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府治理经验及其对我国社会治理启示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论断,体现出了国家对新时期社会治理创新的高度关注。当前,在我国转型时期多样化关系与问题特征的格局下,我国政府面临着理念不规范、缺乏公共性、主体单一以及技术落后等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通过对国外政府治理创新案例的分析,总结社会治理经验,提出要从模式、理念、主体、机制、技术、制度、意识等方面入手来提高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创新发展理念,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论新型城镇化大时代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

截至2016年11月29日,国家发改委已陆续公布了3批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名单。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本质要求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导角色,地方政府在现实治理过程中却面临着诸多困境,如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不合理造成排污排气监督治理困难,生态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主体不完善造成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落实不力,地方政府“经济人”与“经纪人”双重属性使其本能地同多方主体角力,生态建设周期漫长导致政绩与任期错位等。鉴于此,必须加快产业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并加强产业布局与产群化管理,促进科技型产业与循环型产业发展,重建生态绩效考核机制,并籍以发展多中心治理模式和出台生态建设法律法规,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的形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驾护航。     

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结构转型与功能变迁

基于豫北33个新型城镇化社区的调查分析并以结构转型与功能变迁视角,考察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结构转型与功能变迁的实践逻辑,从而提出一种“重构论”以回应“解体论”与“延续论”的学术争论。(1)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重构虽然由国家推动和政府主导,带有一定程度的自上而下强制性,但基层社区并未完全被动接受,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并通过“变通”实现新制度的落实。(2)豫北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重构遵循政党—政府—社会三维一体的多元共治理念,主要包括“四委一中心”的新型社区组织架构、党员群众服务站和社会管理综合服务站、网格化管理模式以及“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程序等。(3)文章打破村庄治理与社区治理的传统二分转型逻辑,将新型城镇化社区视作城乡连续统一体框架内的一种特殊人口聚落模式和社会空间,采用生成性视角考察社区组织转型和功能变迁的实践逻辑,提出作为一种通向共治之路的“重构论”实践逻辑。     

新型社会治理格局下地方政府公共关系构建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地方政府是落实党的各项发展政策的主体,也是直面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重要单位。新媒体广泛普及、人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升、构建智慧型政府等要求对地方政府公共关系提出了挑战。地方政府公共关系构建到我国治理体系的完善,因此,在新型社会治理格局下应该进一步推动增强政府的服务功能,扩大沟通和交流渠道,加强相关舆情管理,调动公众参与,重构地方政府关系,增强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效能,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水平提供保障。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公共服务职能转变——基于苏州市的案例分析

转向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应对传统规模扩张型城镇化所导致系列社会问题的必由之路。这种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转变,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共享。针对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公共服务的供给内容、结构、制度等层面的诸多挑战,从多维度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所要求的公共服务职能转变路径。主要包括坚持以人为本和共享均等化公共服务的核心发展理念、调整和转变公共服务供给结构、按照不同群体需求提供有效公共服务、促进多元协同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改革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结构、转变对地方政府考核的指挥棒。同时,也要注重解决转变公共服务职能与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与户籍制度改革的关系、实现精准公共服务供给等不同层次的现实问题。     

转型时期地方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从地方政府管理转向地方治理＂改革浪潮的兴起,意味着地方政府理念的重塑、角色的转变和权责的重构。转型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理念的缺失、治理目标的偏差、治理体制的弊端和治理力量的不足等因素阻碍了我国地方治理实现进程。地方政府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科学治理的主体观、价值观、权力观和体系观来实现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实现区域善治与和谐发展。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和“城市病”及其治理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与“城市病”并存且相互影响。农业小规模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相对贫困和部分群体绝对贫困;“空心村”的普遍存在是现阶段“农村病”的主要表现。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承载力薄弱、“城中村”环境和治安问题等为表征的“城市病”集中爆发,并向二、三线城镇蔓延。农业转移人口的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城乡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以及东中西各区域之间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地方政府的治理理念与方式有悖于健康城镇化要求等等,这是导致“农村病”与“城市病”的主要原因。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化解城乡间与城市内部的双重二元矛盾;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治理“农村病”与“城市病”的基本思路。     

技术理性与治理逻辑:社区治理技术运用反思及其跨越

社区治理技术体系的建构过程实质是推进社区治理社会化、专业化、技术化的过程,要义在于坚持“多元共治”理念,核心是鼓励多元社会主体创设并应用多样性技术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和服务。从现实需求、价值取向、实践主体、技术工具、应用评价五个维度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技术面临网格功能泛化、物业管理专制、社工难以退出、协商参与不足等问题。社区治理技术的有效运用,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明确社会主体功能边界,增强居民委员会社区治理能力,激活居民自治主体性。从治理现代化的高度看,社区治理需要深刻转变,即政府理念从“管控”到“治理”,治理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各类资源从“分散”到“整合”,主体功能从“泛化”到“精准”,治理技术从“模糊”到“清晰”。     

过渡与协同：城镇化发展中城乡结合部新型社区治理

在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城乡结合部出现了农民集中居住的新型社区。由于城镇化强制乡村分散居住模式改造为集聚;强制封闭社会空间产生结构性分化;强制农民身份的公民化转变;使城乡结合部新型社区治理有着复杂的背景。在被动的局面下,城镇化发展出现过渡失序,造成了城乡结合部新型社区治理困境：治理格局的不稳定,治理主体定位模糊以及治理路径依赖的失灵。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城乡结合部新型社区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是城乡结合部现代化与城市化转型成功的标志,而主体性动力的不足与文化渗透性动力的缺失,意味着新型社区治理创新的重点是,通过社区主体性建设和文化建设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和协同治理理念的生成。     

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当前,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竞争的驱使下,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之中,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致使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塑造了无形的组织界限。因而导致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反馈政策设计问题往往难以奏效,不得不依托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采用非正式行为策略“自下而上”反向施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但其成本付出也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由此提出,要建构政府与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以及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才是打破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组织壁垒、政府与社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以及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存量工业用地再利用的创新路径

长期以来,由于新增用地扩张成本较低,存量用地再开发成本过高,导致我国存量工业用地再利用面临着诸多障碍。在新型城镇化的理念与实践下,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开始由城市增量空间扩张向城市存量空间重构转向。存量工业用地再利用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突破口,与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空间治理能力提升等多个方面密切相关。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存量工业用地再利用呈现出由被动更新到主动升级、目标诉求多元化、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合作、地方实践领先于中央政策等特点。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存量工业用地再利用政策的实践模式虽然有所不同,但均强调政府引领、分类处置、多方合作、利益共享的理念。科学编制再开发规划和计划、多元合作与收益共享、设立工业用地再开发管理机构、创新经济激励模式与政策、建立刚性和弹性相结合的退出机制等五个方面,将是未来存量工业用地再利用的创新方向所在。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

社会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应该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来考虑,由于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型、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矛盾易发多发、利益失衡、基层组织薄弱等问题,因此,创新社会管理迫切需要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是：一要树立科学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正确的价值取向;二要强化基层组织建设;三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地方政府;四要发展社会管理多元协同管理模式;五要加强社会管理的法治保障.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存量工业用地再利用的创新路径

长期以来，由于新增用地扩张成本较低，存量用地再开发成本过高，导致我国存量工业用地再利用面临着诸多障碍。在新型城镇化的理念与实践下，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开始由城市增量空间扩张向城市存量空间重构转向。存量工业用地再利用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突破口，与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空间治理能力提升等多个方面密切相关。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存量工业用地再利用呈现出由被动更新到主动升级、目标诉求多元化、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合作、地方实践领先于中央政策等特点。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存量工业用地再利用政策的实践模式虽然有所不同，但均强调政府引领、分类处置、多方合作、利益共享的理念。科学编制再开发规划和计划、多元合作与收益共享、设立工业用地再开发管理机构、创新经济激励模式与政策、建立刚性和弹性相结合的退出机制等五个方面，将是未来存量工业用地再利用的创新方向所在。     

健康城镇化中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优化策略研究

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高速发展使城镇化面临许多突出问题,如城镇化中出现的"城市病"和"农村病"问题。因此要走健康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应积极采取相应的政府经济行为主动推进城镇化建设。健康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要明确行政职责,实现政府转型;约束经济职能,提升城镇化进程中的极化效应;巩固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科学规划城镇化发展布局。     

流动性平衡：“村改居”社区的空间生成与秩序实现

为推进农村城镇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并从农村获取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居住,重构农民生活空间。“村改居”社区空间的商品性、阶层性、共有性和规则多元性,意味着其面临更为复杂的公共事务和更为多元的利益主体。在“村改居”空间生产阶段缺乏参与的农民,入住新型社区之后,与乡村干部在公共空间利用上展开机智灵活的竞争。他们基于产权性、生计性和补偿性理由,施展富有权宜性和流动性的策略,修改了政府单向度规训农民生活的治理框架,型塑出社区公共空间的“流动性”景观。在“村改居”社区空间秩序达成中,基于主体互动达成的流动性平衡机制具有如下政策启示：在农民生活空间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有必要确立农民参与建设、治理自身生活空间的主体地位,通过充分的政社互动形成有活力的新社会空间治理共同体。     

新型城镇化中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入服务及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基于浙江省武义县桐琴镇的调查

随着发达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外来农民工不断涌入小城镇,为镇级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融合与社会管理方面的矛盾和问题.通过对浙江省级中心镇——桐琴镇的实地调查发现,外来农民工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社会融入难、社会服务不完善以及社会管理待加强等问题.桐琴镇党委、政府遵循“善治”理念,探索加强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入服务与社会管理创新体制,充分发挥镇党委、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核心领导与主导作用,企业和学校等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以及人民群众的主体参与作用.通过总结提炼“桐琴经验”,提出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完善落实流动人口政策保障体系、加强融合性组织和“两新组织”建设等以促进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入服务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措施.     

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与选择

政府治理工具是指参与治理的各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一定治理目标,而采用的可辨别的行动机制或策略。地方政府治理工具的创新与选择对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关键作用。大数据为地方政府治理带来挑战,传统治理工具逐渐失去了治理效应,但同时大数据也为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提供了空间和路径,整体性工具、网络化工具、契约化工具等成为大数据时代治理工具创新发展方向与选择。根据不同治理工具特征,针对不同治理目标、制度环境、行动者等制约因素,可以对地方政府治理工具进行评估与最优化选择。     

新时代推进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思考

推进绿色城镇化是新时代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城镇化绿色转型的战略重点包括绿色产业体系构建、城镇基本"硬件"绿色升级、城镇空间规划布局优化和城镇生态环境有效治理.推进绿色城镇化,要完善绿色技术与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加快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壮大绿色新兴产业,实现城镇产业发展绿色化;大力开发和应用绿色能源,稳步推广绿色建筑,促进绿色交通发展,推动城镇"硬件"低碳化;优化城镇规划建设,促进城镇空间布局集约化、建设管理精细化;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确保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科学化高效化.     

共享经济背景下社会养老服务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面对我国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状,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会养老服务已成为政府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和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之一。然而,在社会养老服务协同治理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供需不匹配、协同治理主体间职责不清等诸多问题。为了破解这些问题,提高社会养老服务协同治理的有效性,借鉴共享经济中的组织管理理念和方式,并基于SFIC模型尝试构建一个共享经济背景下社会养老服务协同治理框架。在这一治理框架下,政府可以采取转变治理理念、构建激励与约束机制、拓展多主体治理联动共享机制,以及强化协调和监督机制等策略推动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存量工业用地再利用的创新路径

长期以来，由于新增用地扩张成本较低，存量用地再开发成本过高，导致我国存量工业用地再利用面临着诸多障碍。在新型城镇化的理念与实践下，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开始由城市增量空间扩张向城市存量空间重构转向。存量工业用地再利用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突破口，与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空间治理能力提升等多个方面密切相关。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存量工业用地再利用呈现出由被动更新到主动升级、目标诉求多元化、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合作、地方实践领先于中央政策等特点。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存量工业用地再利用政策的实践模式虽然有所不同，但均强调政府引领、分类处置、多方合作、利益共享的理念。科学编制再开发规划和计划、多元合作与收益共享、设立工业用地再开发管理机构、创新经济激励模式与政策、建立刚性和弹性相结合的退出机制等五个方面，将是未来存量工业用地再利用的创新方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