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村女性的生计能力减贫

女性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女性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贫困人口性别差异广泛存在,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了贫困人口的女性现象。女性贫困治理是全球减贫战略的重要内容,基于女性生计能力的减贫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女性生计能力提升是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战略关注的重点,可行能力理论、性别红利理论、赋权增能理论可以构成我国农村女性生计能力减贫的理论基础。当前,农村女性生计能力减贫面临着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文化水平性别差异、公共空间社会排斥等社会环境的约束。提升农村女性生计能力,不仅是女性发展的核心,也是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关键,更决定着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     

区域发展视角下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及脱贫的思考

精准扶贫战略提出以后,理论界和实践界对于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的关系应如何把握而产生了不少困顿。连片特困地区这一提法早已有之,经过一系列的政策演变,在区域发展和减贫方面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仍需解决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发展带动减贫效应的削弱、进一步提升片区攻坚减贫效率、多维贫困问题、消解片区的贫富分化、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精准脱贫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融合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区域发展为视角、提升片区定位精准度,以多维贫困为视角、提升减贫内涵精准度,以精准扶贫为视角、提升脱贫手段精准度,构建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融合推进的新机制。     

基于数字光处理技术的3D打印机系统设计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无论采用国际贫困标准还是采用国家贫困标准衡量农村居民贫困,社会资本均具有减贫效应;同时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而非农就业降低了农村居民发生贫困的可能性。解释机制显示,社会资本可通过影响农村家庭非农就业,进而缓解农村居民的贫困状况。因此,在解决农村居民贫困的过程中,应重视社会资本与非农就业的作用,从而实现农村居民的脱贫。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再探讨——基于政策转移接续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视野下,政策目标应定位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相对贫困、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四个主要方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路径衔接,具体体现为微观政策的转移接续。依靠乡村振兴战略接续推动长效减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需要把握多维扶贫、城乡扶贫、制度扶贫、社会扶贫四个战略重点,建立覆盖工农、城乡一体的扶贫体制,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要在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从政策退出、政策加强、政策转化、政策新设四个方面展开研究,提出长效减贫的实现路径,重塑减贫政策体系。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还需要尽快明确政策过渡期限,重启新一轮扶贫改革试验,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加强扶贫领域国际合作。     

关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思考

脱贫攻坚是贫困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推进乡村振兴也有利于从根上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和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在乡村振兴的起始阶段,如何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立可持续脱贫的长效机制意义深远.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应在战略、责任、政策、工作四个层面有效衔接,要重视战略部署和规划,坚持将"精准"思维同时贯穿两个战略,充分吸纳脱贫攻坚中具有实效的体制机制,政策上要做好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扶贫减贫"与"惠农支农"的衔接;在工作上全力推进产业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大农村基础设施、人才队伍、乡风文明建设,以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脱贫攻坚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     

相对贫困城乡差异及社会保障的减贫效应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年、2017年、2019年三年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乡相对贫困的差异,并对城乡社会保障政策的减贫效应进行政策评估.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城镇的相对贫困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中国农村的相对贫困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社会保险、医疗报销、社会救助等政策对缓解城乡相对贫困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社会保障制度在城镇和农村的减贫效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城镇社保的减贫效应达到11％,而农村社保的减贫效应仅为2％.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低、保障水平低抑制了社会保障政策减贫效应的发挥.未来国家需要在多维度上进行社会政策改革,才能逐步缓解相对贫困,促进社会公平.     

精准扶贫与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因应新时期减贫形势变动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呼唤”所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其突出特点在于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系统性地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在信息汲取能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能力、综合回应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等诸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实践和共同富裕征程中,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易地搬迁破解深度贫困的精准性及施策成效

加大对深度贫困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力度是破解深度贫困的重要之策。粗放搬迁、安置包办、只搬不扶等政策偏差,降低了搬迁脱贫的精准性及施策成效。采集秦巴山区易地搬迁村户的样本数据,对不同贫困深度村户的搬迁意愿与脱贫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贫困深度与家庭特征不同,村户易地搬迁意愿不同;包揽式、唯补贴的搬迁安置方式,忽略搬迁对象的贫困深度及其脱贫需求差异,容易降低脱贫成效,形成“救济陷阱”;相比补贴安置与政策救济,搬迁后生产与就业的接续是脱贫的根本之路。因此,应实行差异性的搬迁规划引导政策,瞄准村户的搬迁安置需求进行精准的安置帮扶;设定安置补贴的有效区间,优化搬迁考核评估;着眼于“脱贫”,开展搬迁安置帮扶,以“减贫”定搬迁、谋发展。     

制造业中心对农村收入贫困的辐射作用及其演变（1988-2018）

利用跨度30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农村收入贫困不相关，2013年后各绝对贫困指标与非农产业增加值也不再相关，而后者同相对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1988-2007年，广东、上海与农户所在地的工业化发展均促进了农村地区减贫，但2013年后工业化的减贫效应大幅减弱，这也是我国扶贫政策从开发式扶贫向精准扶贫转变的主要原因。随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制造业有序向中西部转移，本省工业化发展对农户摆脱相对贫困愈加重要。     

致贫原因、贫困表征与干预后果———西方贫困研究脉络中的“精神贫困“问题

精神贫困作为减贫政策的话语实践或研究概念,一度被视为导致贫困发生的关键原因。 随着贫困研究及减贫干预实践的深入,精神贫困开始作为一种贫困的表征或减贫干预的意外后果而存在。纵观西方贫困研究的历史和实践,精神贫困在致贫、持贫以及减贫干预中的影响不断受到关注和讨论,形成了作为致贫原因、贫困表征以及减贫干预后果的精神贫困等不同解释维度。 文章沿时间顺序追溯和梳理西方贫困研究脉络中的精神贫困问题,旨在为当前我国脱贫攻坚进程中的精神贫困问题提供相应的政策和理论关照。     

中国农村贫困脆弱性动态演化分析

利用1993～2009年CHNS的6轮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计算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并采用统计分析和转移矩阵的方法,分析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的整体变动趋势及其动态演化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整体脆弱程度呈不断下降趋势;贫困脆弱状态是一种暂时性贫困脆弱状态,并且脱离贫困脆弱与进入贫困脆弱现象并存;脱离贫困脆弱和进入贫困脆弱均呈现状态依赖性,在脆弱线附近群体更容易进入和脱离贫困脆弱;贫困脆弱群体的不同阶层脱离贫困脆弱后,大部分家庭进入非贫困脆弱群体的阶层有所差别,非贫困脆群体的不同阶层进入贫困脆弱后,大部分家庭均进入贫困脆弱群体的较低阶层;同时,分析了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动态演化作用机制。     

世界老龄人口的贫困特征与反贫困公共政策

老龄人口更易遭遇贫困的风险,面向老龄人口开展反贫困管理是各国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世界老龄人口的贫困主要表现为六大差异特征：区域性差异、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家庭结构差异、种族差异及城乡差异。基于对世界老龄人口贫困特征的分析,老龄人口反贫困的公共政策选择主要包括：通过公共养老金计划向老龄人口提供“社会安全网”;延迟退休年龄;基于性别公平视角优化养老金制度设计;实现全面健康服务的可得性;提升就业质量,降低非正规就业;宏观经济增长战略转向包容性增长。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论多维贫困视角下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构

近年来,从多个维度而不是单一的收入维度来测量贫困和缓解贫困是学术界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少从制度构建上来关注除了收入贫困之外的其他贫困群体,这显然忽视了不同贫困类型群体间的差异性,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因此,在我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构中引入多维贫困视角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多维贫困理论及其衡量维度和指标对我国当前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尝试提出构建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议。     

社会资本、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

基于Alkire&Foster（A-F）多维贫困理论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度我国农户多维贫困水平；同时，将社会资本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置于同一框架下，构建影响我国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运用分位数回归法实证检验二者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社会资本和农村劳动力流动均能显著缓解农户多维贫困，而且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显著强化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缓解作用。因此，为实现农户家庭多维度脱贫，应重视社会资本的建立与运用，加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有序引导。     

基于显著性检测和超像素分割的本色织物疵点检测系统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数据,从收入不平等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居民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降低32%,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个体的相对剥夺状况,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家庭风险管理能力、缓解了融资约束、并促使家庭社会资本拓展。研究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缓解效应也存在城乡群体和年龄群体的差异。因此,让数字赋能扶贫,是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途径。     

中国农村公共转移收入的减贫效果

根据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本文研究了中国农村公共转移性收入的减贫效果。 本文首先分析了不同类型公共转移性收入的分布特征,包括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在不同收入组的分布、在贫困和非贫困家庭的分布等等。最后,估算不同公共转移项目的减贫效果。根据评估,当前中国公共转移性收入发挥了一定的减贫效果,使得贫困发生率下降了4.26个百分点,但仍存在低保瞄准率低下和转移收入水平偏低等问题。     

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问题、成因及治理

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现象是指各类扶贫资源的大量投入对资源的各个利益攸关方形成诱惑,从而导致各方为得到资源而相互博弈的现象。它给精准扶贫带来的问题有：精英捕获问题、“扶贫依赖症”、腐败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究其原因主要有：中国扶贫制度中的人性困惑、乡村治理的“内卷化”以及能力弱化、贫困者机会以及权利的贫困、扶贫政策欠合理及基层干部的问题等。最后提出解决“援助诱惑”问题的几个针对性对策建议。     

公共服务与社会发展机会的脱贫效应

２０２０年后农村减贫的战略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如何精准识别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的 根源,缓解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与中国社会 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民的可行能力不足具有明显的致贫效应,其中,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 等基本可行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等可行发展能力的不足均是导致农民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而农民工作 意愿的致贫效应不明显,相对贫困的状态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民的工作意愿;增加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则是纾解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方式;增加农村社会发展机会同样具有重要的脱贫效应,可以显 著降低农民相对贫困发生的概率。     

苏北地区农村贫困新特征与扶贫开发政策建议

自2008年以来,江苏省组织实施了脱贫攻坚工程,到2013年在全国率先消除了绝对贫困。虽然苏北地区的绝对贫困现象已经大大缓解,但相对贫困现象却日益突出;针对苏北地区贫困的新特点,江苏省的扶贫开发政策也发生一些变化,扶贫瞄准对象的多维化,开发式与救助式扶贫并举的双轮驱动机制已经形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苏北地区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