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歧路灯》看清中叶开封的商业活动

清中叶,开封的商品贸易高度繁荣。河南本土小说《歧路灯》中有大量关于清中叶社会经济风貌的描写,展现了当时开封贸易的全貌,诸如商业的发展、商业交通路线、商人经营行业等都有深入描写。小说中的客商在当时河南商业发展中占据主体地位,主要从事丝绸、当铺等贸易。本土商人实力较弱,主要从事药材和粮食贸易。会馆是客居异乡的商人进行社交的重要舞台,在经济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载体和媒介作用。     

北宋开封的商业管理

据《宋史》《地理志》载,开封在神宗元丰年间,户数已由太宗时的18万户增到23万户;徽宗崇宁年间则增至26万户。每户以四至五人计,另外加上十多万常驻军,开封约有人口120～150万之间。而其中拥有6400多家资本比较多的大中型富商和工商兼营者,同时还有九千余家商贩以及大量中外过往客商,可见经营商业和其它服务性买卖业的约占总户数的十分之一。而当时的商品交易额按元丰八年(1078)规定税率和实际税收55万贯计,则开封每年     

明代周藩与开封城的发展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封其子朱橚于开封为周王诖撕蟮牧桨儆嗄昙洌芊谧宓姆毖芊⒄?之快为其他宗族所不及。开封深厚的文化底蕴影响着生活于此的周藩宗族,周宗族也因有雄厚的财力支持和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对开封的城市布局、文化和风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使开封城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本文以开封地方史为角度,以周藩个案研究为中心,探讨"中原第一名藩"周藩和开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透视明代开封的若干历史特点。     

浅析北宋定都开封的原因

北宋定都开封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北宋立国之后，天下未定，时开封虽为“四战之地”，同时却也堪称为“四达之会”的交通要冲。而且开封漕运发达，漕运成为北宋立国之基础，它的发展是开封繁荣的必要因素，它的衰落也成为北宋衰落的重要原因。     

清心直道话包公

开封这座文化古城,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古城开封的历史基本上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城市的历史。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为了便于搜刮民财,地方行政长官调动频繁。二千多年来,到底有多少人在开封当过行政长官?没有精确的统计。据北宋开封府题名记碑记载,在北宋一百多年中,开封府尹和知府更换了二百三十一人次(见《如梦录》)。若按这个数字推算,先后在开封担任过行政长官的人数,少说也在千人以上。     

论开封在北宋时期中原城镇体系中的职能

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城镇体系的组成,主要是以首都为中心,各沿河州府为基层的一套城市系列为组群。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因此,研究北宋时期开封在中原城市体系中的职能,为现今中原城市群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经验,对于提高开封的城市化进程也有同届不可忽视的影响。     

开封犹太人被同化过程中的掌教问题

作为开封犹太社团的重要成员和犹太教传承的首要参与者,掌教是探究开封犹太人同化进程的重要线索。由于社会和历史等诸多原因,开封犹太社团中熟悉犹太教经典教义和希伯来语的人越来越少,犹太教的传承逐渐集中于掌教等少部分人之中。掌教对犹太教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开封犹太人被同化的进程。但是掌教作为开封犹太社团的一部分,随着社团被同化程度的加深,掌教自身对犹太教也越来越陌生。这极不利于犹太教信仰在开封犹太人中的传承。最后一任掌教离世后,开封犹太人的犹太教信仰便彻底瓦解,开封犹太社团也迅速融入到中国社会之中。     

再论北宋定都开封——兼与宋长安和洛阳之比较

北宋定都开封长达168年之久,人口逾百万,是当时世界东方的大都市.但是,在北宋以来的千余年里,总有人士大谈定都开封之弊,认为应迁都于有山川之固的长安或洛阳.事实上,长安与洛阳在唐安史之乱之后,均遭到了很大破坏,已失去了建都的客观条件.而开封从隋代即已崛起,并随着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城市迅速发展与繁荣,北宋建都于此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北宋的"冗兵"之弊,甚至最后灭亡,与定都开封无关.     

汉梁孝王封于开封质疑

汉梁孝王封于开封质疑王遂一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云：“汉文帝封孝王于梁，孝王以土地下湿，东都睢阳”①。梁即大梁、浚仪，今之开封。自此，梁孝王封于开封之说，广泛流传。近年，有几本书也论及此事。１、《开封旅游指南》（屈春山著，中国旅游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４月...     

唐五代洛阳开封间的交通路线

有唐一代,洛阳建制曰东京,开封原为汴州的治所,“安史之乱”以后,又设宣武军衙署于此。洛阳、开封,地居中原,水陆交会,①不仅是重要的政治都会,而又皆为著名的经济城市。②五代以降,洛阳、开封的政治地位并未降低,除后唐以洛阳为京师,开封为汴州和宣武军节度使治所外,梁、晋、汉、周均建为西京和东京。由于两者地位的重要,唐、五     

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

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徽商印记,及至晚清,情况依然如此。光绪三十四年夏,徽州暴发特大水灾,徽商在灾荒场域之外迅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赈捐行动。旅沪徽商利用同乡网络组织居中协调,借助现代公共媒体,更新募捐手法,广发募捐公告,号召流寓各大城市的徽籍人士慨输资财,以纾解故土家园的灾难。徽州地方官绅颇为依赖旅外徽商,两者互为奥援,极大地提高了赈济效率。与徽商数额庞大的捐款相比,官赈已退居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此次赈捐所体现出的地缘色彩和募捐程式也为考察晚清义赈的演进提供了合适的样本。     

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

在后现代语境下通过对徽州人地关系解读产生了一种"影视"重构,这便是我们认识徽州文化的第二条途径。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我们该如何反思徽学研究?伴随着徽州的行政区划变迁,徽商兴起是以独特的徽州自然与人文地理作为基础。徽商生存机制主要表现在:经商是徽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以商养士,以士促商;产生大量的徽商买办与传统士绅;以居家型徽州女子作"牺牲"等。徽商的影视再现是徽州文化的现代重构。对徽学研究进行反思:第一,徽学研究离不开徽州文书的深度搜集和整理;第二,择取重点,以小见大,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第三,提倡多学科性的综合研究。     

论明清徽商的诚信经营

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诚信经营。商人重利是天性，但诚信经营则是商人能够长久获利的保障。徽商的诚信经营，对当代人是非常有益的启发。     

清代徽商与经营地民众的纠纷——六安徽州会馆案

因经营活动及其他种种措置,徽商与客籍地社会各阶层时有矛盾,有时甚至形成严重的冲突对立。清嘉庆年间,徽商在安徽六安州为建会馆,与当地士绅形成严重冲突,并导致一场历时近两年的诉讼,这是一个重要的徽商与经营地各阶层关系的典型案例。     

论徽商的"好讼"

在“无讼”的传统法律意识下,论者分析缺乏国家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下,徽商惟有主动依附封建政治势力,锻造出徽商“好讼”性格,也不可避免地给徽商的发展带来诸多弊害。以史为鉴,一方面尝试着在传统徽学研究领域里,开辟出以法律史学的视角研究徽商的一块新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当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为立法者如何处理好“官”与“商”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历史借鉴。     

明清徽商的休闲文化生活

明清徽商不仅在经济舞台上卓有建树,其日常的休闲文化生活亦丰富多彩。依据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文章将徽商的休闲文化生活归纳为畅游书海、著述诗文、钟情收藏、游历山水、热衷戏曲及流连风月等六个方面。认为徽商的休闲文化生活整体上体现出尚文、儒雅的特色。     

徽州民居身世源于东阳民居吗?

通过对形成独特风格建筑体系的条件,即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人才辈出的地理环境,与徽商同步发展的徽州建筑队伍、徽商的雄厚经济势力,以及徽州与皖南的建筑规制、模式、手法、渊源、志书文献记载,徽商活动的舞台等的分析,说明徽州民居身世不可能源于东阳。     

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

在后现代语境下通过对徽州人地关系解读产生了一种"影视"重构,徽商兴起是以独特的徽州自然与人文地理作为基础。徽商生存机制主要表现在:经商是徽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以商养士,以士促商;产生大量的徽商买办与传统士绅;广结善缘,"立体"交往;以居家型徽州女子作"牺牲";乃至在社会经历剧烈变革时期,徽商心理终结。以此认为,徽商的影视再现是徽州文化的现代重构。文章最后对徽学研究进行深入反思。     

徽商兴衰原因探析

徽州商帮兴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于清代后期逐渐衰落解体,历经四百余年。其发展历经兴起、暂时性衰落、中兴及衰落解体四个阶段,它的兴衰轨迹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脉络有着同一性。本文以徽商发展脉络为线,以其所经营的盐、典、木、茶四大宗（主要是盐业和茶业）为例,探讨其兴衰原因,以期对当今徽州乃至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明代徽商与官府、客地居民和乡邻的关系——从明代话本小说看徽商拓展生存空间的方式

明代话本小说中多有涉及徽州商人活动的描写,展现了处在上升时期经济实力日益雄厚而政治优势无多的徽州商帮的生存状况。这一时期的徽州商人以种种方式拓展生存空间:攀附、行媚官府官员;积极融入经商客地;乡人为伴相互扶助;血缘宗族为系共同经商。其间,有奔波营运的艰辛、远离故土的孤寂、官府凌逼的无奈,也有雄资在握、富甲一方的骄傲和便利。话本小说以其近乎史料的真实描写,反映了徽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生存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