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的困惑：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经费问题探析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经费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反映公会民间性、公信力、执行力的一个重要标准。近代同业公会在法律上为非营利性的民间行业自治组织，经费自筹是其自主性、民间性的重要基础。同业公会的经费收入主要依赖会费、捐款，但仍有一些公共性营收。绝大多数同业公会都面临着经费困境，并且影响到公会组织的生存和职能发挥。造成这一困境有同业公会自身凝聚力的问题，但是经济不景气及过度的社会捐赠也影响到同业公会的支出倾向和在行业自治方面的行动力。     

使命与命运：天津解放初期行业组织的作用与职能及其终结

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当时有着存在的必要和客观条件以及逐渐被替代的种种因素。事实证明,改组、改造后的同业公会,在国民经济的恢复、行业管理、联系政府等各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新中国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民国时期成都同业公会的行业管理

民国时期成都各同业公会建立了完备的行业管理制度 ,进行了有效的管理 ,这对促进同业公会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 ,成都各同业公会在行业管理中 ,保留了大量传统行会的“习惯” ,其限制竞争、行业垄断的取向是明显的。因此 ,民国时期成都市的同业公会并不完全是具有“现代性”的工商同业组织 ,应该说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二元结合体。     

上海早期旅业公会探析

本文以《申报》所载近代上海旅业公会资料为主体,同时查阅其他工商行业组织的资料,通过翔实的史料对近代上海早期旅业同业公会的成立时间、具体名称、性质、形成途径和原因及社会作用等情况进行考证和分析,揭示出上海早期旅业同业公会的产生是社会形势及旅业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传统与现代因素兼有的二元结合体,近代上海旅业同业组织从无到有,旅业由分散走向联合,旅业从业者主体性逐渐增强,思想渐趋近代化,这一历程与近代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行业组织自身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与整个近代社会组织形态的成熟密切相关,同时也体现出上海旅业近代化历程中的若干特点,显示出不同的行业组织向新式同业公会的转变具有不同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同业公会的深入研究提供实证案例。     

论中国同业公会立法

从现代同业公会的概念和基本特征角度,分析了同业公会具有的自律和自治功能以及各国通过立法赋予同业公会在服务、反垄断、反不公平竞争、反倾销以及促进提高商品、服务质量等方面的职能,实现企业自律与政府监管的结合。结论是：我国要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反倾销,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促进产业立法高效化、科学化,有必要加强同业公会立法,并且应当选择以日本模式为立法体例。立法内容应当包括同业公会的设立、同业公会的性质和职能、组织机构,同业公会与政府、非成员企业的关系以及法律责任等。     

论政府政策行为超域效应原理及其方法论意义

政府政策行为的效应问题与政府政策行为的功能问题密切相关。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学和近代兴起的行政学已经揭示出政府行为与政府功能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直接对应关系。然而 ,对于政府政策行为来说 ,由于它是政府用来调控社会利益关系的行为 ,而社会利益之间又存在着相关性 ,因此其效应往往会超出它所直接调控的利益关系领域而对另一个利益关系领域产生效应 ,即超域效应。正确认识政府政策行为的这种超域效应 ,对于正确评估政府政策行为的效果和政府正确地选择政策策略都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政府行为

本文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 ,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 ,市场都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因此 ,即使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 ,也不能忽视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尤其是对于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来说 ,由于其市场还很脆弱 ,风险防范体系还不健全 ,更应该在制度规范和宏观调控两个方面强化政府的作用     

从“二元经济论”看“新秩序”时期的印尼经济

劳动力剩余型二元经济结构乃是"新秩序"时期印尼的基本经济特征。苏哈托政府在进行二元经济结构的改造及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存在资金短缺、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不足和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从"二元经济"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新秩序"时期印尼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其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具有启示意义。     

1949—1952年武汉市工商同业公会的整理和改造述论

1949—1951年,为了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武汉市人民政府对旧有工商同业公会进行了初步整理和改组;1952年,武汉市以"五反"运动为契机,对工商同业公会进行了进一步改组改造,并在此基础建立了新的工商联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武汉市工商同业公会的职能和社会地位发生变化,由一个以代表工商业者利益为主要职能的社会团体变成了政府推行经济政策的助手。1951—1952年武汉市对工商团体的改组改造反映了党和政府对资产阶级策略的变化,同时也是解放初期新政权改造旧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论中国经济法的特殊使命及其完善

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都是中国经济法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立论依据.经济法是在发挥民商法、行政法固有作用基础上的一种新型法律调整机制.既要干预经济又要规范政府是中国经济法的特殊使命,完善经济法治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华洋之争与抗战前的广州煤油市场

从20世纪初期起,中国煤油市场逐渐被美孚、亚细亚和德士古三家外商公司垄断。为打破这种局面,30年代时大批广州华商通过炼制土制煤油,力图与外商三公司争夺广州煤油市场。然而经过一番激烈竞争,由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以及当时广东陈济棠政府为换取外商预缴煤油营业税款而放弃支持华商,最终导致广州土制煤油市场瓦解。     

秦汉市场商品来源与商业形式

秦汉市场经济较繁荣,商品丰富,主要有四个来源:一是小农的农产品及家庭副业产品,二是私营手工业者生产的手工业产品,三是官营作坊生产的工业产品,四是周边各少数民族及外国输入的商品。而商品流通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中国（陕西）自贸区金融创新开放的供求逻辑思考

为研究金融创新开放的内在逻辑以指导中国自贸区稳健发展,基于供求关系视角,阐释自贸区内部金融创新开放的市场需求与政策供给的内在逻辑。在理论层面,研究认为,从金融创新开放的形成、发展、扩散直至推动经济增长,均存在一致的理论演进脉络。在实践层面,研究认为,陕西自贸区金融创新开放应进一步融合“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的政策合力,统筹发展传统金融与新兴金融;引进充裕资本激发市场活力,加快本土企业上市进程,完善创新开放的市场体系;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通过改革和创新推动要素在市场自由流动;发挥政府调控的主动性、前瞻性,搭建经济金融风险动态监测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围绕政府管理、营商环境、市场主体、高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层次深化自贸区建设,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陕西自贸区金融创新开放更加有效,推动中国自贸区建设稳步有序。     

一口通商对早期中英贸易的影响

清初,清政府沿袭明代的海禁政策,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为朝贡贸易。1684年,康熙皇帝开海禁,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但四口通商对早期的中英贸易影响甚微,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没有被清政府纳入朝贡体系,英商不享受相应的优待政策。对于缺少贸易中转站又不了解中国市场行情的英国商船来说,即便到达四口也难以售出货物,更无力购买大宗的中国商品。另一方面,四口都缺乏同英商长期贸易的准备,一时难以组织英商所需的货源。为了加强对英商的管理,1757年,乾隆皇帝将中英贸易限定于广州一地,并推行公行制度。同年,东印度公司职能发生转变,实力强大的“公司国家”垄断中国与欧洲的茶叶贸易,中英贸易进入大发展时期,鸦片贸易成为东印度公司平衡收支的重要筹码。     

客商与同籍专业化模式:近代兰州客商的产业链条探析

专业化是客商同籍专业化模式的制度表现,而另一方面,藉由同籍专业化模式客商所构建的"客籍市场——原籍市场——区域外市场"的产业链条,则是其重要的市场特征。客商通过连接"客籍市场——原籍市场——区域外市场"三个不同级别的市场体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三个不同级别市场体系各自的优势,构建起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产业链。这个产业链是同籍专业化模式长期保持稳定和高效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同籍专业化模式也有着诸多局限,三角形产业链的高度稳定性和低风险性,使同一籍贯的客商在兰州区域市场中居于垄断地位,但也规避了市场竞争,使客商在商业经营中缺乏进行改革创新的动力。     

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内在价值与股价泡沫问题研究

基于剩余收益模型测算钢铁行业上市公司股票内在价值与股价泡沫,并根据美国股票市场泡沫分析结果,引入衡量股市泡沫性质的标准。发现2007年上半年,绝大部分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的股价运行于价值低估与正常泡沫区间。由此可见可以推断2007年上半年股市存在严重泡沫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并指出出政府不宜用股价指数与市盈率来判断股市泡沫。      

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茶叶贸易研究

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延伸到莫斯科,全程超过4.5万里.陆上茶叶之路以恰克图为中心,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19世纪中叶以前,这条贯通欧亚的陆上茶叶之路的贸易一直由山西商人主导.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以武力推动对华商务扩张,外商在华享尽各种特权,华商在与外商竞争中纷纷败北,执塞外贸易之牛耳的山西商人也不得不退出对俄茶叶贸易,茶叶之路为以沙皇政府为后盾的俄商垄断.     

农业行业协会:利益代表而非经济合作

农业行业协会是农业中实行行业自我管理的非营利社团组织,是介于农业市场主体与政府之间的一个社会协调性组织,而不是市场合作经济组织.农业行业协会不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其根本任务不是为了促进协会成员间的经济合作,而是代表行业内涉农组织和专业大户的整体利益.政府应该采取经济、法律和激励政策等手段,规范和支持农业行业协会的健康发展.     

未能随迁的乡土关系——锦镇搬迁对商贸活动影响的分析

水电工程项目中集镇的搬迁改变了集镇中商户的生计状况。通过集镇搬迁对土产商铺的货源、农资商铺的稳定客户群、服装商铺转场经营的影响分析,指出搬迁前商户与消费者处于同一市场体系内,商户和周边农村在商品供销上形成了基于乡土性社会关系的商品交换网络,各行业生意红火；搬迁后原有的乡土性关系破碎,市场体系被打破。土产商铺失去农村货源,不得不从更高一级市场进货,利润空间压缩；农资商铺失去乡村的固定客户群后趋于消亡；服装商铺难以实现转场经营,消费群体锐减,生意冷清。     

中德双边贸易中本地市场效应研究

通过采用1993-2012年的贸易数据,借鉴Schumacher （2003）提出的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和德国双边贸易中的本地市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结果显示,在SITC一位数10类产品中有5类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而SITC两位数35类工业制造业产品中有16类产品存在本地市场效应。随着中德双边贸易的不断发展,本地市场效应已成为影响中德双边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国政府应当努力培育健全的国内消费市场,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发挥好本地市场效应对中国对外贸易稳定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