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总集之祖辨

《隋志》将《七录》之杂文部并入总集类，实名乖于实，显为不当。近人或以《善文》为总集之祖，盖缘忽于此“乖”及昧于杜预稍早于挚虞而不辨其各自为书之时间所致。《书》《诗》《楚辞》《汉志·杂赋》《徐、陈、应、刘遗文集》，亦均非真正意义上之总集；真正的总集之祖是《文章流别集》。     

《文馆词林》文体分类建树与影响

《文馆词林》严谨的编纂体例为据其残本重构解析《文馆词林》文体分类提供了可操作的可能性。《文馆词林》在继承魏晋南北朝总集编纂和文体分类成果的基础上,极大的丰富了文体分类的级次体系,扩展《文选》类总集的二级分类至“文体——部——类（大）——类（小）——作品”多级分类结构;在部、类命名和分类标准上趋于统一,较之《文选》更具有体系,而其取经类书囊括宇内的“部”“类”统摄体例,亦为丰富总集文体分类方式提供示例之本。     

《文选》与《文章流别集》异同

《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祖,《文选》承袭而来,但又不同。在文学观念上,《文选》认为文章“随时变改”,而《文章流别》则认为文章“原出五经”;在文体分类与操作上,《文选》不录经、史、子,《文章流别》可能录有五经文字;《文章流别》贵古贱今,《文选》则认为近胜于古。     

再论《文选》的选文范围

《文选》学家们往往把《文选》不录经、子、史的选文范围视为萧统具有“独立的文学”观的证据 ,而忽视了无论从理论上或实际上 ,这都是不合理的。《文论》的这种选文范围是由“非‘文’不选”的文学审美性的宗旨与总集编选的目的与体例共同作用而成的     

《全唐诗·李益集》诗歌来源考

《全唐诗·李益集》是迄今收诗最为完备的李益诗集,收罗了编者所能看到的不同版本李益别集和不同时代的唐诗总集、选本,甚至方志中收录的署名李益的诗歌。其诗歌主体来自明铜活字本《李益集》,体例和排列顺序亦沿用此集。诗人小传则综合《郡斋读书志》《唐诗纪事》、两《唐书》之《李益传》等多种资料,择善而从。     

《古文辞类纂》编纂体例之文体学意义

在中国文学史上,《古文辞类纂》"序目"首次明确融序言、序题、目录于一体,在介绍体例、列举目录的同时开展文学批评,不仅确立了一种书籍编纂新形式,也确立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体式。此书文体分类的特色是以文体功用为纲,以具体文体为目,故起了执简驭繁、纲举目张之效。这种"类纂"体例,尽管有简明、清晰的优势,但不能全面囊括、体现中国古代的文体谱系,在实际选文归类中也有可议之处,反映出古代文体分类学普遍存在的问题。此书选文"不载史传",这是自《文选》之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一种严格区分史部、集部内容的文体学主流学术传统。     

桐城派与赠序文体

赠序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一种文体,包括赠别序、字说序、寿序三种类型,源起于古代赠人以言,兴盛于唐代,字说、贺寿类别体则出现于宋明时期。赠序体类的确立以姚鼐《古文辞类纂》分类序目为标志。桐城派文人追尊姚鼐,溯源辨体,逐渐划定赠序体类的界限;通过文章总集选文定编,确立赠序文章典范;通过评点与文话,总结赠序及文章的读法与写法。总之,桐城派对赠序体类的关注与研究,对回归原典的文章学研究不无裨益。     

朝鲜古代“文体论”的形成及《芝峰类说》的文体意识

在朝鲜古代文论中，涉及“文体论”的内容．相对于中国古代“文体论”来说是比较欠缺的。从高丽中期直到朝鲜朝中期的李啐光的“文体论”，才使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而李啐光的《芝峰类说》的“文章部”，明确地列出“文体”部分．对一些重要而常见的文体都有所介绍或论述。对《芝峰类说》体例上的自觉的文体意识的研究是李啐光“文体论”研究的前沿基础部分。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文选》再选本说献疑

《文选》再选本说影响深远。但从《文选》所录作品之同篇异名的复杂现象来看,难以成为《文选》乃据前贤总集再选编而非作者别集选录的内证。《文选》所录诗文的部分作品存在着同篇异名、多名,甚至“因类改名”现象,亦有采自时文名篇、经史之文等的可能,由此可推断出《文选》再选本说并不坚确。较为妥当的说法当是初选与再选的合选本,其作品编录来源多样,既有总集、别集及单篇者,又含有史、经二部之作。     

论《文选》的编辑宗旨、体例

《文选》作为一部文章总集，其编辑宗旨是通过编选古今代表作家作品的精华文萃，以对前代文学进行全面总结；同时又以此作为辨析文体、指导写作的范文。出于这个目的，它的体例之一是将收录的下限定为天监十二年，以沈约去世为标志；在对全书的编排上则以文体为依据，类聚区分为３９类。     

从《国朝文录》看姚椿的选本批评及学术思想

在桐城派研究中,有关姚椿的研究始终较为沉寂。作为桐城派后期重要作家,姚椿不仅长于创作,还操持选政,综辑清文,积半生之力编成《国朝文录》。《国朝文录》以文体为次,承祧整合《湖海文传》与《古文辞类篹》之体例。选文以"明道"为先、"考古有得"为附;强调"纪事",要求文章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讲求"辞章之美"。此选对保存一代文献、传播桐城义法具有重要价值。     

孤本总集《今文类体》价值考论

《今文类体》是目前所见的孤本文献保存量最大的明文总集,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今文类体》以按文体类别对搜集到的明刻别集进行直接拆分重编的方式,再现了编纂活动的原生面貌。该总集的孤本价值主要有三：一是文学价值,保存了明代17家31种孤本著述,可推进袁宏道、赵琦美等著名文人个案和《江南春》等文学现象研究;二是史学价值,可增补上海会馆社会史料、明朝与琉球外交史料和明代北虏边防史料;三是校勘与辑佚价值,可补充众多作家的文集版本,为明别集的整理提供校勘版本,同时为明代诗、词、文等断代总集的编纂提供可资辑佚的材料。     

《文选》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其价值

被誉为“总集之弁冕”“文章之渊薮”的《文选》伴随着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传到古代朝鲜半岛.由于政治制度和文学观念的变迁,《文选》的地位在古代朝鲜半岛各朝代呈现出不平衡不稳定的状态.《文选》之于古代朝鲜半岛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     

古代文集编辑探源

别集、总集均属于古代集。它们的编辑，尤其是别集的编辑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先秦时期章多以单篇流传；两汉之际，史家录作品由依类分别记录，到逐类记录；东汉末至建安时，别集雏形已形成。魏晋以降，出现以姓氏标明为集的《诸葛氏集》。最早的总集是晋挚虞的《章流别集》，而不是刘向所编的《楚辞》。     

意象：构建隽永之文境

意象,诗歌艺术的重要元素。"象者,诗之貌也;意者,诗之魂也。"意之濡染于象,象便具有令人玩味涵泳的情感特质与生命内涵。在学生习作中,"假象尽辞,敷陈其志(晋·挚虞《文章流别集》)",开启心灵之窗,构建隽永之文境,文章飞扬诗意,亦便有着丰富的艺术审美价值。     

萧统的文学编辑思想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总集 ,治《文选》者 ,形成“选学”。编选者萧统 ,在历代成千上万的作家作品中“略其芜秽 ,集其清英” ,下了很大的工夫。萧统以“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为“文”的选择标准 ,以文体相汇聚 ,“诗赋体既不一 ,又以类分 ;类分之中 ,各以时代相次”为编排标准。总结萧统关于编选宗旨、文体观念和编排原则等文学编辑思想 ,有助于我们提高对文学出版物的编辑水平 ,为文学出版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离骚》与屈原之集——以《楚辞》成书研究为中心

《离骚》是《楚辞》中最瑰丽、最重要的一篇抒情长诗，被誉为《楚辞》之祖。而汉后诸籍，也常将《楚辞》径直称为“离骚”。历代研究者认为，此种现象为艺术上之假借。但笔者通过对《楚辞》的成书过程的考查和对有关历史资料的重新爬梳，认为“离骚”一词，不完全是用借代的手法以篇名来代指集名，而可能是一部真实存在之集名。且《楚辞》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之过程，并在汉代逐步完成了由个人别集向地域流派总集的转变。极其可能的是，在汉初刘安时已经存在一部名日《离骚》的诗人别集，并一直沿用《离骚》之名，直至《楚辞》最后成形即刘向编辑《楚辞》。     

论《文选》选篇的局限性

关于《文选》选文定篇之得失,古人多有争议,骆鸿凯《文选学》问世以来,赞扬一派成为主导,但骆氏意见颇可商榷。较之今人选本,可知同期大量文章精华未收入《文选》。作为一部总集,《文选》不录经史诸子,对陶渊明、鲍照等大家作品取择失当,因而总体上未能完全达到＂总集之为书,必考镜文章之源流、洞悉体制之正变、举历代之大宗、柬名家之精要＂的标准,因而《文选》选文定篇存在显著失当。这一失当有着深刻的原因,它又可以结合时代风气、儒家文学观及编者出身等方面来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