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利史研究的近况及新动向

以往中国水利史研究多侧重于国家治水、水利工程技术领域,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水利史研究出现了从治水社会向水利社会转换的新动向,水利社会史研究成为当前中国水利史研究的热点。中国学者在开展水利社会史研究的过程中,注意以水利为纽带开展综合性整体性的研究,区分不同类型水利社会的特征,讨论水利共同体论等理论焦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水利史的研究,有益于中日学者间问题意识之明确、更多的合作、交流与对话。     

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水利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水利史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20世纪80年代,传统水利史研究(防洪、灌溉、航运)勃兴。20世纪90年代以来,水利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水利社会史兴起并逐渐成为水利史研究的主流,近现代水利史开始为学界重视并取得一定成绩,水利遗产研究为水利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水环境研究成果丰富。但是,回顾水利史研究40年的历程,水利史学科也存在着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学科内涵不清楚等问题。总之,水利史研究成果丰硕,在科学技术史的诸门类中成绩显著。     

宋代水利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宋代水利史研究涉及水利法规、水利管理机构、农田水利、城市水利、水环境等多个方面并且表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北方水利建设主要以政府为主导,南方水利建设则更多地突出了民间力量的作用。从中可以看出,宋代水利史研究还可以在环境史、政治史等方面进行突破。     

水利社会史研究大有可为

水利社会史研究已呈方兴未艾之势。今年中央涉农一号文件关注水利改革发展,这组论文以水利社会史立栏,可谓若合符节,虽非刻意为之,亦似寓有抱怀。日本资深中国水利史研究专家森田明先生,力介大陆和台湾水利史研究的近况及新动向,从郑肇经、冀     

关中地区水利纠纷研究综述

近代关中地区的水利事业呈破败之态,水利纠纷频繁发生,这在地方志、碑刻、文人笔记等史料中都有记载。但目前对这一时段的研究多集中在水利工程、水利建设、水利与经济的关系等传统水利史的研究上,而且侧重于常态下的水利研究,对非常态下的水利研究较少,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探讨非常态下的水利纠纷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1990年以来国内学者对民国水利纠纷问题研究综述

民国水利纠纷研究是民国水利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开始关注民国时期的水利纠纷问题,并运用交叉学科知识理论与研究方法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到21世纪初,民国水利纠纷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并呈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具体而言,水权问题和官民关系是民国水利纠纷问题研究的重点,对水利纠纷理论和地域的对比研究将是学界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水利碑刻所反映出的内容特点及社会功能——以清代河西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水利碑刻是研究水利史,特别是水利社会史必不可少的资料.水利碑刻记载的内容众多,如地方水规、水法、水利纠纷的解决过程及处理办法等,这些碑文在基层社会水利管理和运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一方面有助于缓和基层社会因水利争夺而引起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有团结、教育和警示当地民众,以维护基层水利社会秩序的作用.文章基于上述认识,对清代河西地区的水利石碑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其所呈现内容的特点以及所发挥的社会功能.     

山西翼城乔泽庙金元水利碑考——以《大朝断定使水日时记》为中心

山西翼城乔泽庙内现存金元时期水利碑刻3通,《大朝断定使水日时记》刻于《大金绛州翼城县武池等六村取水记》反面,主要记述了金元交替之际,发生在当地的水利争讼,为阐明金元交替期的山西社会和水利制度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资料。文章从政治史、地域史、水利史三个研究视角出发,着力对其进行详尽的分析,指出这块碑刻的重要意义。     

试论民国时期水利事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民国时期的水利建设是中国水利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从三个方面论述民国时期的水利事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说明这一时期水利事业在中国水利史上的地位:西方先进的科技思想和科技理论代替古代的治河思想和水利技术;对水利实行现代式的经营管理;培养水利科技人才,注重水利科学研究。但是,由于受到种种限制,民国时期水利建设举步为艰。     

试论北宋《农田利害条约》的内容及影响

《农田利害条约》是王安石进行变法而制定的,其目的是大力提倡水利兴修,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农田利害条约》的实施引起了农田水利的建设高潮,不仅修复和新建了众多的水利工程,而且在北方开展了大规模放淤活动,使农业生产获得巨大成效。《条约》还引起了该时期水利学术的大发展,《水利书》、《吴中水利史》等著作陆续出现。《农田利害条约》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珍视。     

田啬夫、田典考释——对秦及汉初设置两套基层管理机构的一点思考

秦及汉初国家在乡里设置两套平行的管理机构——乡部和田部,田部的吏员有田啬夫、田佐,里中有田典。县级总管农田水利事务的职官为都田啬夫。田部的职责主要包括计户授田,编订田籍;管理农田水利,督促生产;饲养官有牛马,保护耕牛不受伤害;征收田租和刍藳税等。田部之设源自国家授田,可以佐证授田制是当时实际实行的制度。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授田制的废止和土地私有权的确立,乡里职事从简,田部并职于乡部,但县置都田啬夫一直存续至东汉。     

近20年秦汉妇女史研究综述

近20年,史学界对秦汉妇女史的研究有了较大进展,主要集中在对秦汉妇女的婚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地位、政治参与、文化生活和精神风貌等方面,无论是研究课题还是研究方法都有所拓展。总结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秦汉妇女史的研究将大有裨益。     

秦人治蜀时期蜀地水利与农业的发展

秦灭蜀后,蜀地开始全方位融入华夏。在这一宏阔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蜀地农业和水利在自身悠久传统的基础上,汲取秦人带来的北方先进文化,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就为汉以后蜀中天府之国的形成奠定了广厚的基础。     

秦汉之后大射礼的发展与嬗变

大射礼是秦汉之前规格最高的古代射礼,以择士为目的、以容体仪节合于礼乐为标准、以太学为举行场所是其基本特征。秦汉以后,大射礼的这些特征渐为消亡,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属性。在对历代大射礼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还原了秦汉之后大射礼属性嬗变的历史脉络。研究结果表明,大射礼在秦汉之后与宾射、燕射逐渐融合,虽有“大射”之名,但其本质属性已消失殆尽,更多地呈现出尙武或欢娱的特征。     

《周书序》考

<周书序>主要概述<周书>诸篇写作缘由,是研读<周书>的门径.关于<周书序>的编撰年代,先贤多主张其成文于秦汉之前.本文从文献征引、汉语史及学术史等角度的综合考察入手,对<周书序>进行了系统考证.笔者认为,今<周书序>成文于两晋时期,其体例与语言多仿自<书序>.太康年间<周书>复出于汲冢,荀勖整理<周书>,编写了<周书序>.     

秦汉区域农业开发的基本模式研究

秦汉时期的区域农业是一种典型的梯度转移模式,但具体到不同地区,则形成了具有明显差异的分模式：对西北边郡的开发,主要着眼于政治军事目的,故具有跳跃开发模式的诸多特征;对江南部分地区的开发,则依凭较为发达的水陆交通条件和优越的资源条件,以郡县治所所在地为中心形成了点轴开发的模式;西域地区的屯田开发,则在“自然孤岛”、“民族孤岛”的双重影响下,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据点农业开发模式。     

关于中世文学开端的一点想法

中国文学史有关上古、中世、近世的分期法 ,早先是通过明治时代日本的中介影响 ,借鉴了西方历史的划分标准。这套标准本身有其特定的构架及内涵 ,故在今天采用上述分期法时 ,仍应考虑到与它的对应性。从我国早期文学的表现形态来看 ,至秦汉 ,文学的发展受专制独裁政体及思想统制的压抑 ,丧失了先秦文学中曾出现的相对比较自由的精神与批判意识 ,质性上显示出较明显的异面 ,并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比照欧洲中世纪文学的情形 ,笔者赞同以秦汉作为中国中世文学的开端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宁绍地区土地开发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宁绍地区位于浙江省浙北平原 ,该地区土地开发利用具有悠久的历史。本文按照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 ,侧重探讨该地区土地开发的特点、影响因素及其规律。认为秦汉之际宁绍地区人口稀少 ,土地开发利用程度非常低 ,但随着耕作技术的提高 ,水利设施的兴建 ,人口的增长 ,该地区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侠的变迁

早在春秋时代,侠已有零星活动,但以团体的自觉的方式出现的侠则源于战国墨侠。纵观中国古代侠的变迁,从先秦而两汉,而唐宋、而明清,渗透于侠的意识当中的仍是封建的纲常观念、实际上,侠的所有外在言行无不植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模式。一部侠的历史,就是侠从“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一世”的慷慨气度走向依附关系和奴性意识增强,并最终异化和堕落的过程。     

秦汉之际乡里吏员杂考——以里耶秦简为中心的探讨

秦汉乡里吏员的构成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里耶秦简从多角度揭示了秦代吏员设置的情况,不仅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也解决了一些关于秦汉乡里吏员的争议问题。以里耶秦简为参照并结合云梦秦简、江陵凤凰山汉简和张家山汉简,我们可以看出秦汉之际封建国家在乡里基层社会建立了多层次、多系统的官僚管理网络,如在乡里之中除了乡啬夫、乡佐、里典、里佐之外,还有属于都官系统的乡司空、仓主、田官、田典等;秦汉之际乡里吏员的秩次较以后秩次级别为高,乡啬夫的秩次从百廿石至二百石不等,达到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长吏的最低秩次,乡啬夫恐怕是要经过中央任命的,里一级的领导人,也是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由上级任命;秦汉之际吏员的设置反映了秦制对汉初制度的影响,而汉代制度的变化与发展又是以汉初制度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