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视野中的黑恶势力犯罪治理

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黑恶势力犯罪严重破坏政治秩序、诱生并加速政治治理机体的腐化、严重削弱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降低了公众对政治治理的认同感。正是基于对当前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政治危害性的深刻认识,党中央将扫黑除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决策,以期弥补政治治理本身存在的制度缺陷,控制政治治理被黑恶势力染指的风险,阻却黑恶势力介入政治治理的途径,为治理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消费波动与福利效应：新视角与新证据

采用双重差分法定量评估改革开放在促进中国居民消费波动趋缓和福利增加方面的政策效果,并实证检验改革开放通过何种机制促稳定和增福利。研究发现,改革开放显著降低了中国居民消费波动性,从而增加了中国居民的福利水平,相当于使人均消费永久性提高0.16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发现,在1979年前后的中国居民福利收益增加总额中,改革开放贡献了近95%的份额。改革开放的政策效果主要通过收入稳定性增强、预期寿命延长和政府支出规模扩大三种渠道实现。文章创新性地从短期波动视角解读改革开放的政策效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经济发展与主观生活质量——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比较研究，以三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比较分析了三城市居民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差异以及个人月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海居民满意度最高，广州其次，而北京最低；同时还发现，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个人月收入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不如想象的那么大，人均GDP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地方政府竞争、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引资竞争背景下,FDI在城乡间的不均衡分布对辖区居民经济福利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从市辖区和市辖县两个方面对地方政府引资竞争背景下FDI与城乡居民经济福利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市辖区,FDI进入显著提高了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优惠政策对其也具有间接的积极作用;在市辖县,FDI并未明显提高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优惠政策也未对其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在政府“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发展理念下,县区居民分摊了市区经济的发展成本,从而弱化了其福利水平的提升。     

中部地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现状与评价——郑州、武汉和长沙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

除了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客观物质生活的相对丰富以外，和谐社会应当更加关注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理解社会发展进程在其成员中的心理反映和情感体验。郑州、武汉、长沙三个重要中部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的比较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带来主观满意度的提高；物质拥有与消费情况对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降低；居民在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公共休闲设施、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以及公共政策，即解决贫困问题、下岗问题政策、教育政策、环境保护政策方面的满意度较低。     

经济发展与主观生活质量--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比较研究,以三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比较分析了三城市居民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差异以及个人月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海居民满意度最高,广州其次,而北京最低;同时还发现,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个人月收入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不如想象的那么大,人均GDP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中国各省区经济福利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分析

在对经济福利内涵和经济福利测度方法的研究现状进行评述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从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水平三个维度中选取18个指标,构建复合经济福利指数,根据相关数据测算出中国31个省区2017年的经济福利水平并排名,并进一步对经济福利的区域差异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基于综合评价分析的结果,提出政府应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重视居民生活质量水平,提高居民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采取差异化的均衡发展战略的建议。     

农户健康对收入和主观福利的影响——基于西部民族地区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健康既是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也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文章基于中国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农户健康对其收入和主观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对民族地区农户收入有显著影响,农户健康状况越差、其收入会显著降低;健康的收入效应在考虑内生性并使用工具变量分析后,农户健康与收入的这种影响关系更加突出;农户健康状况与收入均能显著影响主观福利,健康状况越差、收入水平越低,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越差;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农户健康状况影响主观福利的收入路径机制的确存在。     

农村冲突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利用在湖北和湖南两省收集到的数据,实证考察了农村冲突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发现农村冲突显著降低了在家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但在控制住人力资本、农地分配、非农就业和基础设施的作用之后,这种影响在通常的统计水平不再显著。认为农村冲突的福利影响可以通过调控这些因素加以控制,农地冲突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非农地冲突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即使在控制职业、家庭特征和民生工程的影响之后仍然如此,表明非农地冲突对农民工福利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中部地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现状与评价--郑州、武汉和长沙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

除了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客观物质生活的相对丰富以外,和谐社会应当更加关注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理解社会发展进程在其成员中的心理反映和情感体验.郑州、武汉、长沙三个重要中部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的比较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带来主观满意度的提高;物质拥有与消费情况对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降低;居民在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公共休闲设施、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以及公共政策,即解决贫困问题、下岗问题政策、教育政策、环境保护政策方面的满意度较低.     

居住模式、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关系研究

老年人居住模式与主观福利的关系是家庭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代际居住距离为切入点,考察“亲子同住”、“分而不离”以及“既分又离”等居住模式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差异,同时进行影响异质性及影响路径的讨论与检验。研究发现：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抑郁程度呈正“U”型关系,与生活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更具优势,尤其是女性、年龄相对较低和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从影响途径看,“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主要通过增加子女的经济支持、改善代际关系以及提高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水平,从而促进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其中,代际关系的改善是“分而不离”居住模式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的主要原因。     

旅游集聚对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以海南省为例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旅游集聚对居民整体经济福利的影响,涉及全省和各市县两个空间尺度,同时比较旅游业总体及入境旅游业集聚带来的经济福利影响差异;利用问卷调查法获得居民个体福利影响,主客观方法相结合使研究更具说服力。研究结果表明:海南省全省旅游业集聚对于经济福利各指标的影响存在差异;各市县居民因旅游业集聚获得的整体经济福利存在地区不均衡性。主要原因包括旅游资源禀赋、区位条件、政策倾斜程度、各市县旅游发展历史及知名度、对旅游业的重视程度、游客停留时间长短及人均旅游消费水平差异等;居民个体福利所受到的影响也不一致,仅有50%的居民享受到旅游集聚带来的经济福利,尚有部分居民因为旅游业发展降低了经济福利水平。政策制定及旅游规划过程中需注意区域及市县旅游发展平衡问题,同时需考虑旅游收益转移及再分配问题。     

场域性立法背景下#br#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规范构造#br#

针对非法讨债领域中多种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特征进行专项立法是制定《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重要特征之一。此次修改增设的催收非法债务罪存在行为类型化程度较低，与非法拘禁罪等他罪竞合关系处理思路不明，非法债务界定不明确，与扫黑除恶中套路贷等司法规范性概念存在交叉等制约构成要件识别机能和出罪机制等问题。应以“非法手段催讨非法债务”的场域性特征为基础，基于实质解释立场明确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法益、非法讨债等构成要件。在犯罪竞合关系处理上，催收非法债务罪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等存在着补充关系、择一关系以及补充与择一关系并存的多种情形，它不仅适用于高利贷案件，而且在套路贷、软暴力等扫黑除恶相关案件中也可以成为规制手段之一。     

辽宁城镇居民福利水平的测度

GDP在反映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GDP不能完全涵盖反映社会福利的所有指标,需要对居民福利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借鉴社会福利的相关研究,构建城镇居民福利水平指标体系,从时间序列上（2000—2008年）对辽宁城镇居民福利水平进行系统评价,力图探求影响居民福利水平的关键因素,为提高居民福利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流动老人和非流动老人的研究

生活满意度一直是老年学研究中备受关注的主题,但鲜有研究将之放置在城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本文从农村老人迁移的视角,综合利用2013年深圳市P区农村流动老人专项调查、2015年河南省Y县农村老人调查数据,深入分析提供孙子女照料对农村流动老人与非流动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孙子女照料强度的增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流动老人的隔代照料行为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老人隔代照料强度的增长会降低其生活满意度,而男性老人照料强度的增长会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对于非流动老人而言,照料孙子女会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并且这种影响不存在性别差异。此外,老年人的年龄、教育程度、经济水平、健康自评得分和代际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都具有显著影响。研究有利于理解城镇化对老年人生活福利的影响及照料孙子女强度所起的作用。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福利变化研究——基于江苏省高淳县和盱眙县的比较分析

在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下构建农民福利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评价方法评价江苏省高淳县和盱眙县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福利变化.结果发现:(1)集中居住改善了农户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但并没有显著改善农户的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状况、社会资本状况和参与决策自由等功能;(2)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盱眙地区的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福利改善水平显著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高淳地区.政策含义为优先实施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民集中居住项目和合理选择集中居住模式有利于保障农民福利和节约土地.     

论追诉时效的几个问题

追诉时效是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主旨是犯罪实施后经过一定时期不再追诉。但因刑法中规定了追诉时效延长的例外,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多年前所犯罪行往往被作为黑恶势力犯罪一并予以追诉。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追诉时效制度特别是刑法关于延长追诉期限的规定,正确理解追诉时效制度的精神,以便更好地发挥追诉时效制度的作用。本文在论证追诉时效制度设置的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辨析了追诉的基本含义,并结合司法实践对延长追诉期限的各种例外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论述。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福利效应：理论机制与测评经验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以财政补贴为核心和特色，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发展，对社会整体与居民个体主观福利产生了诸多影响，表现为养老保障、收入分配、储蓄消费与参保激励等福利效应。基于底线公平、分配正义、理性选择与外部效应理论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福利效应的理论机制与测评经验展开文献综述发现，学界通过多学科视角、多方法应用，系统评估制度政策效应，内容涉及水平测度、因果论证与机制分析，为制度改革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但现有研究也还存在诸如价值判断标准缺乏，动态追踪研究较少，方法数据有待规范等问题，兼顾制度公平与效率，以整体性视角加强对制度发展演变的全程反馈，是更好发挥理论助推政策改革实践、促进制度更好发挥福利效应的关键。     

子女支持能够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吗?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结合Pr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子女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护能够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将两种子女支持行为同时纳入模型时,虽然结果在统计上不显著,但生活照护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通过分组回归和引入交互项的检验,发现男性和中低龄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对于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反应更加敏感,子女生活照护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则不存在显著性的性别和年龄异质性。因此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建议加强家庭支持体系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合理配置子女支持资源,促使老年人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社会交往关系。     

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属性研究——以汶川映秀镇和北川永昌镇为例

灾害旅游是挖掘灾害遗产资源、加快灾后复兴的有效途径。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是确保灾害旅游重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灾后新生旅游地汶川映秀镇和北川永昌镇为案例,从非对称影响视角入手,应用Tetra-class模型对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属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生活质量属性对居民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模式涵盖Tetra-class模型的四种类型;生活质量属性绩效评价为居民总体满意度提升提供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生活质量满意度结构模型不仅包括生活质量属性绩效与总体满意度的关系,还揭示了各属性所对应的居民生活需求层次以及灾后美好生活政策供给层面,能够为特定情境化生活质量满意度评估提供一般化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