,承担相应的政府责任。     

区域整合中的地方利益冲突与消解——以关中—天水经济区为例

区域经济整合是我国当代经济社会深度调整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命题。长期以来,基于地区利益关系形成的"行政区思维模式"交织着来自市场、政府、社会三方的各种利益冲突,构成了"行政区"向现代"经济区"转变的时代梗阻,滞缓了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以协同为导向的政策支撑是推动区域经济整合、化解利益链阻的关键。作为我国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区域发展规划之一,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建立、运行过程中存在地方政府及市场层面的多重利益冲突,其跨越式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地方公共管理部门的改革创新,迫切需要在区域发展观、社会力量培育、行政激励机制、政府协调力量等方面有所突破。     

地方身份秩序、住房获得与竞争式地方政府——关于中国政府移民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

本文运用政策文献分析法,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移民政策变迁进行了历史分析.文章认为,我国政府确立的移民政策和不同时期两级政府确立的财税制度以及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有密切联系.伴随市场改革的进行,企业要求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逻辑正在弱化原先的户籍制度,竞争式地方政府所采取的选择性移民政策则在塑造新的地方身份秩序.市场改革前,城市福利房的获得与城市居民身份资格有关;市场改革后,城市商品房成为外来移民获得本地户籍的重要条件.住房部分产权(使用权)向住房全部产权(所有权)的转变意味着,住房从再分配制度下政府对社会成员的政治控制功能,转变为市场制度下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功能.     

地方政府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创新：核心要义、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入新阶段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推进实施，地方政府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创新成为具有现实紧迫性的实践问题和急需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地方政府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创新的逻辑理路是地方政府创新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支撑。在核心内涵指导下，地方政府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政策创新需要遵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目标逻辑和实践逻辑，结合已有实践基础，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的综合决策协调制度、健全稳定规范可持续的生态文明财政支出投入机制、建立生态文明财政支出动态监控机制、加快构建“政府—社会资本—公众”多元投入模式、完善“分配—考核—奖惩”全过程绩效提升机制、强化配套保障机制建设等。     

"两型"社会建设中政府、企业、公众的角色定位分析——以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为例

十七大之后,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家确定为"两型"社会试验区并被赋予先行先试的政策创新权.要实现"两型"社会的目标,必须转变现有的发展模式.建设"两型"社会,关键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创新.推进综合改革试验,需要正确定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角色和功能,协调政府、市场、社会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循环机制.     

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

从国家、市场、社会扮演的角色来看,我国在实践中已逐渐形成"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民间组织型"、"政府、社区互助型"、"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五类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生成本质上反映着国家、市场、社会不同性质力量之间的互动与配置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功能。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与类型化发展,也反映出了现代国家开始突破单一治理模式,在多元力量共存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探索形成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     

我国地方政府政策主体地位实现的重要性——以山西省左权县扶贫移民的政策过程为例

地方政府在政策体系中既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又是地方具体政策的制定者,承担着将贯彻中央政府大政方针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效整合的责任,地方政府政策主体地位实现的重要性因此而愈发突出。山西省左权县扶贫移民政策推行过程中的政府作为说明：地方政府政策主体地位的实现有利于切实贯彻中央政策、有利于实现政策创新、有利于对已有政策的优化。     

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与政府公共管理模式转变

由市场力量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 ,为公共管理理念的回归和实践注入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 ,社会中介组织应运而生 ,中介机制和功能的发挥 ,正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 ,有效拓展了公共管理职能 ,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     

政府与市场:互动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变迁——基于浙江现象的个案分析

浙江区域市场体系发育、演进鲜明的内生性和自发性特征,决定了浙江现象对于反思和总结中国市场化进程,以及地方政府在这一进程中的角色具有特殊的意义.从80年代的"放任与扶持",到90年代的"引导与规范",再到新世纪以来的"服务与提升",浙江各级地方政府的角色行为同区域市场体系的发育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机制.在根据市场体系发育和市场秩序扩展的内在需要不断进行"试错性"调整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行为较好地呈现出了"市场增进型"的"有效政府"的规定性.     

区划型行政壁垒:地方政府合作中亟待破除的空间障碍

区划型行政壁垒指的是在行政区之间出现的资源梗阻现象。在跨界公共问题治理方面,它阻碍了地方政府合作。由于制度供给与转型需求之间存在错位,区划型行政壁垒在时间与空间、全面与局部、制度与过程等关系中均以矛盾形式呈现出来。研究发现,其产生和强化的原因有:政府固守管辖权益、区划调整的政治偏好和市场公众的庇护行为等。为了破除区划型行政壁垒,增进地方政府合作,应从加强行政区划调整的规范性、发挥广域型市制模式积极作用、建立跨行政区联合组织等方面着手。同时,还应在公共资金、管理技术以及市场社会力量的支持等方面建立保障机制。     

社会正义视域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

在微观先行的政治发展逻辑作用下,如何在权力结构由单一转向多元、合法性来源由威权转为共识的宏观"治理化"变迁过程中切实践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成为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现实诘问。从理论上考量,社会正义是地方政府治理的应有之维,其应建立起以内在价值导向、主体角色定位和共识达成路径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政府正义治理模式,在回应社会正义内在诉求的同时,为推动行政模式由"管理"向"治理"转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出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径。     

生态治理中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智猪博弈”及其破解

在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面临着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导致其缺乏执行相关政策的积极性,从而与中央政府形成了经济学上所讲的"智猪博弈"的局面.破解"智猪博弈"需要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上的事权财权,全面引入"绿色GDP"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实现"区域限批"制度化,不断完善生态治理问责制度,进一步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

如何描绘和分析中国地方政府过程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并且产生了多个富有影响的概念,其中就包括"压力型体制"。"压力型体制"是对地方政府运行的形象描述,强调地方政府的运行是对不同来源的发展压力的分解和应对。压力型体制是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它对社会和政治系统的全面动员能力受到了限制,动员方式和手段有所改变,但却扩散到经济领域之外更广的领域。因此,作为一个概念,它依然有解释的力量并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现实选择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依靠力量不应是任何单一主体,而只能是由政府、企业、环境非政府组织(公众)良性互动、优势互补所形成的社会合力。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充分发挥企业关键作用,保障公众和ENGOs合法有序参与,从而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合力,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现实选择。     

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分析

住房保障是关系民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居民住房保障问题不能仅依靠市场去解决,中央及地方政府必须承担住房保障责任,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均等地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发展的利益.保障性住房建设是地方政府落实中央住房保障政策的重要举措.然而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注重考虑局部经济利益,忽视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形成了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央政府的政策收效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方政府是否采取积极的履责态度.文章运用"智猪博弈"模型解释上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清代移民与台湾食盐贸易制度化

清廷统一台湾后,随着移民的涌入,政府对台湾控制不断加强。清廷以政权的力量在台湾制造了食盐商品的特定市场,使食盐贸易由原先的物物交换转化为专卖形式。政府力图通过食盐专卖收取饷银,解决军饷及财政支出。台湾食盐贸易的制度化,其实是台湾内地化进程的重要表现,政府通过这一过程将台湾纳入有效的管理体系中。     

论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合力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依靠力量不应该是任何单一主体，而只能是由政府、企业、公众和环境非政府组织（ENGOs）良性互动、优势互补所形成的社会合力。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作用，保障公众和ENGOs合法有序参与，是形成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合力的关键。     

城乡一体中的治理合流 ——基于“特色小镇”的政策议题

建立什么样的城市既是一个国家治理中的政策设计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治理中的路径选择问题。由地方政府发起的特色小镇建设，既是一个地方城市化政策的先行尝试，也是不同地方政府间治理协同的过程。在特色小镇建设的推进中，还同时面临着市场本位和国家本位的博弈。总体上看，特色小镇不但应该纳入国家城市化的总体战略，也应该尊重地方政策创新的积极成果，在城乡治理合流中实现产业转型、人口导入和文化传承的功能融合。     

政府生态治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与政治锦标赛

市场机制的内在机制失灵与公民社会的自组织困境凸现了政府生态治理的主体角色。然而,以往对政府生态治理意愿与效能的塑造路径局限于政府组织层面的理念、体制与机制上。这实质上是传统西方组织理论囿于组织结构研究视角的逻辑作用结果。事实上,政府生态治理过程无法回避政府体制中的核心行动者,即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其意愿与行为将直接影响政府生态治理的政策走向与政策效能。通过政治锦标赛模式,塑造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态治理意愿与合理生态治理行为,从而有效保障政府生态治理的持续性绩效。     

解析日本明治初期农业补助政策

农业补助政策不仅能够体现执政者对农业问题的认识,亦能够体现农业在该国家产业结构及财政体制中的位置;同时该政策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各自的动向,还能够体现出该国家统治政权的结构及其施政方式。日本明治初期农业补助金投入的具体内容表明,该补助政策继承了江户幕府农业补助政策的内涵,其目的仅仅在于维持政府的财政收入,具有前近代性;这无疑是明治时期日本农业一直处于零星农业状态的原因之一。同时该项补助金投入的整个过程凸现出明治初期政权内部中央与地方的相对性关系,进而表明该时期其各项近代化政策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协商、交涉中实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