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育的民间组织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环节

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被合称为民间组织。民间组织实际上就是合法的、非政府的、非党派的、非营利的、具有一定志愿性、实行自主管理、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我国的民间组织规模、种类、数量迅速增长 ,管理也正在步入规范有序的发展轨道。民间组织对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缓解各种社会矛盾 ,维护转型期的社会稳定 ;推动建立市场秩序 ,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形成良好的民主氛围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一句话 ,民间组织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制衡因素。目前 ,我国民间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我国民间组织自身的规范化建设尚嫌不足 ;我国民间组织的管理还有待完善。针对民间组织发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应从思想观念变革、管理方针落实、管理体制改革三个方面 ,探讨其进一步发育发展的对策。     

转型期我国民间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探析

随着转型期社会生活的日益多元化,我国社会整合方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迫切需要建立新的社会整合机制。民间组织在组织形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优势,使其能够在促进社会整合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有助于促进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平衡与协调,实现社会的利益整合;有助于形成规范社会的组织力量,实现社会的制度整合;有助于弘扬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实现社会的价值整合;有助于形成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的社会结构,实现社会的结构整合。而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民间组织应提高自主性建设,加强自身管理,完善组织的治理结构,政府要完善法律制度,为民间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哲学解读

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客观需要，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弘扬法治精神，维护法的权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强化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为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分化的和谐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利益分化虽然不可避免对社会和谐发展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但是从总体上看,这种分化对社会和谐发展是有利的。主要体现在：利益分化促进经济发展,为社会和谐奠定坚实基础;利益分化打破原有利益格局,使我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利益分化推动阶级阶层的合理化和阶级阶层内部整合;利益分化促进社会民主和社会规范建设以及有利于及早发现矛盾并把其消灭于萌芽之中,促进社会和谐。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我国公民社会建设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一系列改革而展开的。公民个人的自我发展和道德选择、民间组织、公民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制约和抗争,构成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内容和问题。适应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必须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健全包括政府、民间组织和公众参与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论“和谐政治”

社会主义和谐政治建设、构建的前提是承认利益多元和利益分殊.政府要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一切行为和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即把如何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把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作为执政目标,把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与维护作为自己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把"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作为自身建设的目标诉求.因此,和谐政治本质上是"公平政治"、"有限政治"、"秩序政治"、"民主政治"和"法治政治".     

民间组织：社会资本的“生产车间”

民间组织体现着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生产车间”，创造和再生社会资本是民间组织的固有功能。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强化公民信任、促进公民合作、“编织”良好的社会网络是民间组织社会资本创建功能的外在显现，体现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伦理价值。     

社会组织界别协商：分层建构与多层互动

社会组织界别是指政协体系中以社会组织名称命名，以社会组织身份的成员作为主要来源，以社会组织本身及其关注领域的问题为主要协商议题的界别类型。社会组织界别及其协商民主的发展对于优化政协界别结构、扩大统一战线、增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组织界别协商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应遵循“循序渐进-重点突破”“协同发展-区别对待”“双向推动-多元支撑”的辩证性发展逻辑，本着“深层改革-基层创新-中层搭建-顶层设计”的路径稳步有序推进；在分层逐步建构基础上，通过各个层级之间资源对接和条件共筑，从而形成上下层级相互促进的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界别协商发展局面。通过多层协商民主体系以及各层之间畅通互联机制的构建，可以进一步促进各层次各领域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为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有效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建设民主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

民主政府能促进社会的和谐,而社会的和谐又需要一个民主的政府.民主政府与社会的和谐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当前,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作为实现该目标的重要组织者和执行者,建设民主政府,广泛调动人民大众的力量,充分尊重人民的创造性和各方利益,妥善协调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这样才能保障社会和谐局面的实现.反过来,和谐社会的构建又促进政府的民主建设,相得益彰.     

以公民为本: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

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在民主权利保障上,必然要求实现从"以人为本"向"以公民为本"的价值转换。"以公民为本"是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诉求,也是人本社会主义的价值旨归。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情境中,提升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的个体政治主体性并凝聚社会共同主体性,乃是当代中国"以人为本"政治观的核心。放眼未来,推进"以公民为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途。中国"以公民为本"的公民政治发展一直内涵于人民民主的人民政治之中。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将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地落到实处,保障和实现每一位社会主义公民的权利、促进每一个社会主义公民的全面发展。     

儒家“活法”与儒式公民社会

所谓儒家"活法",是指由传统儒家倡导的义理,经历史流变而内化为人们所广泛践行的柔性社会规范,它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人际组织与动员上的一种传统而又现实的"微观制度"。基于儒学义理两千多年的社会化历程,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人际组织与动员的方式体现出强烈的儒家文化特征,其公民社会可界定为儒式公民社会。因此,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研究范式与制度供给模式来研究中国的公民社会,不仅在理论上会形成误判,而且在制度构建上也可能会陷入误区。     

健全的公民社会：现代国家建构的社会基础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可能性的最深刻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现实表现在于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伴随着社会资源占有与控制的多元化,个人独立性相对扩大,个人受组织、身份的限制趋于减弱,寻求自身发展的选择余地不断增加,个人财产权利等各种权利的状况也日益得以彰显和改善。健全的公民社会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社会基础,要实现国家转型,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正常发育的公民社会,使社会不会因为政治上的波动而失控。     

公平正义与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

平等优位于自由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公平问题的凸显,决定了当代中国必须构建公平正义的市民社会。公平正义的市民社会是民主、自由、和谐等价值实现的社会根基。构建公平正义的市民社会的基本方略是：规范政府行为,建立服务型政府,提升政策的公共性;培育公民文化,发挥公共媒体和知识分子在多元利益表达中的积极作用;公平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推行针对弱势群体的＂差别化＂的教育政策;明晰权力与市场的边界,限制市场垄断,塑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拓宽社会保障范围,建立针对社会弱势群体＂底线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动弱势群体的社会组织建设,提升弱势群体的利益博弈能力。     

走向和谐--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探析

公民社会是一个原本由西方学者提出、用来研究西方社会的理论,同时也是具有不同意义和多种规范性词义的理论概念。我们可以对公民社会的理论和概念作结合中国社会实际的选择和发展。在此,公民社会是指包含了由个人、民间团体之间的自愿安排来组织的若干社会生活领域的政治共同体。我们可以从规范性的角度概括出它的若干特点;在中国存在着中国公民社会形成的动因;从描述性的角度,中国公民社会开始萌发。同时,它也面临着一些困难,法治是解决这些困难的一个重要方法。     

社会转型与二元组织结构--中国特色的二元结构研究之三

二元组织结构是指组织结构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并存.在转型期中国,二元组织结构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组织结构的分化与不分化并存;二是组织中现代的表层结构与传统的潜层结构并存.随着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社会组织结构也会从二元走向一元.走出二元组织结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总的来说,走出二元组织结构有赖于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具体来说,走出二元社会结构:一是要通过简化组织职能以推动社会组织结构的分化;二是通过建立现代组织运行机制以实现现代组织结构形式与运行机制的统一.     

市民社会市民法私主体权利取向哲思

西方古代城邦社会实际上就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是根据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西方近代政治社会主要是指国家,尤其是指近代国家。与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市民社会的含义逐渐演变成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划、制度。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规范对象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法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形式,它通过认定权利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秩序,划定政治国家和其他市民不得随意进入的空间。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取向的社会,(市)民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取向的私法。现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大面积城市化引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熟,亟需民法高扬市民即私主体权利的价值取向。     

论社会中间层及其在经济法中的角色定位

社会中间层主体是对"政府-市场"二元主体框架的突破,是经济法主体的新发展.社会中间层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互融的产物,是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由政府向民间分流的结果,同时也是对民间资源向政府不断挤入的确认.社会中间层主体不仅发挥着分离于政府职能和升华于市场权能的功能,而且还具有沟通协调、保护恢复等独有作用,并呈现特别保护性、辅助政府调控性、公共服务性和自治性等多种团体类型.各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和规范社会中间层的健康发展,以克服其局限性.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马克思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市民社会概念有不同阐述，“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是市民社会的实质，“交往形式”是市民社会的表现，“社会组织”是市民社会的载体，“资产阶级社会”是市民社会的典型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二者经历了从同一到分化，再到融合走向新的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人类社会超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日，也是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之时。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的长期存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使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兴起成为可能，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也为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给予价值启示。     

从政府劝募到企业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关系研究

企业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是指企业依据相关章程,利用专项资金,采取市场化、契约化的方式,面向具有专业能力的社会组织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行为与规范的总和。与“政府劝募”相对比,“企业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具有市场化、契约化以及企业参与等显著特点。基于个案分析与问卷调查,论题提出了企业参与公共服务应从“政府劝募”走向“企业购买”,并指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应建立平等互惠的协作关系。     

公民意识表现及其结构性分析——以成都市为例

公民意识主要指社会成员对待公民社会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它是公民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以成都市公民意识和行为的实证研究为依据,参照公民社会钻石图构建公民意识钻石图(Civic Awareness Diamond,CAD),亦即公民意识四维度可视图,对公民权利义务认知度、公共事务关心度、公民社会价值观认同度和公民参与行为意向进行分析,以揭示公民意识的内涵、结构、现状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