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采诗”叙述的生成与双重语境下的意义暗示

"采诗"叙述正式出现于《汉书》中。《汉书》"采诗"作为一个汇聚型话语,存在着古史依据和文献来源。其关键性表述为"振铎徇路"与"观风俗"之说,融入、改造了先秦和汉代文献中古之天子听政制度和巡守制度的相关信息,以及《孔子诗论》和《史记·乐书》中的《诗》学观点。《汉书》"采诗"叙述存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语境,在对汉武帝时代乐府采集音乐和歌曲行为的描述中借用了"采诗"话语,其深层目的在于委婉批评乐府采诗已背离古之采诗裨补王政的功能意义。从话语溯源和话语分析的角度,可清晰呈现"采诗"的"生产"过程,认识《汉书》"采诗"叙述的复杂性和文化价值。自中唐元、白将"采诗"话语吸纳进新乐府理论后,其诗学价值和意义得以突显,在唐以后成为经久不衰的诗歌理想。     

关于《诗经》“国风”采集问题的再探讨

班固等人的"采诗说"值得怀疑,它是根据汉代采诗行为的一种推测;"十五国风"最早的采集人当为西周至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乐官,"国风"中绝大部分乐曲的谱制者也为诸侯国的乐官;"二南"之诗是流行于当时江、汉、汝流域的众诸侯国之间的诗歌的合集。当这些诗歌被献给周王朝的太师之后,周太师对之重新选择、加工、编辑成册,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这就是今天所见的《诗经》"十五国风"最早的底本。     

论班固的风俗观

由于对风俗和民俗概念认识的差异,大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系统的风俗理论,进而讲风俗研究史多从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起,对古人的风俗理论有所忽视。实际上,古人有着丰富的风俗理论。班固第一个对风俗做出阐释,形成了正确的风俗观。其风俗观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地理环境影响着风俗形成的初始状态;其二,历史文化传统规定着风俗演变的内在轨迹;其三,王道教化对二者的"中和"使之和谐,决定着风俗转化的理想状态。班固的风俗观奠定了中国古代风俗理论研究的基础。自此以后,尽管对风俗的研究不断发展,但其体制、风貌大都没有脱离这个基本的范围。     

山川风土有佳音：论元代的采诗者与采诗活动

采诗发轫于先秦时期，此后绵延流衍，不绝如缕。此时的采诗表现官方意志，带有制度规定的色彩。及至唐代，采诗制度开始消亡，并在两宋时期逐渐概念化为一种意识存在。（宋末）元代，普通文士广泛参与采诗活动，在漫游中完成删诗和选诗的过程，使元代采诗掀起民间自发、互为标榜的高潮，又使采诗从意识诉求上升到实践力行。元代采诗独树一帜地书写了有异于前代采诗的文化史篇章，在采诗发展史上具有开拓意义。     

赋对《诗经》雅、颂之绍续——《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与“歌诗”类分新论

"分类"反映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程度与认识标准,是看待事物的视角与态度,理解事物的深度与广度。一代有一代之思潮,刘向、刘歆、班固当时《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类辑"歌诗"与"赋"必定是胸有伦次,本文以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与《两都赋序》为基础,比次条理,管括机要,本根推原,再与先秦《诗经》风、雅、颂分类参互考寻,爬梳剔抉,远览深思,探究《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歌诗"与"赋"分类之立意发想,最后证得班固《汉志·诗赋略》关于"歌诗"、"赋"之类分判准,并不在于传播方式之"歌"或"不歌而诵",也不在于"文艺形式"之铺陈、铺排、铺张扬厉或铺彩摛文,而是对于古圣王典制之追摹;"歌诗"远绍古圣王采诗以观风俗,知得失之政治典制,是承继《诗经》"国风"编定之理念;"赋"远绍古圣王,公卿列士献诗讽谏以补察时政之典制,或美或刺,是承继《诗经》"雅""颂"编定之精神,此亦班固所以言"赋者,古诗之流也"之核心义涵。     

唐代采诗制度及其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

唐代存在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采诗两种形式的采诗活动,盛唐和中晚唐可能也存在太常卿采诗制度,唐无采诗之说不确。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直接背景即是初唐既已存在的采诗制度,白居易希望在中唐恢复采诗制度,以使其新乐府在流传到民间后为朝廷所采集,从而起到讽谏的作用。但元白新乐府最终未曾入乐。     

《诗小序》与诗歌“美刺”评价体系的确立

《毛诗小序》是《诗经》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形成于战国孟子一派学者之手。《诗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是将诗政治化、历史化,并由此而建立起以"美刺"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其意义指向在于国家典礼、时世变迁、政治兴衰以及社会风习等方面。在诗的政治目的性意义指向的表述中,《诗序》实际汇集了诗人之意、典礼用诗之意、诗乐之意、采诗或编诗者之意等四方面的意思。故而引起了后人的种种误解。     

班固的“赋颂”理论及其《两都赋》“颂汉”的赋史意义

汉儒言《诗》有"美、刺"之义,影响至赋即为"讽、颂"二端。西汉赋偏重于讽,东汉赋主于颂,而完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班固。生逢东汉中兴之时的班固,既承儒家《诗》学传统,更受社会清明、帝王倡导、颂文兴盛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汉"为旨归,所谓"述叙汉德"、"润色鸿业"、"光扬大汉",不仅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也从此奠定了盛世而赋的"赋颂"传统,颇具"赋史"意义。     

“班马”的辞赋观与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

汉代赋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支配其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是汉代的经学思想,一是辞赋的创作实践。司马迁引入汉儒《诗》学标准,首创辞赋“讽谏说”,开启了汉代赋学以政治实用性价值为标准的核心精神;班固则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提出“讽谕”与“颂美”并重的辞赋观,并且透过《诗》与赋之间的关系,对辞赋发展进行了史的勾勒和风格流派的划分,具有总汉代赋学之大成的意义。通过他们的辞赋观可以看出,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即表现为经学致用观和辞赋艺术精神由对立隔膜到渗透融会的过程。     

《汉书·地理志》与中华区域风俗文化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 ,对中华风俗文化进行了区域划分 ,描述了区域风俗文化的特征及内部差异 ,分析了区域风俗文化形成、演变的原因。其原因主要取决于自然环境、政治经济背景、历史传统等因素     

论陶瓷诗的内涵及其价值

陶瓷诗包括吟咏陶瓷美的诗、题刻在陶瓷器物上的诗、关于陶瓷生产、陶瓷风俗与陶瓷窑场的诗和民谣等,体式多样,内容丰富且富有人民性、欣赏性和教化作用,有社会学、陶瓷史料学、工艺学和文学美学等方面的价值。     

班固《咏史》诗的真实性质疑

班固《咏史》诗的真实性让人怀疑。其一，从品评、著录班固《咏史》诗的典籍看，此诗的真实性让人怀疑；其二，从班固的创作特点和他对民歌的态度看，班固不可能写《咏史》诗。     

论《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宋《诗》学之批评——兼谈唐、宋《诗》学的承与变

《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宋《诗》学著作和主要治《诗》者的评价大体能实事求是,常有精到之见。但囿于对门户壁垒的批判,致使其对《诗经》宋学的意义和价值重视不够,尤其是对宋人从文学角度研究《诗》的意义和价值重视不够;其对唐宋《诗》学之批评,未能彰显唐代《诗》学对宋代《诗》学大势的影响,宋代《诗》学是在继承唐代《诗》学中实现创新的。     

魅力《相思>诗 长盛"红豆"俗--王维《相思>诗与"红豆"风俗结缘、传承、演化研究

唐代大诗人王维的<相思>诗,引发出长盛不衰的"红豆"风俗.本文从多方资料.考证出王维是"红豆"入诗的第一人,并指出相思子(红豆)产地已由岭南扩至长江南岸,探索出唐代是"红豆"风俗盛行的年代,"红豆"亦由入诗延至入词,解析出唐之后的"红豆"风俗,于程、朱理学思想锢制下的艰难传承,追溯出"红豆"风俗里的宗教特色,体现了儒、释、道精神文化境界大一统的中国特色.最后归结出:<相思>诗的魅力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进,"红豆"风俗已融入经济市场,发挥其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     

采:小说发生与古小说民族特征的文化成因

关于古小说起源的诸多学术观念存在起源绝对化的问题,原因是忽略了对小说发生过程的研究."采"对于"诗"具有发生的意义,古小说早期之"缀"、"采"与"采诗"之"求诸野"其发生相通,故"采"对于古小说也具有发生的意义.考察古小说发生过程,从其产生就与"采"相始终,"采"成为古小说的一个"观念",采录也成为古小说最主要的写作姿态,这决定了古小说的民族特征及文化成因:内容上"博"、"杂";在结构上崇尚"小";创作时持非正统心态.     

汉乐府“采诗娱乐说”质疑——乐府采诗缘由浅探

现行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在论述汉代乐府采诗时都采用了“采诗娱乐说”。本文从辨析“郑声”入手，探讨了乐府民歌的歌词与音乐的关系及其性质，考察了汉代宫廷用乐的情形。并以此为据反驳了现在通行的“采诗娱乐说”；论证了乐府民歌的歌词与音乐都不适于宫廷娱乐而只能用于观风俗之盛衰的观点。     

魏源今文《诗》学评述

魏源的<诗古微>是其今文<诗>学的代表作.魏氏治<诗>的指导思想是区分作诗者之心、采诗编诗者之心、说诗者之义、赋诗引诗者之义等数者.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文本的多义性,且文本信息的解码是无法由作者来确定的,而取决于接受的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一总体思想指导下,魏源探求齐、鲁、韩三家<诗>的传承关系,通过辨章源流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以求诗人作诗之义.这些都为后世的<诗经>研究提供了经验.     

"采"与文言小说

"采"对于"诗"具有发生的意义,文言小说早期之"缀"、"采"与"采诗"之"求诸野"在方式上是相通的,故"采"对于文言小说也具有发生的意义;考察文言小说创作实际状况,发现文言小说从其产生就与"采"相始终,"采"成为文言小说的一个"观念",采录也成为文言小说最主要的写作姿态;以上方面,决定了文言小说内容上的"博"、"杂",在结构上的"小"及作家非正统心态三个本质的规定性.     

汉族上层社会学术文化的主旋律

中国汉族上层社会学术文化是综合性的,不以分科别类见长,而以一本万殊见用。其总根源可以说当属六经。六经亦称六艺,汉刘歆《七略》中有《六艺略》,孔子《论语》中并无以六经教弟子的记载。六经之名及其性质可以从《礼记·经解》知其大略。它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絮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儿乎都是谈为人为学了。但这《诗》、《书》、《乐》、《易》、《礼》、《春秋》之名和次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所本。其后《隋书·经籍志》逮及     

走向圆融：“以禅喻诗”的演进历程

作为古代重要诗学范畴之一的"以禅喻诗",它所走的是一条批评家的诗禅体验交融之路,历经了佛自佛,诗自诗,诗禅之间终有一层隔阂的初涉期;"尚在形似意想间,犹未显然分明"、"仅见其形质"的交融期及游刃有余地出入禅学和诗学维度的圆融期三个阶段,最终发展成为宋代的一种重要的批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