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电影三代女明星的文化表征及其转移轨迹

摘要： 电影女明星作为视觉化的范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明星的文化认同跟主体所处的社会空间和所担任的社会角色有密切的关系。华语电影的三代女明星的文化表征，分别隐喻着近30年以来中国社会与电影及大众文化表演的转移轨迹。新时期电影表演与政治叙事的框架下掩饰不住的是大众的集体幻想；而巩俐则是作为传统东方文化及想像的承载对象而出现的；章子怡作为大众传媒时代的明星，是按照电影工业和明星制的机制及规范逐步被打造而成的。她们分别对应的是身体性的历史展示，文化想像被作为一种假象的情色奇观以及纯粹符号化的快感凝视。传播民族文化，准确把握明星受众视觉与文化心理，进而推及到国际语境之中，是我们常常看不到的问题。     

《银幕艳史》--女明星作为中国早期电影文化的现代性体现

《银幕艳史》是一部具有自指性白话现代性质的纪录剧情片,也是记录了中国早期电影和观众结构及其转变的范例。从性别的角度检视身体和电影科技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从女演员的银幕形象和影迷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中国早期电影是由媒体传导的、具有白话性或通俗性的一种现代体验,女明星的身体是中国20世纪早期现代性的体现。     

2010年十大幸福女明星

１．赵薇新加坡产女 ２０１０年５月，赵薇第三次荣获大学生电影节最受欢迎女演员奖，２０１０年６月，赵薇担任第１３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国际评委，２０１０年８月，出任第１０届长春电影节形象大使并获得影后殊荣。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６日荣获第１９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之第三十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成为赵薇影视道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她“失踪”半年、新加坡产女更让人惊喜，她是２０１０年最幸福的女明星。     

京城四少，究竟“祸害”了多少女明星

有着“京城四大名少”之称的汪小菲、汪雨、王烁、王珂，不仅风流韵事多牵扯女明星，而且行事作风出奇一致，爱也匆匆、离也匆匆。只是这离散间，不知多少女明星洒下了伤心泪……     

中国电影初创期上海影像美学内涵的视听实现

中国电影艺术初创期上海影像美学内涵视听化为上海的政治影像、都市形象、女性形象等,都充分体现出上海影像与海派文化随社会历史的变迁,不断实现着有机的审美“耦合”。中国电影初创期上海影像的政治影像美学内涵萌芽视听实现为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地和中国近代民族独立思想策源地。其近代都市形象美学内涵视听实现为上海影像中“罪恶”之都的符号化表达——帮会和现代都市景观显现。其女性形象美学内涵视听实现为电影中的都市娼妓和都市新女性。     

论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对“明星制”的突破

电影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后,迅速崛起为广受国人欢迎的大众艺术,为近代中国女性步入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到20世纪30年代,电影女明星成了上海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明星制”成为一时之风。针对“明星制”的弊端,左翼电影采取多种措施,对其予以批评并试图突破其藩篱。但宥于当时中国电影发展之现实,“明星制”终究未能发生根本改观     

社会教化、婚姻自由与妇女启蒙——王汉伦无声电影三主题

王汉伦在其从事的电影事业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女性观,并努力将其付诸表演实践。只是电影表演终究是一种虚幻的表达。“脂粉市场”中被制造和生产的“新女性”,归根结底是资本意识形态的营销策略。电影、电影女明星及其表演。不过是资本与现代性轰然前行当中转瞬即逝的幻景。自然,性别的现代文化意义无法从现代电影影像中得到正解。     

八卦：女明星的绯闻心态

话题解释：影视圈里的感情话题，任何时候都很热闹，分分合会。从来没有一刻消停过。不过恋爱也好分手也罢。抑或结婚、离婚，本就是寻常事，可是却有那么几个女明星，干脆把恋爱当游戏，把绯闻当外衣，一出又一出，乐此不疲，让看客都觉得眼花缭乱……     

好菜坞女明星的“香水尺寸”

在好莱坞绚丽的舞台上，每一位女明星都想成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美丽夏娃，她们用华彩的衣装，撩人的姿态，不断的绯闻和完美的身形合力塑造自己的与众不同。     

空间生产和身体言说:中国电影的上海城市想象和建构

中国电影中的上海城市形象是一种特殊的想象和建构,它是历时和共时交构的结果。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的代表,上海经由中国电影的历史性书写,并立足空间生产和身体言说两个维度的影像建构,最终成为民族家国话语、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图景的指代。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电影中的上海城市形象是中国国家形象的特殊代言,是中国民族志书写的一种。     

彻底抛弃《西游记》研究中的“疑古”——“轻古”模式——简议国内外学者《西游记》定稿人研究

“五四”以来,《西游记》研究失误的方法论原因,首先在于“五四”后盛行的“疑古”思潮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易》理”、“丹学”和道教等不求甚解（即“轻古”）乃至一概否定的研究模式。作为一位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没有读懂第一回对《西游记》最终定稿人阎希言真实身份的所有隐喻暗示,“《易》理”难倒了日本的“中国通”。由于对“丹学《易》理”和《道藏》等典籍的熟悉程度不够,所依托的西方形式逻辑思维习惯与中国“丹学《易》理”要求的八卦象征、《易经》用典等思维习惯大不相同,所以,美国学者蒲安迪对《西游记》第一回中一些关键性“密码”的破译就不到位,也未能破译阎希言。国内外华裔《西游记》研究者难以破译的首要原因,则在于专业视野太狭窄,不太了解茅山明代道教史。     

水书“二十八星宿”声母总结分析

水书是水族十分古老的文字形式,近些年对它的研究十分丰富。但是这些研究的着眼点主要还是字形和意义,其实水书还承载有其他许多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对水书所携带的古音分析,并将之与汉语古音进行对比,既能对水书＂二十八星宿＂所携带的古声母做一个粗略总结,又能对今后古汉语研究起到一点辅助作用。     

倪维思夫妇释经布道文之语言实验

19世纪中后期,从对文言文的选择实验到对区域方言的选择实验,从对南方方言的选择实验到对北方官话的选择实验,从对北方官话的选择实验到对一种基于北方官话基础的时代共同语与共同文("新白话文"或"传教士白话文")的选择实验,新教来华传教士倪维思夫妇在释经及宣教布道文的语言实验方面的道路,既彰显出他们夫妇二人在此方面的实践努力,亦昭示出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在此领域的自觉探索、实验路径与实际成效。这种语言实验与语言转型,客观上为"五四"新文学的语言实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教师角色观演变的文化阐释

不同的教师角色观实际上深刻地反映出不同的文化意义。古代优秀教师被尊为“经师”，在社会上拥有比较高的地位，是知识的化身与权威的代言人。“五四”时期，在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下，陶行知将教师定位为“新教员”角色，与传统的“经师”角色有着根本性区别。新时期以来，“教师即研究者”成为教育界普遍认同的理念。     

略论余上沅、赵太侔和熊佛西“国剧”理念的差异——“国剧运动”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余上沅、赵太侔和熊佛西均是“国剧运动”的中坚，都为“国剧运动”的倡导不遗余力地努力，而且都撰写了代表“国剧运动”倡导者们的艺术理想和包含了他们艺术个性的专题文章。但他们在表述自己的“国剧”理想和戏剧主张时又是有差异的。余上沅的“国剧”理论核心是崇尚“写意”，赵太侔的“国剧”追求世界性的通性与民族性的个性的融合，熊佛西则强调和重视戏剧的“内容”先于“形式”。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与中产阶级改革者的崛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当时中产阶级争取社会认同的努力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美国城市中产阶级在各个领域中发起和领导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使进步主义精神深入人心,在美国近现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此同时,进步主义运动也培养了他们的群体意识,成全了他们在地位“边缘化”的社会环境中争取社会认同的心里诉求,帮助他们实现了社会形象与价值取向的构建,造就了“黑幕揭发者”、“社会服务处运动者”、“反对个人主义运动者”和“政府改革者”等中产阶级进步主义改革群体,以鲜明的个性特征和进步的价值理念彰显了自身的社会存在,赢得了社会的认同。     

“反差不多”论中的“差不多”——以“反差不多”运动中的茅盾与沈从文为中心

肇始于1936年10月的“反差不多”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场自由主义文学和左翼文学间引入瞩目的文学论争,作为双方主将的茅盾和沈从文虽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今日看来,二者间却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新八股”、“公式主义”与“差不多”的问题,发现了当时文坛存在的“差不多”的创作现状,并开出了差不多的“药...     

梁启超:重新勘定中国文学的现代认同——兼及其对于新文学家文化人格的构建

在早期致力于政治改良的宣传时代,梁启超积极借镜日本和欧洲近现代的文学经验,这对其启蒙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他强调借助欧洲文学革新中国文学,其文化认同明显向前者倾斜。欧洲之行中梁启超认识到作为国人现代想象的主要参照的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盲目推崇科学理性的偏颇,而将强调理性与情感均衡发展的文艺复兴作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样板。与此同时,他回归"诗言志"的诗学传统,对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给予高度肯定,并将中国古代诗人的崇高情怀和抒情精神作为新文学家文化人格建构的典范。这显示出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的独特性。     

新文化运动、“文化热”与“国学热”——从文化整合中的三种现象看文化转型规律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诉求引发了三次文化高潮,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外源性文化危机,是以少数知识精英为主体的一场文化革命;80年代＂文化热＂源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而近年来的＂国学热＂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共同选择。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热＂,再到＂国学热＂,三种文化现象显示了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文化主体正从少数知识精英扩展到普通大众,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断整合过程中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下）——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