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何建明评传》

正在中国评传学术史上,为报告文学作家写评传的并不多见,而湖南理工学院余三定教授的《何建明评传》则填补了这个空白。该书采用主题叙事的手法,对何建明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度剖解,为读者还原出一位忧国忧民、不畏艰险、为民请命的报告文学界的英雄式人物,召唤出时代背景下报告文学界的何建明精神。一、时代语境中的主题式叙述《何建明评传》从三个阶段评述了何建明及其作品。其中第一章阐述了何建明第一阶段的创作,以《腾飞吧,苍     

文学介入历史：对解放区报告文学的一种考察

解放区报告文学以一种特殊方式参与了新历史的建构和创造的过程。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同构是解放区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历史化”倾向的呈示和“史诗”化品格的追求是历史巨变时代对作家的必然要求。在具体的历史语境规约下,知识分子作家最终消解掉自身的学院化色彩以及单纯的社会批判的心态,以文学的方式建立起个体与历史发展的密切关联。     

从史诗到反史诗——从《李自成》的没落说起

从《李自成》到《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经历了从以政治为主体的国家民族话语建构到以文化为主体的传统话语建构过程.当下,全球文化、商品经济多重力量冲击下的传统文化已经逐渐处于消解状态,这使得史诗性创作空有宏大的叙事规模却无法建构起属于这一时代的文化主体,从而呈现出"反史诗"的写作状态.这种"反史诗"的状态要持续多久?之后的史诗性创作将以何种面貌出现?     

民族文化精神的再现与重铸——土家族文学创作实际与困境

土家族文学注重对土家族民族风情的描写,它们或者作为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类文体的民族文化背景.或者作为统领叙事文学发展情节、主题意蕴的总体性关节,或者作为抒情叙事的情绪支撑点,具备相当重要的认知与审美价值.土家族作家的创作手法、艺术策略与智性建构受到了同时代文学的深刻影响.对于没有民族文字的土家族作家而言,采用汉语写作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体性"原则的丧失,土家族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传统就是其"民族主体性"原则存在的深厚基础.衡量一个民族作家是否成熟,关键要看他是否具备了鲜明的民族特征,是否秉承了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是否会在红尘万文的现代社会中坚持本民族的思维习惯和表述方式,是否可以针对这个时代提出本民族的看法和阐述立场.笔者对土家族文学创作的实际与可能性困境进行了阐述.     

江河“现代神话史诗”的英雄转化与叙事思维

透过"英雄转化"和"史诗轻量化"两个角度,可探讨江河的现代神话史诗《太阳和他的反光》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意义与价值。12则中国古老神话所蕴含的巨大创作潜能,沸腾了江河的诗歌生命,继而产生了英雄转化和叙事轻量化,反过来丰富了这12则古老神话,并赋予全新的精神意涵。带有悲剧成份的创作心灵、错综复杂的朦胧诗发展背景,轻巧地浓缩在精简的叙事里面,再加上颠覆性的解构诠释,江河精彩地完成了一次现代神话史诗的先锋实验,也完成了自身"心灵图象"的建构,对第三代诗人的逆崇高、反英雄、平民化的先锋美学实验,有很大的示范作用。     

英雄也问出处——《贝奥武普》与《东海黄公》比较研究

《贝奥武普》是英国中世纪的民族史诗,而《东海黄公》堪称为中国戏曲的发端。两部作品的文学体裁形式不同,叙事对象也不同,一个是英雄宏大叙事,另一个从英雄叙事流变为滑稽形象讽喻叙事。通过对故事情节、叙事主题、原型意象、创作语言和创作动机等方面的跨文化对位比较,可以揭示出中西方共有的一些文学叙事功能和历史文化价值。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文体的"史诗"概念逐渐演变为"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随着国外小说及理论的引入,"史诗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结合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评价标准。植根于关中地区久远的《诗经》、《史记》之史传传统,陕西作家的创作往往有更深的史诗情结。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革命正史"写作,纪"史"有余,"诗"意欠佳。《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纠"革命正史"宏大叙事之偏,执着于对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探求,对历史进程中人物文化心理的摹刻;巧设叙事的历史时空,多维透视史诗人物形象,臻于"史"与"诗"的完美融合,丰富发展了了陕西文学的"史诗性"写作传统。     

宏大叙事与地方性阐释———以南方诸民族«格萨尔»为讨论中心

普米族、白族、纳西族、怒族和独龙族等南方诸民族中流传着丰富多彩的《格萨尔》异文,它们与青藏高原的格萨尔史诗遥相呼应、一脉相承。然而与藏族格萨尔史诗相比,它们在文本形态上呈现出对史诗宏大叙事的简单勾勒,处于史诗的萌芽状态。这些文本在角色组成、形象塑造、主题情节等方面都具有类型化、简单化、程式化的特征,保留了史诗的故事范型和核心主题。《格萨尔》在南方诸民族中的流布,是藏族文化传播和文化交融互鉴的结果,也突显出南方诸民族共同的呼唤英雄、崇拜英雄、寻找英雄、塑造英雄的文化情结,彰显了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理念和精神旨归。     

“复元古”意识下的写作精神重构——论中国现代文学对民族神话、传说叙事精神的理论阐扬

神话、传说与民族精神是一种表与里的关系,民族神话、传说蕴含着民族文学的叙事密码和叙事精神。中国现代文学在理论上大力阐扬民族神话、传说的叙事精神,其意在恢复叙事效果上的“新鲜感”,实现叙事文风上的“古风”意韵,在叙事经验中抵达对“神思”的妙用。中国现代文学对民族神话、传说叙事精神的理论阐扬,实质上是“复元古”意识下的写作精神重构,沉潜地表达了对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归心;在如何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时代潮流的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在理论上对民族神话、传说中深层次意蕴的发掘,于当代中国文学叙事的民族性建构,以及相关的文学批评等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症候

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展露了新的创作症候。一方面,建立在母语电影和少数民族生活景观化呈现基础上,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主体性得到逐步建构。与之相伴,来自主流文化体系等"他者"的审视又对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产生着深度的影响,在特定方面弱化了其主体性。另一方面,近年来少数民族电影中带有细碎叙事与反戏剧化的鲜明特点的"小情节电影"涌现,在创作风格上逐渐远离主流商业电影。从电影生产以及电影传播等产业实际需要出发,少数民族电影往往采取创作折衷策略,在叙事策略和内容上都有相应调整。     

西方儿童权利保护论与解放论争议之探讨

西方学者围绕儿童权利的核心问题,即儿童与成人是否享有同样的权利而展开激烈论争,从而形成了儿童权利理论上的保护论与解放论之争。保护论主要依据心理学的年龄和能力指标形成了年龄-能力-权利模式,其中有三个重要关系组合,即年龄-能力的正相关关系、能力-权利的对应关系、年龄-权利的对应关系。解放论对保护论的批判主要围绕这三个关系而展开。两种理论的争议再现了儿童权利的多种面向和复杂面貌,为儿童权利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引。     

我国公司并购立法研究

我国规范公司并购的基本法律有《公司法》和《证券法》,以及其后颁布实施的《收购办法》和《信息披露办法》。我国公司并购立法存在三个方面不足:法律制度的设置过于简单笼统,涉及面较窄,缺乏可操作性;某些规定不尽合理,不切实际;立法存在空白点与漏洞。由于立法的不缜密,法律的价值目标出现偏离。公司并购立法应有的价值理念为:公平理念、效率理念;公平促进效率,效率体现公平。我国公司并购立法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完善公司并购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完善公司并购中债权人保护制度;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健全民事赔偿制度。     

用宏汇编实现各种通用菜单的方法

模拟一些比较成熟的集成软件的菜单机制，用非常精炼的宏汇编来制作各种下拉、弹出、阴影菜单，速度快，可移植性强     

财务冗余对企业并购活动的影响研究

以2016—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目标法度量财务冗余,运用逻辑回归分析研究财务冗余、现金冗余及负债冗余对企业并购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务冗余显著促进企业并购活动,现金冗余和负债冗余与企业并购活动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刑法中的罪责并改变了个人责任的基本概念。对于人类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合作,要在个案中详细地审查：机器如何参与决定的作出,人类的行为空间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个人的罪责是否被阻却或至少被极大地减轻。完全或在部分范围内让机器作出决定,会对罪责概念以及进一步对刑事责任产生许多问题,包括过失犯的预见可能性、客观归责、不当行为的可证明性等。在刑法上进行新的调整可能是有必要的,这涉及罪责、可归责性、可证明性和量刑,同时必须寻找刑法以外的其他解决方案,以持续防止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系统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发展问题探究

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发展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提出了政策调整性建议.     

广告的跨文化管理

跨文化因素对企业广告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文化因素会影响不同市场广告内容的设计;(2)文化差异会使潜在消费者在广告信息沟通和理解方面出现障碍;(3)不同文化中的语言导致广告中的翻译问题突出;(4)文化因素会影响企业对广告媒体的选择;(5)文化因素对各国广告法规会产生影响。企业要有效地开展跨文化的广告活动,必须实施广告的跨文化管理战略。     

从书写内容看魏晋南北朝书法与文学的交融

书法家有意识的以自作的诗文或他人的文学作品作为书写对象,创作供人们欣赏的书法作品,是书法与文学自觉交融的表现方式之一。这一现象是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的,它一方面表明此时文人已将“写字”看作是一种脱离实用的审美活动,另一方面表明文学对书法具有很强的影响和渗透力。以文学作品作为书写内容而产生的书法作品,已不再是一件单纯的书法作品,而是一种书法和文学艺术融合为一的共同体,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书法创作以文学作品作为书写内容从而与文学相互交融的现象,在书法发展史以及整个艺术发展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探析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揭示了我国目前的生态困境,指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深刻地阐明了生态与文明、生态与经济、生态与政治以及生态与民生辩证统一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刻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智能时代的生命政治：逻辑奇点与术语革命

智能与资本的“共谋”预示着资本主义生命政治之逻辑奇点的降临。一方面，这一“共谋”将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逻辑推向了身体商品化的极致。在智能时代，被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解放的身体最终走向透明化，身体被数字编码吞噬，陷入“失物拜物教”的迷思。另一方面，智能技术变革了资本积累和雇佣关系的旧有模式，使生命政治生产变成非物质性和消费性的符号生产，濒临价值虚无主义的边缘。这就意味着，重要的不是去炮制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神话学，而是去寻找实现生命政治术语革命的逻辑豁口和现实道路。在文明逻辑的意义上，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文明因素为身体建构了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预示着“类生命”的复活，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倒逼”态势。在现实道路的意义上，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真正担负起扶植和照料生命的政治责任，能够有效推进“类生命”的历史建构，从而全面彰显生命政治所具有的制度文明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