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悲苦，两种风情——中西方悼亡诗之差异及文化根源

中西方悼亡诗在整体数量上是中多西少;在意象选择上中国悼亡诗多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性意象,西方悼亡诗多用想象性意象;在内容上中国突出一个"善"字,西方突出一个"美"字;情感内容上中方带伦理色彩,西方带性爱色彩;情感倾向上中方是悲痛欲绝,西方是悲中有望;中西方悼亡诗在抒情表达方式上也有明显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都源于它们的文化差异.     

朱熹悼亡诗研究

悼亡诗,中国古代一般指丈夫追悼亡妻之诗,而广义之悼亡诗,则指对亡故亲人或朋友表达追悼、哀思之作。朱熹人生经历丰富坎坷,交友交游甚为广泛,故其诗歌创作之中亦多悼亡之作。朱熹悼亡诗创作情感蕴含丰富,不仅体现为对悼亡之悲、亦有感时伤事的情感体现、吾道益穷的深沉感慨。其悼亡诗的创作不仅有着一定的史实价值,亦具有颇高的艺术成就。对朱熹悼亡诗的研究,对于还原朱熹的人生经历细节、窥探其思想交流承受皆有一定积极作用。     

两种别样吁叹 一样刻骨心酸——潘岳《悼亡诗》与纳兰容若《饮水词》各一首比较

潘岳和纳兰容若分别是我国西晋和清代的著名才子.二人都曾名满天下,却又都曾痛失爱妻.由于境遇相似,二人在悼亡诗词领域都有佳作问世.通过对其悼亡作品的两首代表作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文学式样和叙述风格方面迥然不同:一为五言诗,一为长短词;一宏观,一微观;一冗繁空泛,一平易流畅.但其对亡妻的悼念之情,都是一样的痛彻心扉.并且在悲秋主题、即景生情、以情动人、有我之境、时代之情等艺术手法上更是表现出了太多的相似性.     

纳兰性德悼亡词中夜晚氛围的描写探析 ——以“月”意象为中心

以纳兰性德的悼亡词为研究对象,对其悼亡词中所出现的意象和频率进行统计,从夜晚氛围的描写这一角度出发,选择 “月”这个意象,探讨夜晚氛围对于纳兰性德悼亡词情感表达的意义。     

千呼万唤总关情——几组中西悼亡诗的比较

悼亡诗是爱情诗的支派,有着抒情诗的＂亚种＂之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发展各有侧重。在对几组中西悼亡诗进行分析和比较之后,我们发现,虽然诗人处在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文化氛围,相隔着几十,甚至几百年,然而他们的作品却不乏相似、相通之处。中西文化的审美风格及诗歌意境迥异,展现地却都是诗歌语言那无穷的魅力。     

元稹悼亡诗之悲缘

元稹悼亡诗历来为人所重视 ,原因是从其悼亡诗中可以窥见其感情丰富的内心世界。文章从元稹身世所造就的浓厚亲情、细腻的感情触觉 ,以及患难夫妻间特有的情感着手 ,通过时代背景、个人遭遇以及佛教精神等诸多方面来论述其悼亡诗悲情之缘起 ,以图展示元稹作为诗人个体所具有的真实情感。     

《倾城之恋》的意象及其审美功能探析

张爱玲在其《倾城之恋》中营造了四个主要意象：胡琴意象、白公馆意象、月亮意象、墙的意象。这些意象深刻地传达了人生的苍凉意味,具有营造苍凉氛围、构建对应结构等审美功能。     

潘岳《悼亡诗》对后世悼亡诗词的影响

悼亡诗是一类用以寄托对亡者思念的特殊诗歌形式,在我国古代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晋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开悼亡诗先河,对后世悼亡诗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笔者通过对潘岳的《悼亡诗》（三首）赏析,分析其悼亡诗在意象选择、取材的角度、艺术手法和诗歌的形式等方面的写作特点,进而探讨《悼亡诗》对后世悼亡诗词的影响。     

境遇与心情

苏轼的《江城子》是一首传诵千古的悼亡词，句句无比沉痛，句句无比真实，句句有千钧之力。悼念的是去世十年的爱妻，却准确地写出了每一个曾经痛失爱侣、亲人、挚友的人的共同心境。     

曹植与阮籍诗歌意蕴比较

本文对魏晋诗人曹植、阮籍诗歌之意蕴进行了比较。对其思想层面从所处时代环境、自身禀赋性格揭橥人的主题,艺术底蕴由诗歌发展的总趋向及之于意象、风格诸点着眼文的自觉,其美学意蕴则把握各自美学理想、审美形态、诗人审美心境及其所具二元化的审美倾向之美的创造。文章侧重注意诗人所处时代的影响及对其精神世界的揭示。     

悼祭文的文体源流和文体形态

悼祭文是祭文中的一类,特指悼祭死者的文章,与同属哀祭文体的哀辞、诔文、吊文等有所不同.其文体形成于汉魏之间,经过六朝的发展,大盛于唐宋.早期悼祭文形式自由,韵语与散语皆可用.晋、南北朝时期的悼祭文以四言韵文为主,讲究音律,句式骈俪,有一定的格式规范.唐宋时期作品和文类大为丰富,除传统的四言韵文外,还有骚体、赋体、骈体、散体等.元、明、清三朝承继唐、宋,诸体均有发展,其中散体悼祭文的创作最为出色.     

汉英诗歌翻译中的意境转换

汉语诗歌,尤其是古典的格律诗体,是非常重视意境营造的,这一点与西方诗歌体裁的文字有着极大的不同。西方社会传统的理性思维方式,使得西方人就是写作优美诗句的时候,其方法也是思辨的,致力于生命哲理的苦苦寻求。这就使得翻译工作者在从事汉英诗歌翻译工作时,汉语诗歌中的意境转换成为翻译的一个难题。     

意象派诗歌的文体源流及对新诗革命和新诗文体的影响

意象派诗歌是英语诗歌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但是只是对格律体英语诗歌作了并不极端的文体改良。由于意象派诗歌运动发生时先于中国的新诗革命,并在二十年代持续发展,对此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影响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意象派诗歌不仅促进了汉语诗歌的非格律化,特别是新诗革命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改革者出于政治及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意识地夸大了意象派诗歌对格律诗体的革命性,也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和诗体形式的过度散文化,对诗的排列的重视和意象的运用都使新诗更有诗性。     

《齐竟陵文宣王行状》考析——兼论“行状”的文体特征

行状是一种实用性文体,为死者门生故旧主动或应邀而撰,目的为表谥。史料具有可性信,情感具有真挚性。但作者的身份和情感又使行状对史料的选择具有倾向性。《文选》“行状”类唯收任《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一文,状主萧子良生前身后复杂的政治生态,在本行状中有曲折的透露。     

从隐喻的角度批判英语形象性谚语的意译

英语中的形象性谚语的语义具有隐喻特征，其隐喻义的产生是一个从形象化的字面意义到深层含义的隐喻映射过程，是翻译应予以再现的特征；而否定源语形象化字面意义的意译违背了文化传真的翻译原则，丢失了谚语的文化意象特征，无法重现原谚语的隐喻映射特征，不能让译文读者获得其中的审美体验。因此，意译在形象性谚语的翻译中是失败的，它在其它方面的效用也值得怀疑，需要重新评估。     

汉语之“象”英译难“原”探论

表意文字汉字在起源上是有别于西方表音文字的象形文字,说它是以象征义应该有着不容置疑的本源性依据。因此,构成汉诗的象形文字在转化变异为英语的表音文字时汉字本身的语形视象必然会被消形匿迹。此一点在译界尽管已有讨论,但笔者认为已有的讨论要么不够切近要害,要么小而化之。因此有必要换个新的角度加以审视．以期为译学多备一份参考。     

从英语修辞格谈英语习语译为汉语成语

在英汉翻译中,部分英语习语可译为汉语成语。英语习语和汉语成语既是英语和汉语中重要的修辞手段,同时其本身也是各种修辞手段的集中体现。本文从英语修辞格中音韵格和意象修辞格的角度对可译为汉语成语的英语习语作了部分归纳。在音韵格中,本文从头韵、重复和韵脚三方面予以小结。在意象修辞格中,着重从明喻、借代、讽喻和拟人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旨在探讨汉语成语在翻译一些英语习语中的恰当运用。同时也指出不能滥用汉语成语。     

约翰·邓恩诗歌中意象的类比赏析

文章以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诗歌中的典型意象(圆规、泪水、跳蚤)为例,对中英诗歌中意象手法的运用进行了类比与赏析,并指出意象是诗歌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意象,读者可以感受诗人内心的万千思绪,从而深化对诗人作品的理解.     

中诗英译意境缺失浅析

在文化交流全球化的今天,很多人都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努力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用本国语言来学习本国文化的确是最好的理解方式,所以有很多人就把一些他国文化翻译成本国的文字加以学习。可是在这当中会出现很多的文化元素的缺失甚至是误读。以汉诗英译为例来探析这种语篇中的文化意境的缺失,就具有特定的意义。     

钱锺书诗《乡人某属题〈哭儿记〉……》的本事

文章考索了钱锺书《乡人某属题〈哭儿记）,儿从军没缅甸,其家未得耗,叩诸乩,神降书盘曰：“归去来兮,胡不归？”》一诗的本事：1942年6月,时任叙昆铁路副工程师的胡敬侃（即诗题中的“儿”）死于随征战印缅战场的中国远征军撤回国内的途中,当时连尸骨都无法收殓。其父胡粹士得闻噩耗后,作《哭儿记》征请亲友题咏,钱锺书因有此作。而诗中“四万义军同日尽,世间儿子漫纷纷”,则是将胡敬侃之死事,放到一个更阔大的背景上,抒写了更为深广的沉痛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