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国语〉》看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

柳宗元通过对《国语》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批驳，阐述了关于历史著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柳宗元认为历史著作应注重内容的真实，写作内容应有所选择，应简洁，前后一致，并具有教育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也是其经学著作观，反映了柳宗元对经学文献的看法，体现了柳宗元的经学研究观念，反映了中唐时期经学、史学的变化。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与其哲学观、历史观密不可分。     

柳宗元与韩愈史观比较

世人向以“韩柳”并称。其实 ,两人立身处世多有不同 ,尤以史观暨历史态度之差异昭然可见。如对封禅的态度 ,对作史的看法及对《毛颖传》的看法 ,等等。总之 ,韩愈的史观符合当政者的利益 ,柳宗元的尊民史观较为反映民情     

魏源经学评说

人们对魏源经学的评说,大致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魏源经学本身的得失,一是魏源经学在经学史上的意义,而主要的评说在前者.无论是肯定魏源经学的正面价值,或是给予完全的否定,或是有褒有贬,都从不同方向反映了魏源经学的独特的时代价值,以及在晚清经学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魏源经学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明确高举起了以西汉为宗的旗帜.     

汉代的古今观及其理论的构建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经学的古今观已重新构建　。在历史的教训下，经学对原有的古今观作了反思，并有了明显变化，很快得到汉王朝的认　可和采纳。这种新的古今观的特点是强调古今社会及其统治政策的变化，而所以变化的原因　则是缘于所谓“时异”，亦即历史条件的变化。虽然汉代经学的古今观有着厚古薄今、往往　比较保守的一面，但总的来说，它对顺应汉代统治政策的调整和强化皇权都发挥了极其重要　的理论作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孔颖达《五经正义》的诗学思想

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作为一部使“经学之又一变”的里程碑式经学著作,在疏解经义的同时也表达了丰富深刻的诗学思想。孔颖达《五经正义》的诗学思想主要有四方面内容：第一,诗歌本体论,强调情志为本的诗歌本体观,并提出“情志一也”的观点;第二,诗歌创作论,提出“外物→心志→诗歌”的创作观;第三,诗歌功能论,要求诗歌应具有“论功颂德,止僻防邪”“畅怀舒愤”等功能;第四,诗歌审美特征论,提出“直言非诗”“故重其文”“声韵谐和”等观点．     

《别录》《七略》建构西汉学术谱系的理路分析

刘向、刘歆父子开创性地编纂群书提要目录《别录》和群书分类目录《七略》两部著作,全面梳理和分析了皇室收藏的春秋战国至秦汉年间的文献典籍,奠定了西汉王朝学术谱系的基本框架,其建构理路遵循了以儒家经学为主导、海纳诸子于经学、坚持古文经学立场的原则,体现了作者学术服务于政治的儒家经学观。     

《别录》《七略》的经学意识及其成因

《别录》、《七略》是西汉刘向及其子刘歆合作完成的两部目录学著作,它们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前人已做出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本文拟从这两部书所反映的经学意识及其成因谈点认识。《别录》是我国历史上继西汉刘安《离骚传叙》以来最早的一部叙录体著作。《七略》是一部分类力求详备的图书目录。刘氏按照书籍的内容及其学术性质,把当时的全部图书分成了六大类,略下再分种(亦即大类下面再分小类)。“类”本是具有相同属性的事物的集合。图书分类正是基于图书学术内容上的类的逻辑关系为依据进行的。从《七略》的分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的经学意识。     

柳宗元传记文学的特色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源远流长。从第一部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历史著作《史记》问世起,传记体就以其辉煌的成就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重要的位置。如果从文学的角度审视这部历史巨著,它在中国传记文学中的奠基作用固然不容置疑。但司马迁写《史记》毕竟旨在反映历史,而不是着意于文学创作。传记文学发展到唐代、特别是到了柳宗元手中,情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

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时期的经学开创者,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形式结束了先秦的子学时代,开创了经学时代.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是,目前学术界对董仲舒哲学思想的认识还不一致,尤其对其哲学思想的形成问题的看法分歧较大.关于哲学思想的形成问题;一般传统的看法认为是适应了汉代初期政治斗争的需要,歪曲了自然科学的成果,继承了孔孟的“天命”观而形成的,他的哲学内容是“独尊儒术”;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认为他的哲学思想是根据汉初政治斗争的需要,歪曲了自然科学的成果,兼采百家之长而形成的,他的哲学思想内容很“杂”,可以说是一位“杂家”.本文就上述问题作了一些探索,以求教于哲学史界的老前辈和同志们.     

晚清汉学的荟萃与实录——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

晚清学者桂文灿编撰的《经学博采录》,是清代重要的经学史著作,长期以来,该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始终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文章由"其人与其书"、"荟萃与实录"、"汉学与宋学"三部分组成,作者认为该书作为学案体的经学史著作,收录了乾、嘉、道、咸四朝的汉学传习活动,较之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内容更为详实丰富,全面地展示了晚清汉学研究的延伸与演变的基本脉络。该书既是晚清学术语境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归依汉学的真正祈向所在。桂氏的某些见解未免失之偏宕,有欠圆通,但是都显示出桂氏对传统经学的人文关怀,有利于现在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晚清经学研究的实态。     

古籍目录经部学术源流及其经学影响

古籍目录经部发展变化与历代学术发展关系密切,经部目录在从图书六分法向四分法的历史流变中逐步发展成熟,确定了经学类目基本类型,反映了经学发展状况,凸显出其发展轨迹。但不管其类目如何增减聚散,其处于古籍目录首位的独尊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反映出经学在古代学术中统治地位的稳定性。同时经部目录的大、小序以及提要也反映了古代经学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趋势,其功能和价值在研究古代经学中是不容忽视的。     

西学与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

戊戌时期,梁启超对西方史学已经有初步了解,近代西方学术文化中所包含的历史进化观念,世界史观和“民史”思想,以及西方历史著作所带来的一些新的史学观念,在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中都有反映。      

试论怒族民间文学中的原始宇宙观

怒族民间文学是其先民以丰富的想象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特有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能动反映,其中对整个世界根本看法的宇宙观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世间万物神创、物化的基本观念,见物比物或以物为参照的时间和空间方位观念以及万物有雌雄的朴素矛盾观等.     

是文学批评还是代圣人说教？——《诗经原始》诗学思想及其方法论略

《诗经原始》在思想上以“思无邪”为“始意”,以“温柔敦厚”为标准,以“兴、观、群、怨”为旨归,提倡“循文按义”;在方法上以章法分析为基础,以字句研炼、虚实、情景等为辅助,推论诗人作诗意旨。其文学方法意在服务于诗教目的,故《诗经原始》并非是一部关于《诗经》的文学鉴赏类著作,而是一部旨在探求和恢复《诗经》诗教内容的经学著作。     

宋代经学著作雕版印刷述论

经学是整个封建社会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学说。时至宋世 ,作为儒家经典合称的“十三经”完全确立 ,并与进入黄金时代的雕版印刷事业紧紧相连。宋代统治阶级的意愿、士人的经学研究状况以及普遍的社会风气作为三大社会因素 ,共同给予当时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而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则作为雕版印刷版本鼎足而立的三大系统 ,在经学著作的长期刊印过程中 ,不仅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 ,而且大大推进着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在整个宋代文化史上 ,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对于传播经学知识、普及经学思想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语言变异的研究和两种对立语言观的结合

语言研究摆脱哲学、经学等学科的附庸地位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始自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从那时以来,对语言结构的看法即语言观,始终存在着“系统论”和“变异论”两种对立的理论模型。它们相互竞争,交替发展,至今仍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重大问题。如今,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理出一个头绪,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对于现代语言研究可能会有积极意义。     

文明共识与近代经学观念兴替

中国传统经学体系在近代经历了历史化的过程,经学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被当作历史之物。作为历史之物的经学观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国人对比中西文明,接受西方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进步论与辉格史学的结果。清末民初士人之所以接受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论及其历史观,与儒家自身的教化观念有内在联系,但儒家对道与法有自身的判断,西方之道、西方之法与中国之道、中国之法是何关系需要我们对中西文明史作更充分的观察。经学作为在世界观、价值观及社会秩序建构等方面的基本共识,既有时代性的思想文化与制度内容,也有超越于时代而体现中华文明所理解的恒常之道的普世性内容。经学作为文明共识的现代阐释有助于克服经学的历史化,将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整合与话语建构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论经学的历史发展

本文依据经学内容和方法的倾向或特色的不同，将经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汉学、宋学和清学三个阶段，并探讨了各个阶段所包含的历史时期、基本的学术特色及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学派特色，展示了经学的历史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