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词人刘德秀小传辑补

南宋词人刘德秀,《宋史》无传,清陆心源《宋史翼》亦未之补。《全宋词》刘氏小传因属草创,故较简略,兹辑补其未备者若干事：德秀自号退轩。曾任桂阳军学教授。孝宗淳熙十年,已知长沙县。十二年,已知湘潭县。约十五年至光宗绍熙元年,四川制置安抚使司参议官。三年八月,已知重庆府。此后,曾任大理寺主簿。五年七八月间,已任大理寺司直。五年八月至宁宗庆元元年四月,监察御史。元年四月至二年正月,行右正言。七月起,兼侍讲。至迟此年十月,阶官已至朝奉大夫。二年正月,除右谏议大夫。至迟此年十二月前,仍兼侍讲。三年二月,犹在右谏议大夫任。至迟此年七月,已官兵部尚书,仍兼侍讲。至迟此年八月,已官殿中少监、兵部尚书。四年四月,兵部尚书、兼实录院修撰。九月,吏部尚书,仍兼实录院修撰。五年七月,出知婺州,贴职已至宝文阁学士。六年,犹在婺州任。此后至嘉泰二年十一月前,龙图阁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知成都府。此后至开禧元年四月,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四月至九月,太中大夫、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爵郡公。以病乞去,九月,除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于慎行年谱》笺补

于慎行（1545.11.3-1608.1.9）,享年63岁。字无可,更字无垢,又字可远,号谷山,世称于阁老。山东省东阿县人。明隆庆二年（1568）进士及第,选庶吉士,先后曾任修撰、侍讲、左谕德、侍读学士、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兼学士,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①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马愉年谱简编

马愉（1395-1447）,字性和,号澹轩,明山东青州府临朐县（今属潍坊市）人。宣德二年（1427）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正统三年（1438）,与修《宣宗实录》成,升侍讲学士。正统五年,由杨士奇荐,入阁预机务。正统十年,升任礼部右侍郎。正统十二年卒。赠翰林院学士、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赐谥号“襄敏”。有《澹轩文集》传世。今据其所传诗文及相关资料,编此年谱。     

费密《任瀚传》辨误二则

近来笔者在袁凤孙《嘉靖南充县志》中,发现清代著名学者蜀人费密为“嘉靖八才子”、“西蜀四大家”之一的任瀚所作传,但传中错误有二,详见下:其一,费密《任瀚传》称:“癸巳(嘉靖十二年),天子遴才,改春坊司直,兼检讨。”而《明史·任瀚传》则为:“十八年,简宫僚,改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孰是孰非?按,嘉靖十二年,任瀚确同唐顺之等同被吏部推翰林编修,但被“报罢”。《明世宗实录》卷一五二记此事甚详,“先是,上以翰林侍从人少,诏吏部博采方正有学术,为众望所归者充其选,于是部臣疏顺之等十人名上。诏七人改补如拟,其报罢三人者,任瀚、…     

陆游词作系年

[双头莲]《呈范至能待制》应作于淳熙二年陆游[双头莲]《呈范至能待制》一词,上海辞书出版社《唐宋词鉴赏辞典》认为“当作于淳熙三年秋陆游病后休官时”,笔者看法不同,以为提前一年,当更确切。首先,该词标题《呈范至能待制》不能忽视。范成大于“淳熙元年(1174)十月除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见周必大《省斋文稿》卷二十二《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淳熙二月(1175)“正月二十八日自广易蜀,五月二     

明代兵部尚书喻安性澳门驱倭

明朝万历中期,占据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曾经收买三千多名日本倭寇,经过操练后不断骚扰广东沿海,掠夺华人财物。正值明朝朝廷准备出兵进剿之际,时任广东巡海使喻安性单骑进入澳门与葡萄牙人谈判,最终使葡萄牙人将日本倭寇遣散回国。喻安性,明万历二年(1574年)生,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人,字中卿,号养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喻安性中进士,历任南昌府推官、礼部主事、吏部给事中。     

李贤

<正> 李贤(1408—1466),字原德,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人,父李升.祖父李威曾任云南省江川县丞.李贤学业精粹.乡试中举,名列第一(俗称解元).33岁时又考中进士,其考卷传出,争相传诵,大有京城纸贵之势.内阁大臣杨士奇非常赞赏他的文章,很想见识他.但李贤为避授官分配的嫌疑,拒不拜谒.初授吏部验封主事,历任兵部、户部、吏部侍郎,深受子谦信任.天顺元年(1457年)二月,他以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值文渊阁,参与政事,徐有贞罢相后,他继任内阁首辅.明代,内阁大臣多为南方人,河南人官至首辅者,唯有李贤和高拱两人.     

姚合年谱(接上期本刊)

据《唐会要》卷六十载:“(元和)五年二月,御史中丞王播秦:监察御史,旧例在任二十五月转,准具员不加,今请仍旧;殿中侍御史,旧例在任十三月转,准具员加至十八月,今请减至十五月;侍御史,旧例在任十月转,准具员加至十三月,今请减至十月从之”。(《容斋四笔》、《文献通考》中的待御史的任期为十二月,馀同)。知姚合宝历元年初至大和元年正月为监察,大和元年二月至大和二年三月为殿中御史。冬,与贾岛、马戴聚会于洛阳。     

丘浚年谱

(接上期第106页) 案:丘浚《经筵进讲》序云:“天顺甲申八月二日,今上首开经筵,时知经筵官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浚于是时叨克讲官。”(《琼台诗文会稿重编》卷5《学士四荣》) 作《秋兴》7首。 案:诗题注云:“天顺甲申”。(《琼台诗文会稿重编》卷5)……     

赵贞吉生年考及官职考——《明史》辨误两则

明人赵贞吉的卒年在《明史》中记载为“万历十年”,陈支平先生的《赵贞吉卒年考——明史正误一则》已证此说有误,本文增加史料进一步证明,并由此推之赵贞吉的生年应该是明武宗正德三年（即1508年）;《明史》记载赵贞吉隆庆元年任“礼部左侍郎”,而经多方考证,隆庆初（即1567年）赵贞吉应任“吏部左侍郎”。     

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维度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其特性深刻地影响到了元代社会面貌以及思想文化特征。传记作为反映社会重要事件和富有影响力人物较为直接的载体,元朝的特性亦相当程度地影响着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写作的维度,令其富有独特的观照意义。元朝复杂的政治格局使得军人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重要表现主体,多元的民族起源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尤其值得注意的书写内容,程朱理学对于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判断影响深远。这些不仅是元代传记独特性的表现,传记作为元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诗文的研究亦可由以上几个维度的探研而有所突破。     

《桑怿传》及其文史意义探析

《桑怿传》以“捕盗”为叙事主轴,行文策略、写作手法与传统人物传记同中有异。糅合正史人物传记与传奇小说笔法,刻意不完整撰写传主生平,以与正史“互见”之法,不仅超越前代的传记、小说,开创史笔入文集之新例,也体现了欧阳修跨越文史,以及“事信言文”“纪次而传”的文道观,对宋代人物传记与古文发展影响深远。     

虚构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从《雷焕别传》说起

检视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多如《雷焕别传》,常羼杂有虚构性的内容和情节,通过这些具有虚构性质的内容和情节凸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也具有了明显的虚构性特征。可以说,虚构性已是汉魏六朝杂传的重要特征。而虚构性无疑使得汉魏六朝杂传渐离史传,并在不知不觉中趋进了小说。     

《清凉传》著录研究——以《清凉传》在文献典籍中的著录情况为中心

《古清凉传》、《广清凉传》、《续清凉传》是唐宋时期五台山的三本志书,《清凉传》是它们的合集合称。＂三传＂在各类书目及文献典籍中都有著录,通过对其著录情况的整理,可知《清凉传》成为《清凉三传》是一个不断增补的过程。＂三传＂尽管兼具传、志、艺文等性质,但就＂三传＂的作者宗旨而言,根本目的是辅助教化,是要建立和弘扬文殊信仰。     

刘向《列女》、《列士》、《孝子》三传考论

刘向作《列女》诸传 ,其实是对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作了创造性的运用。正是这种具有创造性的做法 ,不仅使杂传文体得以形成 ,也使刘向成为第一个大量创作杂传的作家。刘向所作《列士传》、《列女传》、《孝子传》三传 ,不仅是杂传之“始作” ,而且其中鲜明的小说品格 ,又开启了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之路 ,汉魏六朝杂传由此成为唐人传奇的重要源头。     

试论汉末的名士别传

汉末名士别传数量众多,重点记述了名士的异行、异能及对名士崇拜之风。它善于选取轶闻趣事,具有明显的虚构色彩,多用细节描写,运用了明显的小说笔法,成为以后志人、志怪小说及史书的重要素材。修史之风的流行,强烈的名士崇拜心理及人物评议之风的兴盛是汉末名士别传盛行的重要原因。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明人和宋词刍议

明人和宋词,即明人对宋代词作的跨时空追和与赓续,是明代对宋词的传播与接受的一种形态表现。明人和宋词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的宋代词家亦广,包括宋代大家名家。和宋词的主要模式有三种,而其产生的缘由则是出于宋词的名篇效应、明人社交的需要及个人情志表达的需要。论述明人和宋词可以一窥宋词在明代的流传接受轨迹及明人词学发展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