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乡村精英”时代的乡村如何治理？——对既有研究文献的梳理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乡人口流动的加剧,作为乡村治理潜在人才的“乡村精英”也随之流失,这给乡村治理带来了诸多困境,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梳理,总结出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归纳出乡村精英和乡村治理研究的“国家政权建设视角”“底层群体视角”和“历史变迁视角”;在分析方法层面,总结了历史比较分析、典型个案分析和统计调查分析三种路径,并结合当前社会转型和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背景,指出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意义,其未来的研究走向为乡村社会如何实现多元化治理和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新乡贤出场的三重要求及生成路径

乡贤是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是乡贤活跃的深厚土壤。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以及近代国家权力逐步介入农村,乡绅(贤)逐步从乡村治理中退场。新乡贤出场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即近代以来乡村精英长期的单程流动,导致乡村内生性建构力量不足;面向后喻文化时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需要各种乡村精英协同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从质和量两方面破解乡村精英不足的瓶颈,构建新乡贤出场的平台。新乡贤是开放的精英群体服务“三农”不可或缺的力量，其本质既是知识创造价值的时代体现,也是能力本位的时代体现。     

从乡绅到中农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般论者认为,乡土社会即使有过士绅,随着近代国家的建构和当代国家对乡村的长驱直入,他们也消失殆尽。 但是一些对乡村精英研究的缺陷是被去领土化视角下的政治观念史所左右。 在此前提下,一些政治观念的长期影响遮蔽了具体时空下的实况。 本文与上述研究的路径不同,以地势民族志方式,研究乡村领导和社会秩序。 基于最近 60 余年的地方历史,本文试图勾勒出从乡绅到中农,甚至到 21 世纪自然村社会中隐然延续的结构。 论文将探索在 60 余年间,国家通过政治 / 组织路线,对血缘 / 地缘的村落社会进行重新编织的基础上,自然村 / 村民小组及其领导人对于基层政治生活和社区维系的重要性。     

乡村精英与农村发展

乡村精英历来是推动农村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对其研究相对不多。文章从乡村精英的性质、特点及作用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力求对如何更好发挥乡村精英的作用有所探讨。文章认为能够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是精英的本质属性,能够作为村民的榜样和模范,给群体带来更多的利益是其社会属性。为了更好地发挥乡村精英的作用,应该改进体制,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加强党在基层的领导作用,发挥乡村群众的巨大力量。     

中国乡村精英群体的赋权机制与治理功能

回顾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可以发现,乡村精英群体的比较优势并非纯粹主体性的,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使之具有这种比较优势的赋权机制。传统社会的系统性赋权,使这一群体构成多元,治理功能强大;近代社会传统的赋权机制处于解构与重构过程中,使之呈现出混杂式的群体样态,其中经济精英治理功能凸显而政治精英式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单一的政治赋权机制使无产阶级政治精英成为主导,乡村治理呈现出典型的统治与管理特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型复合式精英群体重又出现, 并承担了系统的乡村治理功能;新时代承袭了上一阶段的赋权机制,“新乡贤”的政策话语为精英群体打造注入了动力,其治理功能处于新的建构之中。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欲充分发挥乡村精英的治理功能,优化当前精英赋权机制应成为一个努力方向。     

从资源汲取到以人为本：乡村社会管理基础变革

在古代,从农村汲取资源一直是乡村社会管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进入近代,由于政权下沉加剧了这种趋势。进入21世纪,伴随着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乡村治理理念的革新,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资源输入,农村社区的开放性与农民流动性要求在＂以人为本＂基础上重塑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即政府必须依据农村居民异质化、多样化需求及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建立多层次、针对不同类型人群、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体制。农村社会管理基础从资源汲取到以人为本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既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性变革,也逐渐凸显农民主体地位,是人与资源关系的重新定位。     

民间精英与乡村治理——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政治传播机制

在传统乡村,以士绅为主的基层精英阶层在沟通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实施社会教化,维持官民良性互动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到20世纪前期,现代传媒对乡村地区几乎不产生直接影响,由于民间精英的城市化和劣质化,国家权力组织也未能有效地渗入基层,从而导致了乡村治理的困局.     

教育视野下的乡村社会：以山东乡村小学的创办为中心（1928-1937）

20世纪初,乡村小学作为新事物在山东乡村中开始建立。与传统社会不同,这一时期,它的创办者由传统乡绅转变成乡村中的富商、军人、议员等新型阶层。这提示了这一时期乡村中社会阶层的变化,以及乡村中的“权势转移”。乡村小学的创办过程,并不仅仅是国家制定政策——乡村进行实施这么简单。在它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创办人对学校带来的地位的渴望、乡村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利益纠葛,提示了乡村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把乡村小学作为一个窗口,不仅可以窥探到当时乡村社会的若干动向,还有助于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乡村社会的变迁,发现以往历史研究中被忽视掉的“细节”,从而展示出一个和以往认识不一样的乡村社会。     

能人治村的绩效与限度探讨——以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为个案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党和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逐步推行,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给农村能人的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对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的调查研究,在＂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框架下,分析了乡村精英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民主建设、乡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探讨了乡村政治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绩效以及在执政过程中的行为限度。     

苏南乡村精英迁居城市的原因及其对原居村庄的影响

乡村社会中精英群体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是对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已有的很多研究都是把乡村精英固定在乡村社会当中进行研究,而忽视了精英的流动现象。本研究即是以苏南地区普遍出现的乡村精英迁居城市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导致乡村精英离村进城的原因和由此带来的对他们原居村庄的各方面的影响,以期加深我们对于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丰富乡村社会精英研究的内容。     

村民自治过程中的政治传播

乡村精英是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农村政治传播的重要主体。村民自治的过程,离不开政治传播。文章试图通过对农村的调查研究,围绕村民自治,运用政治传播理论,分析探讨乡村精英介入政治传播的原因及其介入政治传播的方式。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行动逻辑的调查与思考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行动选择受到村庄权力结构、村庄类型,特别是乡土精英的深刻影响,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和普通农民三层次主体的行为互动是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形式;观念、利益、理性是农民行动的内在逻辑,农民从生存理性到发展理性的转变及农民自身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前景;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发展观是对新农村建设之路进行的有益探索。     

内部资源整合、外部注意力竞争与乡村振兴

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明显的工具性,既能整合内部资源,又能吸引政府和市场注意力,在乡村振兴中作用明显。实现乡村振兴既要利用乡村内部关系网络有效整合内生资源,又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外部关系网络的注意力。拥有结构洞较多的村庄精英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在村庄精英的引领带动下,通过将不同的网络充分结合,有利于各种资源的动员和使用,乡村内外关系网络能实现良性互动,从而使乡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地方政府、农信社合作博弈下的信用村建设

信用村建设已经成为目前农村金融改革的新举措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地缓解农户贷款难的问题。文章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合作博弈模型,将地方政府和农信社作为博弈方,从合作博弈的角度分析了郁南信用村建设这一案例,认为：在信用村建设上,只有将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政府威信等优势与信用社的资金、专业人力资源等优势相结合,发挥各方的比较优势,才能更有效地促成信用村的创建,发挥信用村建设在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中的作用。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

传统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政府合法统治的重要基础。传统国家乡村治理以乡里制度为载体,历经夏商周到魏晋南北朝的乡官制时期、隋唐的轮差制转折时期以及两宋到清朝的职役制时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士绅精英和普通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四大主体,并非静态的命令服从关系,而是上下互动博弈与合作配合的关系,其中,士绅精英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科举制度、宗族制度和乡规民约共同编织成制度网络,贯穿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过程始终。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     

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精英利益均衡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以当代乡村精英研究中的体制内外精英的划分为视角,考察了陕西省W村草莓协会的成立过程与发展现状,认为在多数的中西部村庄中精英利益的均衡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保证,其发展困境也是由精英利益失衡造成的。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均衡精英利益、政府介入、提升农民合作意识、培养人才等政策建议。     

异质性资源禀赋、分类治理与乡村振兴

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不尽相同,进而决定了乡村振兴路径抉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异质性资源禀赋为逻辑起点、村庄分类为中间变量,构建乡村振兴的分类治理分析框架,并通过3个典型案例加以剖析。研究发现：异质性资源禀赋、村庄分类与乡村振兴三者之间关系紧密但作用机理并非线性。基于异质性资源禀赋可将村庄分为资源禀赋优势型、资源禀赋平庸型和资源禀赋劣势型,且不同类型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及其振兴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需制定分类治理的靶向振兴计划,厘清不同资源禀赋村庄振兴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以期实现乡村的分类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