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阶层不法评价向整体不法评价之发展

贝林在构建客观构成要件理论的基础上,认为不法评价是和构成要件关系不大的“违法性”评价,仅需进行违法性评价,而不需进行构成要件评价,就能得出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的结论。自从发现了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和规范构成要件要素,构成要件就无法再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念形象而存在;不法评价中,应将构成要件和违法性两者共同作为不法评价的基本要素。由此,要维持“构成要件是不法类型”的基本判断,就必须将构成要件和违法性共置于“整体不法构成要件”之下,使之成为“整体不法构成要件”的两个组成要素;如此,构成要件即不法的正面构成要件要素,违法性即不法的负面构成要件要素。“整体不法构成要件”理论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整体不法评价理论经历了从负面构成要件要素理论到整体不法构成要件理论的发展历程。     

论不法原因给付

不法原因给付是因某种不法原因而为给付的行为。其法律构成有主客观两方面的要件。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进行了给付，但该给付是出于不法原因。主观上要求给付人对给付原因的不法性具有故意或过失。目前已建立有此项制度的国家的法律对不法原因给付的处理机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原则上给付人不得请求返还，但允许例外；另一种就是当事人不得请求返还，而由国家予以没收、追缴。     

监督过失责任限制论要——基于新过失论的耦合式架构

作为过失犯的特殊形态,监督过失在其责任认定上呈现出一定的泛化倾向,特别是在处理严重的责任事故时,被追责主体链的过于延伸,不仅有违刑法的谦抑品性,更令其罪责追究的正当性存有非议。为限制监督过失责任,有必要以新过失论作为其过失犯理论基底,在通过"被允许的危险"和"风险分配"理论对监督过失客观注意义务展开构造性限定的同时,权衡并依据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信赖关系限缩监督过失责任中的负有监督义务者对危害结果的主观注意义务。     

错误理论的构造分析——兼论犯罪阶层体系之选择

刑法上的错误是认识错误的简称,错误即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在界定错误的概念之后对错误的分类进行梳理与归纳,可使错误之最直观面呈现出来。因认识错误概指主观之认识偏差,犯罪阶层体系中故意与罪责是主观面的反应,所以,探讨错误理论必须探讨错误与故意和罪责的关系,才能确认在刑法理论上有意义的基本错误类型及其法律效果。     

对我国过失犯罪立法的反思

我国刑法典对过失犯罪的规定,在认定标准,认识内容,类型划分等方面存在理论缺陷。为完善刑事立法,应当以构成要件事实为标准,以违法性认识为内容,以疏忽大意过失、过于自信过失和准过失为基本类型来重构我国的过失犯罪立法。     

共同过失犯罪的成立范围与刑事责任探析

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尚存争议.然而,如果结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那么共同过失正犯、过失教唆犯等共同过失行为有其成立的依据,符合共同犯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对共同过失犯罪的行为人应按照他们各自的主观罪过来认定他们的刑事责任.     

论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在阶层式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中的意义

部分阶层说支持者认为，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作为要件说的基础构成原则，存在使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出现概念混淆和缺乏兼容性、引发主观定罪和入罪倾向等问题。分析发现，对于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批评也间接造成阶层说理论体系的表达障碍，阻碍其与现行刑法规定的衔接，并影响公众对阶层说理论体系的接受和理解。在当下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环境中，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仍在实践和理论层面具有相当价值，如果能将其纳入阶层说的概念、推导逻辑和公众表达话语体系中，将进一步完善阶层说理论体系，更好地发挥其实务指导作用。     

医疗过失的法律界定

医疗过失作为医疗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在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理论及医疗审判实务工作中非常重要.但是对于医疗过失的概念及其本质等基本问题,理论界及实务界存在有一些争议.文章考察了国内外对医疗过失的认识过程,在对比侵权理论中过失基本概念基础上,阐述了医疗过失的本质等问题,以期对医疗过失的相关理论研究及实务中认定医疗过失有所帮助.     

不法性在侵权责任上的地位

不法性系指无阻却违法之事由而言,有结果不法说和行为不法说,现在世界各国多采用结果不法说,其侵权责任判断,应以法益衡量原则、比例原则为准。其构成要件是行为人实施某种致人损害行为后,其行为须具备违法、有损害事实、有因果关系、且主观过错才承担侵权责任。不法性在侵权归责发展过程中历经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三个阶段,凸显其在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和归责原则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犯罪论体系去“苏俄化”观点再商榷

将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冠以"苏俄化"的标签,并不恰当。四要件中的犯罪构成与三阶层中的构成要件之本质区别在于二者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不同,两套犯罪论体系所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在人权保障方面,寄希望于构成要件理论,或者将实践中出现的人权侵犯现象归咎于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并不正确。俄罗斯刑事法制领域的人权保障,不是从刑法典内部、更不是靠某种理论,而是通过相应的制度建设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