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媒介”视野下的电影叙事二题

摘要： 从“跨媒介”的理论视野看,电影叙事已不再是单纯的、严格的、传统的银幕影像叙事,而是包容横跨了电视电影——荧屏影像、手机电影（包括电脑网络电影）——显示屏影像等多种媒体介质的影像叙事。银幕影像、荧屏影像与显示屏影像三种影像形态各自具有的媒介特征与不同的叙事偏重,表明着电影叙事载体的流变和电影叙事格局的分化,意味着当下的电影叙事正在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单纯走向复杂,正渐次形成多种叙事形态共存的发展态势和多层次竞争互补的文化格局。     

“后经典语境下”华兹华斯诗歌的叙事艺术研究

将华兹华斯的抒情诗置于后经典叙事学的视域,从诗歌的叙述者、诗歌的叙事序列、诗歌戏剧性叙事、诗歌跳跃性叙事、诗歌音乐化叙事等方面,对具有华兹华斯典型叙事艺术特点的多首抒情诗进行系统解读,印证了华兹华斯抒情诗的叙事性,打破华兹华斯诗歌叙事研究拘泥于叙事诗研究的局面,验证了诗歌叙事学批评的可行性和效度。     

约瑟夫·康拉德《吉姆爷》中的叙事判断

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吉姆爷》围绕“帕特纳号沉船事件”和“布朗事件”展开,主人公对事件的阐释判断和叙述者们对事件多元的伦理判断,与读者对“确定性”的本能追求形成了充满张力与活力的辩证关系。康拉德通过多种叙述声音使读者审美预期受阻的同时也使其更积极地与文本进行双向对话,在推动小说叙事进程的同时,丰富了小说的艺术形式,实现小说在叙事形式、叙事伦理和审美意蕴上的交融和暗合。同时,从人物的阐释判断、叙述者的伦理判断以及读者的审美判断三方面对《吉姆爷》的叙事判断进行论述,也为詹姆斯·费伦的叙事判断理论提供了一种更清晰的阐释路径。     

会话叙事标记“反正”的语用功能与语义缺省

基于自然会话叙事语料,以“反正”为例,通过对其共时平面使用模式的梳理,探究其在会话叙事中的叙事标记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叙事提醒、叙事例举、叙事总结、叙事证实、叙事坦白、叙事补述及叙述者语气调节等七种语用功能。“反正”的语用功能建立在主观交互的情态和意图性信息交换中,叙/受述者根据信息量大小,彼此产生针对故事事件的共情,以此交互会话与叙事信息,形成叙事共情的语义缺省现象。     

简论“五四”女作家小说的叙事特征

“五四”女作家的小说叙事具有独特的“自足性”.她们以作家主体为话语中心,以个体的感知替所有角色代言,小说中各种叙事技巧的使用皆为达到个体言说的快感.从叙事视角看,作者、叙述者、被叙述者的身份不断出现重叠、错位和流动.从叙事结构的安排来看,作者惯用书信、日记等体裁推进情节发展,交代故事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女作家对小说叙事结构的安排,同时又给单纯的以“心理-情绪”为中心的结构以物化的情节形式.“五四”女作家这种叙事上的“自足性”与她们当时“边缘化”的生存心态和女性意识有着直接的联系.文章力求通过对“五四”时期女作家代表性小说的叙事特征的分析,展现其背后隐含的“五四”知识女性独特的生存境遇和社会心态.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阈下的土司制度初探——兼评云南巍山蒙化彝族左氏土司的“武功”与“文治”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民族学、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整体性宏观研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把钥匙”。历史上在云南蒙化彝族地区（今云南巍山）的“土司制度”,不仅维持了封建国家统一的“一体”格局,也促进了作为中华文明“多元”组成部分的云南西部蒙化彝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从土司制度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普遍推行可看出,“多元一体”的格局在古代就早已是我国各族儿女认同的共同目标,土司制度对此格局的最终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论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回旋跨层叙事的美学特征

韩少功的小说《日夜书》存在两个相对固定的叙述者：“回忆者-陶小布”和“亲历者-陶小布”。这两个叙述者的不同视角使文本出现明显的叙事分层。通过变换叙述者和叙述视角，不同叙述层之间的相互跨越形成回旋跨层的叙事结构。在这一结构下，小说的叙述语言蕴含了多样化的叙述声音，呈现出复调式的美学意蕴。同时，小说的文本内容表现出对叙述者的“隐在型反讽”,其真实意图是对过往知青岁月的反思和审视。借助回旋跨层叙事，韩少功重构了对历史的深刻记忆，抒发了对知青岁月的缱绻情怀。     

小说的知情叙述者及其叙事优势

知情叙述者,是对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关系进行考察而提出的概念,“他”与叙述对象有着某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由此决定了他的知情身份,并区别于全知叙述者、隐含或显露叙述者,表现出自己特有的性质和叙事作用。知情叙述者叙事,实际上是一种跨界叙事,不仅融合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事长处,而且在叙述的可靠性及人称转换的便利性上表现出特有的叙事优势。     

现代小说叙事主体的分化及其比较

叙事主体主要包括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传统小说中二者基本一致,普遍信奉叙述者权威的原则。在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变中,叙事主体以及主体的评价都发生了变化。由于中西现代小说的内涵不同,导致这些变化也出现了差异:西方现代小说打破了传统“全知叙事”的方式,其主体分化动摇了叙述者权威,主体评价侧重从传统的单一评价转向多重评价;中国现代小说摆脱了传统白话“口述”方式的“全知叙事”,基本上仍信奉叙述者权威,主体评价侧重从传统的显性评价转向隐性评价。在新时期,中国小说也出现了西方意义上的叙事主体分化。     

论《蝴蝶君》中的非自然叙事策略

《蝴蝶君》是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的代表作,剧中不可能的事件、渗透型叙述者、倒退的时间线及流动的戏剧空间等非自然叙事策略直指作品自身的“虚构性”和角色的“操演性”。文章基于非自然叙事理论,分别从故事事件、叙述者、时间和戏剧空间四个参数来深刻剖析这部作品的非自然性,从而指出黄哲伦通过运用该叙事策略构建了一个不可能的世界,交错层叠的叙事安排凸显并强调人物的建构性及流动性,进一步挑战了人们对身份和时空的固有认知,彰显了作家超越本质主义的多元身份诉求。     

论中国古代两大语体短篇小说叙事模式的差异及其成因

本文运用当今西方叙事学理论,从叙述者与作者、受述者、故事、人物之间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两大语体短篇小说在叙事模式上的差异及其成因。文言短篇小说的叙述者通常以“史官”的姿态代表作者潜入到故事之中进行体验叙事,他为了使故事耐“读”,往往以简明扼要之笔将故事显示出来。而白话短篇小说的叙述者则通常以“说话人”的姿态代理作者对故事作热情地讲述,他往往以“慢慢道来”的策略使故事耐“听”。前者需要玩味咀嚼式解读,后者呼唤走马观花式赏读。两种叙事模式的形成分别缘于精英文化背景和大众文化环境。     

“拿伯的葡萄园”叙事技巧分析

"拿伯的葡萄园"是《圣经》中的一个小故事,典型地体现了圣经全知叙事的简洁、含蓄的特征,但也具有自己的独特的叙事技巧。首先,叙述者的直接干预较少,通过戏剧化,巧妙运用"展示"、"讲述",进行客观化叙事,有效调控了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其次,在情节设计上,形成了独特的菱形结构和叙述圈复合序列的结合。最后,运用关键词重复、细节重复,以及对比手法来揭示故事的深层内蕴:道德与属灵的冲突。     

论莫泊桑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叙述者”

本文认为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叙述方式主要表现为：在楔入观察的影响下，形成以“人物——叙述者”为中心的多层次多变化的独特方式。这一方式又变化为四种形式：（１）“人物——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不是焦点人物，主角另有其人；（２）“人物——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是焦点人物，是小说的主角；（３）“人物——叙述者——我”叙述“我”所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事件，“我”不是焦点人物，主角另有其人；（４）“人物——叙述者——我”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是事件的参预者，叙述者，暗含的作者，还是焦点人物，小说中的主人公。     

从双重叙述者“我”中读出“小我”现在时

鲁迅小说双重叙述者“我”的独立性叙述造成了叙述者与叙述者、叙述者与读者、叙述者与作者之间众声喧哗的冲突与对应 ,自觉的主体性意识的艰难探寻实现了鲁迅“小我”历时性过程中的现在时价值确认     

话本小说叙事模式述论

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 ,对话本小说“拟书场”的特殊叙事模式进行了总结。指出话本小说以模拟的说书人为特殊的叙述者 ,以假想的听众为程式化的叙述接受者 ,而固定的叙述者声音与全知的叙述者眼光构成其基本的叙事视角方式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论中国第六代导演电影的叙事策略

本文从电影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了第六代导演在情节结构编排、故事讲述和叙事语法三方面的叙事情策略:第六代导演大多选择边缘性的故事本体作为创作题材,故事情节编排呈现一种多元化格局;习惯把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而且采用“内聚焦”性的讲述策略;其影片在拍摄手法、画面构成、剪辑方式和声音构成等语法方面都显示了独具的特点。     

走进晚清小说理论视野的叙述者

晚清小说理论批评处在中国小说理论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地带 ,尚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叙事理论品格。但是 ,晚清小说理论批评中的部分文献对现代叙事学中的“客观叙述者”、“干预叙述者”、“同叙述者”及其相应的“全知视角”、“限知视角”等问题均有所涉及 ,产生了一些虽然稚拙却也精彩的有关小说叙事方式的理论观点。从中国小说理论批评演化的角度审视 ,它们具有不可漠视的历史价值。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术评论

费孝通教授《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发表以来,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我国民族学界更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中华民族的热潮。其表征有二:一是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一部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术文集,所收几位专家的论文,为费孝通教授“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