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重点小城镇与城市化道路选择——对“空间不平衡发展”理论的批判反思

发展和繁荣小城镇,尤其是有选择性地发展重点小城镇,不仅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战略问题和基本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小城镇本身如何推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对"空间不平衡发展"理论和战略的包容性批判和反思,要求回归到体现"使用价值"的新型城市化轨道上。发展和繁荣重点小城镇,推动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是化解"空间不平衡发展"战略诸多消极影响的有效途径。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县域治理

回溯县域治理的横向历史进程维度,结合当前的县政改革实践路径,使得结构功能主义对其具备了较强的解释力.面对急遽变革的现代转型社情,县域治理的构成要素趋向多元化,在聚合关联要素行动的同时,通过形塑诸多子系统的价值回归,为县域治理提供了稳定的文化生态支撑.在治理理念关照下的县域改革,通过耦合治理要素所形成的新平衡,正视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张力,建构县域治理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能够满足新发展理念下基层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需要.     

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世界普遍规律与国情有机结合,形成中国城市化模式: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它是完整意义上的主动式、内生型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以及第三步发展战略的科学选择;同时也是"三农"非农化转移的根本出路、城乡融合的有效载体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工程。它面临机遇和挑战。历经家庭承包制、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等四个阶段的农村城镇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初级阶段。城镇化总体目标应与小康社会建设相适应,必须澄清"问题论"限制论"和"均衡论"等认识误区,并根据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对东中西三大地区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改革城镇化体系和制定科学政策,包括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培育、用地制度的完善、投融资新体制的建立和区划的重新调整等。     

复合治理视域下的地方“评比表彰”执行逻辑

评比表彰作为一种常见的地方社会治理现象,如何科学解读其治理内涵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复合治理”框架是解释地方评比表彰执行行动逻辑的重要尝试。具体而言,上级设置评比表彰项目产生责任与激励约束机制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外在驱动力,复合治理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理性选择,呈现出治理核心逻辑、纵向逻辑和横向逻辑的复合统一。其中,地方成立评比领导小组统合党政力量是评比表彰项目有效执行的核心动力,推动了横向和纵向治理资源整合;条块耦合,塑造体制联动效应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纵向复合治理逻辑;寻求治理共识构建,谋求治理资源支持是复合治理横向整合逻辑。     

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这是完整意义上的主动式、内生型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以及第三步发展战略的科学选择;同时也是"三农"非农化转移的根本出路,以及城乡融合的有效载体和保障社会稳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它历经家庭承包制、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等四个阶段.农村城镇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初级阶段,城镇化总体目标应与小康社会建设相适应,并根据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对东中西三大地区因地制宜提出不同的目标要求.     

精英“依附式”生态社区治理的探索——基于陕西袁家村的启示

在国家全面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实现城乡生态社区治理是新时期贯彻生态文明纵深发展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也是深入推进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传统的"二元化"结构范式的社区精英治理,不仅难以适应生态治理"一核多元"的现实要求,同时,"精英俘获"附带的管制型治理思维也同生态的开放共享诉求相背离。新精英行动更凸显了开放、创新和共生的发展新理念,"依附式"模式契合了生态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也体现了二者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互动良序发展的现实诉求。袁家村以新精英思维构建了党支部为核,干群为基,精英主导的生态社区治理模式。这为当前的生态社区治理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有益启示。     

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治理能力框架建构

地方治理能力建构属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借鉴相关成果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剖析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要素,厘清此背景下地方治理能力建构的基本特征,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另一方面,通过回答"地方治理能力建构为了什么""谁来建构地方治理能力"以及"地方治理能力如何建构"三个理论问题,试图构建一个包含目标愿景、政策行为、能力反馈在内的"理念—结构—过程"整合分析框架。     

"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发展路径研究——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例

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研究对象,分析"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激发的情境优越性,即:在内源系统中,通过主体动员凝聚行动力量、产业融合重塑动能形态、村社理性深化价值认同,从而促进乡村整体的有机参与,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在乡村内部深入渗透的同时向外扩散,与外源系统进行双向反馈互动,依托政府引导、制度供给、资源链接的条件刺激,提升其作用的空间范围和系统层次,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发展.激活内生动力,应从增权赋能、整合资源要素、利益联结三方面入手,加强权利保障和制度建设,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发展路径研究——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例

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研究对象,分析"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激发的情境优越性,即:在内源系统中,通过主体动员凝聚行动力量、产业融合重塑动能形态、村社理性深化价值认同,从而促进乡村整体的有机参与,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在乡村内部深入渗透的同时向外扩散,与外源系统进行双向反馈互动,依托政府引导、制度供给、资源链接的条件刺激,提升其作用的空间范围和系统层次,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发展.激活内生动力,应从增权赋能、整合资源要素、利益联结三方面入手,加强权利保障和制度建设,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与创新——以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为例

1978年到2013年,我国城镇化高速度发展的同时也衍生了需求膨胀、分配不公、地方治理失效等诸多社会问题,而新型城镇化中地方政府治理更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治理主体单一、治理能力和治理工具有限等诸多发展滞后的问题.分析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这一政府治理转型的典型案例,可以总结城镇化发展中的成功和约束因素,并获得新型城镇化中地方治理转型的诸多启示:治理理念要由从“物本”转向“人本”;要厘清不同层级政府的财权事权,保障地方财政收支平衡;治理工具和社会整合方式需要创新,治理主体更需多元化.     

博弈论视角下的乡村重构与生态治理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从历史沿革看,乡村治理遵循其自身的演绎规律,始终保持内生型发展态势。随着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解体,内生型发展模式并不能改善农村积贫积弱的现状,为此政府以权力介入催生乡村外放型发展,并在此进程中呈现出权力博弈、文化博弈、角色博弈、道路博弈以及重构生态治理的基本价值旨趣。乡村生态治理并非概念嵌入式的污染治理,而是建构产业聚合、城乡互荣、阶层融入、和谐共生的综合性、全方位、多点面的乡村治理业态,最终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治理目标。     

出众还是出局：乡村振兴背景下特色小镇的要素耦合与发展路径——基于西安市特色小镇的多案例研究

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当前对于特色小镇的研究大多基于个案进行分析,尚未系统揭示影响特色小镇发展的要素及其内在机制。以陕西省西安市首批创建的35个特色小镇中的8个典型案例为样本,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采集到的相关资料进行系统编码并构建出乡村振兴背景下特色小镇的要素耦合与发展路径。结果发现：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要素耦合,其中“产业丛”“文化源”是必备要素,“生态域”“创新力”“融合度”“基础项”是核心要素;因此必须聚焦特色和优势,加快推进一体化协同,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特色小镇创新发展路径。此外,缺乏核心产业、特色不彰、急于求成、变形走样、缺乏管理和机制不活等问题制约着特色小镇的持续健康发展,应在相关政策和制度体系中寻求帮助,谋求高质量发展。     

新疆小城镇建设与农民增收

新疆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单一,农民增收缓慢,而城镇化滞后是引起此问题的重要原因。城镇化滞后表现在城镇化水平低,聚集功能差,对农民缺乏吸引力,而且小城镇发展极不平衡,缺乏区域特色,因此,新疆小城镇建设应合理规划,因地制宜,推进相关制度创新,完善投资机制,创建特色小城镇,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兵团“场镇合一”小城镇模式探究——以第八师北泉镇为例

兵团城镇化肩负着维稳固边和发展经济的双重职能。作为计划单列的特殊行政与经济实体,兵团小城镇建设始终缺乏有效的资源调动能力和城市经营手段,使小城镇发展滞后而缓慢。通过实证分析兵团第八师北泉镇建镇前后城镇经济发展案例,科学研究了兵团团场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得出:体制创新是兵团小城镇发展的核心动力,立足区位和地缘优势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化、现代工业园区和新兴旅游业,是加快团场小城镇建设的直接推力,改善居住和生活条件、缓解城乡用地矛盾、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是推进小城镇发展的根本保障。     

苏东沿海地区“三农”问题与治理路径研究

探索苏东沿海地区农村发展新模式,统筹城乡规划,拓宽农民创收渠道,建设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内涵集约式发展之路。优化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和效能,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强化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政治实践。推进苏东沿海地区城镇化建设,发展地区县城和中心城镇,加强地区实事惠民、精准扶贫的开发实施力度,培育农业龙头企业,促其产业化。用科学发展理念引领地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促进环境物权生态化发展理念的推展,加强环境生态化建设和治理。增大对农村教育资源投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优化人才激励机制,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等智力机构,建设新型的地区"三农"发展和治理智库,建立地区"政、产、学、研"协同一体化的组织机制,建设"以农为本"的服务型政府,为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和提升地区文化软实力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资源的文化网络" ——一个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面对市场经济背景下乡村治理与发展的新变革,加之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发展导向下多维复合的新要求,"乡政村治"的制度安排在实践中展示出诸多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实践已经证明,它的良性运转不仅需要"行政性"和"社会性"双重赋权,而且实际上还需要"市场性"(市场的资源、渠道和形式)的赋权。借鉴"文化网络"分析的方法,在实践中以敬老、互助、治理、发展等文化共识为纽带,由乡贤、长者社员、村民入股成立村社全要素股份合作社,通过多种形式的股权设置和健全的治理结构,把乡村产业要素进行整合,通过这一"资源的文化网络",发挥村社全要素股份合作在农村经济、文化和治理中多维的综合作用,对于构建乡村振兴内生长效机制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的机理与实现路径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两者在理论基础、发展脉络、科学内涵等方面一脉相承,可以也应该协同推进。然而在实践中却产生了对城镇建设粗放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以及城镇绿色转型发展推进不理想等问题,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彼此割裂,尚未实现协同发展,还存在建设机制不健全、评价方法不科学、政策体系不完善等现实障碍。必须将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在行动要素层面进行整合归并,以重点建设任务为抓手,在建设机制、评价方法、政策体系等方面消除割裂与掣肘,构建新的发展系统,实现两者的协同推进与融合发展。     

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视域下小城镇建设研究

开发和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推动新型城镇化是保持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建设和发展基于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的小城镇中,要选择地理位置比较集中、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有一定的文化创意产业基础和一定知名度的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从特色形象体系、产业体系、传播体系和附属体系,研究小城镇建设策略,同时处理好小城镇建设与特色资源的挖掘和保护、城镇居民利益与环境保护等的关系。     

地方政府大数据治理的挑战及应对路径——基于“动机——能力”的视角

中央发布了关于大数据治理的相关政策及行动纲要。为了响应中央号召,地方政府纷纷开展大数据治理行动。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受到"双重激励"的影响,出现治理动机高,而治理能力不足的现象。地方政府面临数据统筹能力不足、缺乏数据权限、数据思维等挑战。分析影响动机—能力关系的因素,通过循证决策,提升地方政府资源禀赋能力等方式来平衡动机—能力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大数据治理的解决方案。     

生态位视角下平台生态系统的动态治理研究——抖音和快手的比较案例分析

基于生态位视角,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和模块化理论,依据"情境—架构—目标"思路构建一个整合的平台治理分析框架,对抖音和快手平台的治理问题进行探索性比较案例研究。通过揭示生态系统不同阶段中心性水平和模块化程度的协调过程,刻画出平台生态系统动态治理机制。研究发现:(1)启动阶段,模块化水平较低,竞争强度正向影响中心性水平以提升生态位"态"能;(2)边界跨越阶段,生态系统中心性水平降低,平台组织结构出现模块化分工以提升生态位"势"能;(3)编排阶段,组织结构模块化诱发产品服务出现模块化,模块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提高生态系统中心性水平可以提升生态位"适宜度",更有利于平台生态系统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