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证积分落户规模初步测度与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北京市居住证积分落户政策是被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2014年国家卫计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数据以及剔除与参照性方法，研究发现北京市居住证政策具有普惠性质，可以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常住人口全覆盖的底线公平；每年应不超过万人依靠积分落户京城，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门槛较高，但符合“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国家战略要求。本文建议在居住证积分落户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处理好战略与战术、门槛高与底线公平、存量与增量、法治与德治、供给侧与需求侧几个关系。     

西北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现状的调查分析——以甘肃省兰州市的调查为视点

以兰州市为代表，西北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动类型上以经济型为主，并有基于伊斯兰教形成的宗教型流动人口；就业方式上，既有利用民族文化实现的清真行业集中就业，又有文化程度低下导致的底层就业；居住状况上。整体保持了小聚居、大分散的居住格局，个体则以个人租房居住方式为主；在滞留时间上，留城时间较长，长期居留趋势出现。     

"新户改"背景下稳定居留的农业转移人口为何不愿落户城市 ——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

在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分析框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长三角地区稳定居留农业转移人口的进城落户意愿进行探究,重点从理性行为原则和相对剥夺假说视角分析农业转移人口不愿落户的缘由。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总体的落户意愿并不强烈,其中异地城镇化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相对较强;迁出地农村户籍含金量对落户意愿的总体效应为负,在农村拥有宅基地、农村所在城市行政等级较高都会对落户意愿产生负面影响;迁入地城市户籍含金量总体效应为正,子女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等核心城市资源的获取情况,及迁入地城市的行政等级均是促成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重要因素;农业转移人口在迁入地的城市身份认同感对落户意愿具有正面效应,而相对剥夺感则存在直接的负面效应。鉴于此,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工作及市民化进程中,既要着眼于当前如何有效破解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制度性障碍,依法维护和保障进城落户群体的既有权益,更要从长远发展和生存保障的角度,不断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社会地位和市民化能力。     

流动人口的居住状态与社会融合

以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区研究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对流动人口的居住特点进行分析,并从社会学角度对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的居住差异与居住隔离状况进行解读,指出这种差异和隔离是造成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困难的重要原因,需采取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将流动人口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实现混合居住等措施解决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促进他们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融合.     

当前中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特征——基于中、东部地区穆斯林群体的调查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呈现新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为大多数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超过了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男女两性比例趋于平衡;家庭化迁移和定居化趋势增强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居住意愿并不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青壮年为主,但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济收入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找工作的途径以亲友介绍为主,自己寻找为辅,且从业特征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缺失等.掌握这些特征,对处理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保障其权益,建立和谐城市民族关系有重要意义.     

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点探析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具有流动人口规模增大、流动原因的经济性强、流动的季节性和无序性明显、流动人口劳动适龄人口居多但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从事职业具有民族经济文化特点且以体力劳动为主、居住大分散小聚居等特点.这些特点的存在及其变化,对城市民族关系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了解、把握这些特点有助于城市和谐民族关系的建立.     

已落户与未落户农民工社会融入比较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3年度“迁移”模块数据,识别已落户与未落户农民工,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并构建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指标体系,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两类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入程度均不高,已落户农民工社会融入程度略高.具体而言,已落户农民工在公共服务、社会交往和政治参与方面融入较好,未落户农民工在经济整合、语言融入方面融入较好.研究发现,仅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难以完全解决以人为核心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     

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必然导致人口流动,更多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到城市就业.作者对成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现状、特征进行了调查,分析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存在的问题,并就与之相关的对策进行了探讨.     

中国流动人口特征与城市化政策研究

中国正在进入移民时期,流动人口呈现出如下特征:规模大、增长快、发达地区和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是流动人口的主要吸收区域、经济落后的人口大省是流动人口的主要输送地、流动人口在距离上以近邻流动和中程流动为主、在空间分布上建制镇多于城市、流动人口的文化差异大。为了消减城市化的不稳定因素,急需根据中国流动人口的特征,建立稳定、公平、开放的城市化政策体系,特别是要建立公平的迁徙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发展公共住宅,改革城市设置标准,建立人口大省基础教育基金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开放与包容:落脚城市人口政策的价值指引

城镇化浪潮的启动裹挟着大量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边缘空间是他们的落脚之所。城市产业的转型升级需要集聚相当数量的人才,城市是人才的创业空间。近年来,我国部分城市的人口政策陷入了对立的两端,在对部分低收入外来群体及其居住空间进行清理和整治的同时,通过各种落户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手段抢夺人才。排斥性的人口政策,导致完整的城市经济生态链被打破、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加大、人才被一定程度浪费、城市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剧、社会整合难度加大。城市的产业结构是人口结构的决定性因素,尊重市场而非权力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是制定城市人口政策的基本准则。开放而非封闭、包容而非排斥,应成为落脚城市人口政策的价值指引。     

浅析我国户籍制度的未来走向

现行户籍制度由于附加了各种复杂利益以及与土地制度关联,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形成了严重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严重阻碍了城市化进程,越来越成为造成社会不公平的突出因素,户籍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推进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应从切实加快户籍改革立法、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和居民身份制度、剥离户籍制度附加的各种利益、实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行土地确权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着手,注重顶层设计,做好各项配套改革,稳步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     

“新户改”背景下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9年从广州、福州、郑州和武汉四个城市实地收集的764份数据,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构建理论假设,并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析“新户改”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户籍转换意愿生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越符合经济理性、权利歧视规避和承认渴望的动机特征,其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对这些动力作用机制的偏离或“抑制性”越强,其保留农业户籍的倾向性越高。该发现证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的动力机制在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形成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突出作为具有经济人和社会人双重属性的农民工个体在户籍选择中所表现出来的利益追逐导向、权利维护诉求、社会承认渴望的逻辑行为特征,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的多元动力结构和复杂价值逻辑。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研究综述

综述了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研究重点和主题。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建国初期建立起的户籍制度已成为各学科的研究热点。认为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研究主要围绕4个方面的问题展开: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动力机制研究;当代中国户籍制度运行的功能研究;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目标与路径研究。学术界对中国户籍制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还需加强对地方个案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现行户籍制问题探析与改革原则

我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是在建国后伴随着计划经济模式的建立及适应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而形成的。建国以来,我国户籍制经历了自由迁徙期、严格控制期和半开放期。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现行户籍制度严重阻碍城乡间正常的、合理的迁移流动,影响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规模与速度,延缓城市化的进程等弊端日益暴露。充分考虑国情,实行渐进式改革,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与其他改革措施相配套应成为户籍制改革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户籍制度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通过分析户籍制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出紧—松—紧状况的原因,指出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到阻碍的主要因素,而户籍制度则是其一个制度方面的表现,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户籍制度的改革有赖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的完成。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重在赋权和增利,即通过一系列改革,让农民与市民享有同等权利,获得同等利益,拥有同等福利。一旦在城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自然消亡。我国之所以会出现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城市化,在于土地制度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程,“土地价格剪刀差”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只有转变政府职能,使地方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才能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体制性条件。     

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化进程

以计划经济为背景建立起来的中国户籍制度构筑了城市中国与乡土中国的分立壁垒.衍生在制度之上的各种特权与利益分配使得户籍制度改革错综复杂,也给城市化进程设置了重重障碍,延缓了城市化的推进;另一方面,城市化的滞后发展和城市公共资源的有限性,也构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瓶颈".     

论二元户籍制度在中国的生成

我国二元户籍制度的构建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制度初建阶段、法制建设阶段和制度完善阶段。大量研究成果表明,二元户籍制度在中国的生成是经济、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其中政府最高决策层在制度选择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深刻影响了近三十年来的户籍制度改革进程。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趋势

我国现行的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籍政策 ,将公民权益同户口性质相挂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这种户籍制度的弊端正日益显现 ,亟待加快改革。应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为此 ,要实行公民居住地登记户口 ;逐步实现自由迁徙 ;形成居民户口簿、公民身份证两种证件和常住、暂住两种户口有机构成的管理方式 ;最终确立以《户籍法》为基础、以各地方户籍管理规章相配套的户籍法规体系 ,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公共管理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     

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长期以来是影响我国和谐社会关系构建、发展的瓶颈,由此引发的问题日益增多。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必须统一立法,让隐藏在户口背后的劳动、人事、工资、教育、卫生、物价等相关社会管理制度与户籍制度脱钩;取消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迁徙的行政限制,户口管理机关仅以申请人所提供的住所证据来登记户口;实现全国范围内统一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