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治理与社会管理模式创新

合作治理模式是对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等批判、继承、反思基础上形成的全新社会治理模式,是我国社会管理模式改革与创新的理想选择,其实现路径主要包括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加强合作治理法制建设,改革与完善合作治理体制,建立健全合作治理机制,重视与培育合作治理主体等方面。     

乡村治理创新中的地方政府——以浙江省J市“村干部创业承诺制”为例

源于上世纪90年代J市的村干部创业承诺制,是一项农民创造、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在该制度创新中扮演了探索者、支持者、推广者、制度供给者的角色。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村民自治背景下主动推动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主要是由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变迁、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现行压力型政府体制的约束与激励机制等因素决定的。在j≥村治理创新中,地方政府应当理性地确定自己的行为边界,主动地推动村民的有序参与。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演进和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启示

社会治理包括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民的社会自治两个层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并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明确为改革的总目标。这一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是中国社会治理改革发展史上的第三个大的转折点。探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脉络和引荐社会治理改革目标、路径、方式等内容,对于提升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操作层面价值。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的组织机制

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的行动中普遍且长期存在着差异化结果现象,即名实分离与名实相符并存。这一现象是基层政府在不同类型压力型体制作用下理性选择的结果。由于中央或者上级政府农业产业培育政策的目标靶向范围不同,在政府治理实践中压力型体制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即试点性压力型体制与普惠性压力型体制。在不同类型的压力型体制所塑造的组织运行情境中,基层政府的行动策略有很大差别。一方面,两种压力型体制下府际合作关系存在差异。在试点性压力型体制下,上下级政府围绕农业产业培育目标形成紧密合作关系。在普惠性压力型体制下,受到政策绩效没有与主政官员的升迁直接挂钩、政策目标与当地的现实条件和政府部门的实际能力不相匹配等因素影响,基层政府会以维持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不会积极去创新农业产业政策。另一方面,两种压力型体制所造的组织情境影响着基层政府与多元主体的协同效果。在试点性压力型体制下,中央或者地方政府授予了基层政府创新政策的自主空间。此外,中央到地方政府注意力高度集中于基层政府也促使其不得不采取与其他主体合作的方式推进政策实施。在普惠性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只需要对标既定政策目标完成任务即可,倾向于追求稳定的行动策略。不同类型的压力型体制下形成的分层治理结构、政企关系、产业培育方式最终导致农业产业培育出现差异化结果。     

加强政务建设打造“四型”政府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政府体制结构与治理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职能逐步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管理方式向服务型、责任型、法治型、效能型，即“四型”转变。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要解决好改革过程中逐步凸显的社会矛盾，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创新管理方式已经成为政府改革发展的首要任务。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角下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以H市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例

基层政府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主导者,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到基层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如何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自身治理与服务能力的有机衔接是当前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H市基层政府改革与创新实践经验表明,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有机衔接的核心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统筹与协调功能,关键是推动管理下移改革基层政府行政体制,基础是推动资源下移夯实基层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基础,目标是推动服务下移建设人民满意的基层服务型政府。     

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其破解思路

后农业税时代我国部分乡村治理功能弱化或瘫痪，“鸟笼型村民自治”下两委关系失范；“压力型行政体制”下导致乡村关系扭曲，村民自治难以贯彻落实，功能难以正常发挥；基层政府财政运转困难，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等等。对此，本文以改善乡村治理现状为目的，以重塑国家与农村社会、农民的关系和基层政府治理体制为前提，以推行乡镇自治制度和推进基层政府机构改革、转变基层政府职能相结合为手段等几个方面，初步探讨破解当前乡村治理困境的思路。     

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的困境及反思——基于Y县“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案例分析

围绕Y县"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这一创新案例研究发现,农村社会发展的倒逼、国家政策试点的引导及学者型官员的强力推动,是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化动力。政府体制资源的整合、创新的结构性扩展、创新的扩散及再生产是地方政府创新的运作机制。但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的弱化,导致公共服务下乡背景下社会需求脱耦的内在困境。为推动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发展,需要探索"互嵌式治理"的创新路径。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

社区治理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由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的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一种反映,它代表着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方向。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上的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社区制逐步取代单位制以及城市街道制体制的改革,代表着我国社区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     

中国治理腐败的体制困境及其应对

笔者在对中国腐败治理体制进行理论解析的基础上,剖析我国现行腐败治理体制的结构性缺陷,指出这种体制性缺陷是导致腐败治理成效不彰的重要原因,尝试提出了完善中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对策是改革公权腐败治理体系,建构社会腐败治理系统。     

公平正义语境下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社会体制改革层面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凸显了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在此公平正义的语境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动态地分析公平正义的社会治理理念的演变,及其对社会治理体制发展的影响。在对现今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加以分析的基础上,认识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引导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日臻完善,促进社会和谐有序的积极作用。     

试论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本文认为,农业型乡镇层面上的矛盾根源于现行的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本文主张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的改革应符合国家治理和乡村社会发展的需要,方向应是通过渐进的体制内改革完善基本制度建设,强化乡镇政府的有效性。     

倒逼与反倒逼：精准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以贵州T县与河南C县的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为例,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基层实践中,因责任推卸、僵化服从和模糊治理等科层制体制惰性,导致了政策“变通”、政策“悬浮”和“边缘人”谋利等问题,自下而上倒逼着地方政府进行扶贫体制机制的改革。地方政府出于政治压力与社会压力,通过运动式治理的方式,整合体制力量与社会力量,再造了精准扶贫的组织结构和识别流程等,有效地在反倒逼中实现了扶贫体制机制创新和扶贫政策的纠偏。精准扶贫由“非精准化”向“精准化”的变迁过程,根本上反映了转型期国家治理中存在自上而下体制认证的不足和自下而上社会认证的缺陷,需要整合体制与社会力量,建立体制——社会交叉认证模式,以提升国家认证能力,实现精准扶贫的精准化。国家认证能力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体制与社会力量在国家认证能力建设中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从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利的视角探索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实践路径。     

我国地方政府举债的优化研究——基于政府治理理论分析

通过对政府治理理论的西方起源的分析,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存在规模大、效率低、偿债压力大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过度参与。提出改革政府主导的投融资模式、财政体制、官员升迁体制、现阶段财政监督管理体制等对策缩小政府的有形之手。     

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研究综述

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提出是我们党长期社会管理实践经验的阶段性总结和理论创新的升华,也是主动回应社会新挑战的现实需要。学术界对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意义与内涵、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等方面。我国新型社会治理是一元主导、多方参与、各尽其责的协同治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激活社会各方治理力量,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治理过程的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强化法制机制,建立制度保障。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需要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机制,深入推进社会治理机制改革创新。     

加强社区治理创新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     

地方党组织创新动因、模式及可持续性研究

在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中,地方党组织承担元治理角色,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及技术创新实现其治理功能。上级党组织的创新压力、多元主体的需求、地方党组织之间的竞争、地方党组织的创新精神共同构成了地方党组织的创新动因。根据创新动因的差异,可大致将地方党组织创新行为分为4种模式：试点实验型、战略探索型、问题主导型及精神主导型。在此基础上,创新规模和强度、创新制度化能力、创新需求程度与地方创新环境决定了地方党组织创新的可持续性。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趋势研究

时代发展要求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中国传统治理模式有其内生性优势,同时也有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敷所需之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全面领导下,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国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具体表现在治理理念、治理体制和治理方法上的创新。在社会治理理念上维护社会的动态稳定;解决社会问题要理顺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摈弃人治、依靠法治,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作用;治理的方法上能引导公民积极参与自我治理,政府主导并服务于这种公民自治。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治理方法上的协调一致。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理论思考

作为对特定时空和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共同体的调控,社会管理必须顺应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当今中国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全面推进以及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致使中国进入社会问题多发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体制因而需要以理念改革与创新为先导和指针,以社会管理统筹协调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以及社会矛盾发现化解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为两大入手点,实现全面的改革与创新。     

基层治理视阈下安徽城乡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安徽省近年来以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为切入口,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行路径。通过剖析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一新生事物的内涵和功能,明晰其发展现状与脉络,提出进一步规范其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对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