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人物品藻的审美之维

人物品藻作为深具中国文化意蕴的品评行为,在由政治性的实用选择趋向人格观照的演变中,实现了魏晋六朝文论思维尚意重神的审美之维,凸显了趋向"人"本位的审美认知色彩。情性之争的投射,促使士人去发掘山水所包孕的人格追求,炼就士人追步自然人格的生命情结,人物品藻所推动的山水之思,彰显了士人独立人格建构力度,从而形成魏晋六朝文论思维的自然化和人格化。     

论汉末魏初人物评价标准的新变——以荐举文为中心

汉末魏初,荐举文书中的人物评价标准经过西汉对士人忠与谋的重视,东汉对士人自身秉性的认可而发展成为对士人清名的推崇。"清"成为汉魏易代之际士林人物品评的核心关键词。这种集中体现其时士人理想人格之"清"在承袭士人清白品性的传统意义之外,更增添了士人在乱世中激浊、厉俗的新内涵。汉末魏初士人思想的更新是"清"评形成的基础,而统治者对德高望重且清虚自守的士人的需求与召唤又加速了"清"评的形成。     

论《诗经》士人文化主体精神与社会认同

《诗经》时代的"士"是一个"阶级"、也是一种"职业"。由于社会的变革,"士"阶级不断扩大,在理性觉醒和时代精神感召下,具有文化知识的士人阶级渐次形成并走向政治舞台,体现出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本思想和"德政精神",由此一种新的士人主体文化精神形成并在社会践行,成为社会文化核心精神。民本思想的显露,疏远了神权巫术,承认了人的至高无尚作用。士人的新思想、新观念朦胧性的成熟及人格理想的形成,同充满活力和野心的时代相结合,得到了社会认同。而诸子百家思想就在这士人文化母体中孕育并形成。     

王士禛尚"清"书学思想的教育视野

王士禛书学思想受老庄思想与魏晋玄学的影响,以"清"为尚,形成了他独具魅力的审美观.本文从淡、远两个方面来分析其虚静、空灵的主体人格,并对其书学思想的根源--对魏晋士人的向往与具有的类似魏晋士人性情的言谈举止加以介绍.     

网络条件下大学生健康道德人格培养

网络交往条件下大学生的道德人格受到了巨大冲击,这既不利于大学生健康道德人格的形成,也不利于网络的可持续发展.在网络交往条件下培养大学生的健康道德人格,应注意确立"以德立人"的网络道德价值取向,培养"以诚为本"的网络交往道德观,唤醒大学生网络交往的道德文化自觉,充分发挥"慎独"在道德人格培养中的内控机制作用.     

论汉末士风的嬗变——从"婞直"到新人格的追求

东汉桓灵之际,党人力矫"保身怀方"的守节之风,在士人中掀起了一股"婞直"之风.但随着党锢之祸的到来,像陈寔这样的士人对"婞直"之风有所保留,主要据仁、德以理政、修身,想使废于上的风俗能在"清于下"中得到整肃.像郭林宗这样的士人则走向论道讲学与人伦识鉴,开清谈之风,让士林倾慕不已.像黄宪这样的士人则更加超脱,从坚持志操与学问中走向逃避,在独立自由的人格追求中渗进玄学新人格的因子."道性周全,无德而称"的新人格成为士林之典范.     

晚唐五代词和士人心态

以晚唐五代士人心态为基本切入点,探讨晚唐五代词之兴起。在唐末五代社会动荡,王纲解纽,儒学失去了其权威性,皇权也失去了其向心力,士人人格在乱世的震荡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顺时听命,追逐名利,注重享受娱乐,作为文化的建构者,士人人格的世俗化必然会对文学产生影响,于是"词"这一原本流行于民间,只供佐欢娱乐的文学样式开始受到士人的青睐。     

论南宋遗民词人对陶渊明的受容及其意义

南宋遗民词人的独特人格魅力,表现在他们对整个人生有了深刻的内省,儒家乱邦不居、无道则隐的思想,佛道全身避祸、自然闲适、根绝尘念的观念,构成了他们人格精神的基础,他们继承发展了晋宋士人陶渊明的人格风度,羡慕和仿效他的行为方式,吸收了晋宋时代士人人格精神的有益因素,从而在"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境界里消解了入世与归隐的两难选择.     

欧阳修道德人格及其对知识分子人格建构的启示

欧阳修"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其道德人格融忠直敢谏、磊落刚正与仁厚谦和、温婉宽恕这一相反对立的人格要素为一体,形成阳刚与阴柔和谐统一的人格范式。这一人格范式不仅影响和培育了有宋一代的士人人格,而且对于现代知识分子人格建构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试论西汉中期士的规范化

学术界的多数学者认为:做为知识阶层的士人群体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如果把春秋战国看作士人群体的形成期,那么西汉则是士人群体的定型期。所谓定型主要是指:士人从培养到政治出路,从社会活动到思想意识都接受了专制政权所设立的规范。其主体部分失去了在春秋战国所形成的相对独立人格,开始依附于专制政治,成为封建统治     

论实践的否定性本质

否定性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质 ,即人作为主体与外部世界作为客体之间的双向否定性关系。从实践中的目的性要求来看 ,这种否定性表现为人的目的性要求与自然界制约的双向否定性关系和人的目的性要求与现实世界的双向否定性关系 ;从实践中的对象性活动来看 ,这种否定性表现为在对象性活动中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双向否定性关系。扬弃外部世界对人的否定有伦理的方式和发展的方式两种。内含着伦理的发展方式才是人类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方式     

主体性的缺位与建构:解析和应对青少年网络行为失范的关键

依托于互联网络而由人的行为活动构织而成的网络社会,已成为信息网络时代的人们展开行为活动的重要场域。在其中,人们一方面享受着网络化生存的便利,而另一方面,却也在承受各类网络行为失范带来的后果。青少年群体在所有网络行为主体当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其网络行为失范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在剖析网络世界及网络行为之社会本质的基础上,分析了作为青少年网络行为失范主要原因的主体性缺位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应对青少年网络行为失范的关键在于主体性建构的基本观点。     

朝鲜家训中的经济思想

朝鲜家训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从家训中的经济内容中可见朝鲜士大夫在治产上讲究以农为本;治家则追求勤俭节约,凡事统筹安排,量入为出;对日常生活原则的规定中则透露出崇尚美德,救济同族,安贫乐道的士人精神。     

哈代小说的生态意识

哈代小说充满了对威塞克斯世界自然的描写,在这些描写中,体现了哈代鲜明的生态意识。这种生态意识主要表现在两点：首先,表达了生态整体观,具体体现在建构人与物的平等和谐关系以及对动植物所作的灵性描写和对人与动植物亲合关系的展现。其次,描述了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具体体现为人类心灵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文章还阐释了哈代小说生态观的文化意义和哈代的民间价值立场。     

齐物论与自然中心主义的内涵及其关系论析

齐物论阐明了人要做到无我、忘我的理想境界,就必须齐万物、齐物我。以庄子之见,一切事物之间没有本质分别,在＂道＂的高度上具有＂齐一＂性,人和自然是合而为一的。自然中心主义主张把道德关怀扩展到所有生物,乃至大自然,其立论根据是认为自然也具有内在价值。齐物论与自然中心主义有诸多不同,但是可以相互影响,共同为社会发展与人类生存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一方面,齐物论有助于人与自身、人与人关系的构建。另一方面,齐物论主张的平等心智与自然中心主义一样可以有效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士大夫与知识分子

士大夫是中华文明的国粹,其知识结构是熔文史哲经于一炉的人文知识,主要历史使命是通过道统与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完善来维护社会安定,社会功能颇似方向盘;知识分子则是西方文明的精英,其知识结构是分门别类的自然知识和实用知识,主要历史使命是通过知识的传承、积累与创新来推动社会发展,社会功能就像发动机。士大夫与知识分子两者具有质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日本近世城市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日本近世城市发展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兴盛,造成了日本社会关系的剧烈变化.町人因为从事商品货币经济而逐渐富有,社会地位也开始提高.武士阶层因为脱离生产经营、居住到城市里依靠年贡生活而逐渐贫穷,社会地位每况愈下.不少武士为了谋生,不得不违反幕府法律从事商品经济,从而与商人、豪农利益接近.农民阶级也出现分化,少数农民因从事商品生产而成为豪农和町人,大多数农民则愈加贫穷.维新前夕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的变化,对维新后的社会改革带来深刻影响.     

风险·制度化：“网络群体性事件”症候表征与治理分析

伴随着互联网的全球化,人类正行走于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现代性展开的激烈变化正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特别是2009年,＂网络群体性事件＂由先前间隙性＂上演＂转呈集体性＂井喷＂的网络态势,不仅使得网络言论力量继续成为业界、学界关注的焦点,而且当下由网络群体性事件引起的网络舆情已然介入了现实并对现实,尤其是对政治领域运作形成了从未有过的压力。本文正是立足风险社会的视角,通过对近期频繁出现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背景的考察,以及原因分析,在此基础上深化对由此引发的网络舆情的认识和理解,并提出规范与引导举措。同时指出能否将网络群体事件的治理纳入制度化框架,这既是发挥网络舆论与现实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关键,也是对治理者治理智慧的极大考验。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特点和经验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一方面领导边区军民英勇抗敌,另一方面又在边区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民之人权”。鉴于当时的国情,陕甘宁边区的人权保障具有广泛性、真实性、阶级性、统一性四大特征,并给我们今天加强社会主义人权建设留下深刻的历史启示:即社会主义人权建设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工作,让人权建设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人权建设必须健全监督机制,并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

明代士大夫能够认可商人、商业的社会功用,肯定经商治生满足家计的合理需求与资国通货的正当价值。还有士大夫从“尽心”视角出发,着眼于商人在裨益社会人生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主张四民“异业同道”,阐发“义利相通”理念。他们以是否践行社会“公义”作为考量商人道德事功的尺度,尤为看重其理财经世才能。此外,一些士大夫鉴于商品经济过度膨胀导致的不良后果,对弃农趋末、竞财嗜利等不良世风亦提出严厉批评。总的来说,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表达出他们试图协调农商混合经济使之与帝制体系相适共生、互洽并荣的思想倾向,这种态度也是合乎中国帝制农商社会常态发展逻辑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