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比较研究

世界范围内刑事再审启动主体制度,根据国家刑罚权基于不利于被告人的理由能否重新启动,可以分为国家刑罚权启动再审禁止主义和限制主义。其共同基点是限制国家的刑罚权和保障被告人的救济权。我国刑事再审启动主体制度的设计体现了国家本位主义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立法思想,表现为国家公权力的过度膨胀和越位,被告人救济权利的漠视和隐退。     

浅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的谦抑性是刑事法治的重要理念之一,对规范刑事法治、防止刑罚权滥用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应当秉承“严而不厉”思想.刑罚的谦抑性要求有限度的适用刑罚,并且应避免过于苛厉的刑罚.民事纠纷的刑事化现象,扩大了刑罚的适用范围,加重了法律制裁的严厉程度,不符合刑罚的谦抑性要求.     

美国联邦宪法在刑事司法中的效力研究

美国联邦宪法在刑事司法中的效力得以较好实现的制度保障是刑事法领域的违宪审查机制,它有特定的审查范围、依据和标准。其在刑事司法中的效力形式表现为宪法规范对刑罚权边界的限定及对刑事司法程序的直接控制。司法实践中,当宪法在程序法领域和实体法中的效力存在差别时,宪法文本中有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宪法保留"方式的规定,可以有通过违宪审查机制得到良好落实。借鉴美国经验的合理精神,对加强我国刑事司法中宪法权利的保护有较多启示。     

甘肃东乡族刑事习惯法特征变迁的实证分析——以当代国家刑事立法进程为参照

甘肃东乡族刑事习惯法随着当代国家刑事立法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特征变迁.在国家刑事立法的萌芽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基本是保守的,极力排斥国家刑事法(政策);在国家刑事立法的起步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对于国家刑事法开始有所借鉴;在国家刑事立法的发展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对于国家刑事法内容的吸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在国家刑事立法的三个进程中实现了自“封闭与保守”渐至“契合与兼容”再至“开放与转型”的特征变迁.普法运动、经济、教育的发展、文化的不断融合是促使其发生特征变迁的主要原因.当代国家刑事立法中应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考量.     

刑事检察职能比较研究

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虽然在政治制度、法律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但都程度不同地发挥着限制入罪、出罪和防错、纠错的职能作用,从而起到维护社会安全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在刑事法治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表明,随着刑事法治的不断成熟,我国检察机关限制入罪、出罪和防错、纠错的职能作用已逐步强化,检察机关的职能正在从侧重刑罚的保护功能向刑罚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并举、更好地维护国家刑罚权良性运行的轨道转变.     

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

网络犯罪作为与高科技相伴生的新型犯罪,对我国刑事法中关于网络犯罪的罪名立法问题、刑罚问题、犯罪构成问题、刑事诉讼制度等产生了诸多冲击.法学界应当正视面临的挑战,完善立法,以回应这些冲击.本文在我国刑法对网络犯罪规定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的不足之处,提出完善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的建议.     

美欧国家知识产权刑事立法的最新发展及对我国立法的借鉴意义

刑罚结构的改善是刑法发展的标志和核心.近几十年来,美国、欧盟等国家或区域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立法发展较快.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各国侵犯知识产权刑事立法中刑罚结构演变的共同趋势体现为刑罚措施日趋严厉,刑罚阶梯明显增加,罚金刑的运用日益突出,对被害人的补偿日益重要,刑罚措施与行政处罚以及民事赔偿之间的互动与协调趋于完善.     

浅析刑罚及行刑的改革与完善

刑罚作为国家对犯罪最严厉的制裁方法,通过刑罚权的建立和运用,并最终通过刑罚的实施以监狱为代表的刑事执行机关的行刑活动实现自己的内容,发挥预防和改造犯罪的效益。行刑,即刑罚执行,是整个刑事司法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最后一道工序,也是刑罚实现的关键性环节。在我国的刑事法学理论研究中,从预防、改造和减少犯罪的目标出发,加强对刑罚的构架和分配、行刑的实践运行等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人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宪政体制下的刑事诉讼:权利维度的思考

刑事诉讼以实现国家刑罚权为首要任务。刑罚权既是权力又是义务,二者的同一指向是权利。权利占据法学理论的中心,权利语言可以左右利益合法的主要规定性。从权利的脆弱性,侵害权力的扩张性以及二者矛盾的内在性和尖锐性,刑事诉讼的运行状况更能反映一国法治程序的全貌。因此,以刑罚权基本属性为基点研究刑事诉讼程序,意味着"权利保障"是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一个重要特质。实现宪政,构建刑事法治程序,必须正确认知刑罚权的权利保障属性,使刑罚权的行使最终归于权利规则之内。     

刑事检察职能比较研究

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虽然在政治制度、法律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但都程度不同地发挥着限制入罪、出罪和防错、纠错的职能作用，从而起到维护社会安全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在刑事法治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表明，随着刑事法治的不断成熟，我国检察机关限制入罪、出罪和防错、纠错的职能作用已逐步强化，检察机关的职能正在从侧重刑罚的保护功能向刑罚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并举、更好地维护国家刑罚权良性运行的轨道转变。     

论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现状及完善

环境刑事立法是生态环境安全综合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环境刑事立法理念,还会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引和预测作用。环境犯罪作为一类新型的犯罪类型,是社会工业化的必然产物,也必将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而消失。因此,加强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通过对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现状进行详尽分析,在比较和借鉴其他国家刑事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体系的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论自诉担当

自诉担当作为国家公权力协助被害人私权利的一种基本形式,对于保障被害人自诉权的有效行使,正确处理国家公诉权与被害人自诉权的关系,以实现刑事自诉制度的宗旨具有重要价值。俄罗斯及我国台湾地区刑诉法都明确规定了这一制度。我国增设这一制度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应当借鉴域外的先进做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自诉担当制度,加强自诉案件被害人人权保障。     

论计算机犯罪对我国刑事法之冲击

计算机犯罪作为与高科技相伴生的新型犯罪,对我国刑事法中有关计算机犯罪的罪名立法问题、犯罪主体问题、刑罚问题、刑事管辖权问题、刑事侦查工作以及刑事证据制度产生了诸多冲击。法学界应当正视面临的挑战,完善立法,以回应这些冲击。     

美欧国家知识产权刑事立法的最新发展及对我国立法的借鉴意义——以刑罚结构为中心

刑罚结构的改善是刑法发展的标志和核心。近几十年来,美国、欧盟等国家或区域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立法发展较快。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各国侵犯知识产权刑事立法中刑罚结构演变的共同趋势体现为刑罚措施日趋严厉,刑罚阶梯明显增加,罚金刑的运用日益突出,对被害人的补偿日益重要,刑罚措施与行政处罚以及民事赔偿之间的互动与协调趋于完善。     

“刑罚反制”初论

在罪刑关系上,学界长期以来强调罪对于刑的制约作用,而忽视了刑对于罪的决定作用。刑罚对犯罪的成立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刑罚反制。刑罚反制的根据在于刑罚具有相对于犯罪的独立性、刑罚与犯罪具有相互依存性、刑罚与犯罪之间的联系具有复杂性以及刑罚目的对手段具有制约性。刑罚反制不仅体现在刑法观念中,而且体现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     

刑事法律援助体系:问题与前瞻

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我国当前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并完善,规范分散,立法层次较低,并且在微观上存在着诸多问题,不利于刑事司法人权保护。应当借鉴主要法治国家的经验,制定我国的《法律援助法,》构建完善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加强对刑事司法人权的保护。     

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法治思维研究

刑事诉讼是法治社会重要的诉讼方式,也是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坚持程序性法治思维。刑事诉讼程序性法治思维的养成不仅体现在刑事司法中,也体现在刑事诉讼立法和刑事执法中。刑事诉讼立法者培养程序性法治思维需要以法学知识、逻辑思维以及包容性思想作为支撑。刑事司法者培养程序性法治思维需要以法律自觉性、独立性以及中立性为内容。刑事执法者培养程序性法治思维需要以文明性与追责性为内容。只有立法、司法、执法各环节的参与者都养成程序性法治思维,才能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才能推进刑事法治的快速发展。     

我国刑法典应明确规定刑罚目的——兼谈我国刑罚目的的合理取向

一 刑法是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法律。如果说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在刑罚中表现了刑法的灵魂和思想”,那么,刑罚目的则是刑法的精髓。 首先,刑罚目的是刑事立法的基本准则之一,直接决定着刑事立法的方向。刑罚目的作为国家刑事政策的核心,是指国家设立、适用、执行刑罚以期望达到的主观效果。犯罪与刑罚是矛盾的统一体,犯罪决定刑罚,反之,刑罚也制约犯罪。受制于不同的刑罚目的,就有不同的犯罪体系和刑罚体系、刑罚内容以及不同的刑法修改意向和实践。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效率优位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任务是在同一程序里解决被告人因其违法犯罪行为要承担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体现了对效率价值的追求。这就要求附带民事诉讼具有制度整合功能,使刑事法与民事法的相关规定在这一制度里能和谐统一,避免冲突。我国立法没有体现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整合功能,刑事被害人享有的民事权利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不能得到完全实现。修改完善立法是较为理性的选择。     

论从严刑事政策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的运用

从严刑事政策是从严刑事立法政策与从严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体。基于恐怖活动犯罪危害严重、难以矫治的特点以及国际社会和我国对待恐怖活动犯罪的态度与立法、政策倾向,需要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加强对从严刑事政策的研究与运用。具体应采取如下措施:在从严刑事立法政策方面,增设罪名、完善罪状从而严密反恐刑事法网;调整刑罚结构、规范刑罚裁量、执行制度与刑事追诉程序;在条件合适时制定统一的反恐怖法。在从严刑事司法政策方面,依法司法,严格按照我国已有的反恐立法从事恐怖活动犯罪的侦查、审判、执行工作;突出工作重点,作好司法解释工作;成立反恐机构,防止恐怖罪犯的交叉感染;加强反恐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