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笔下的“人足”世界

在文化圈子里“品头论足”向不为人所齿。“品头”尚可,“论足”则似非下九流不为。“中国是拜脚主义的民族”,中国人亦为“拜脚国民”。这话是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的周作人讲的。鲁迅也曾做过一篇《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的奇文。可见论中国人、论中国文化不可不“论足”。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各种五花八门的“论足”大战,正从一个侧面映现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一幅极独特的文化景观,这恐怕在整个世界人类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伴随着中国文化由传统而步入现代的,是女人的由缠足而放足而“天足运动”,其     

《先秦诸子思想研究》评介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充分孕育并初步成型的重要历史阶段。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探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在这一被文化史专家称作“轴心时代”或“枢纽时代”所兴起的闪耀着人类智慧之光的诸子之学,是古代思想的精华,     

台湾佛教发展轨迹初探

佛教在台湾的发展历史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自明代传入到日据时期为原始阶段,缺乏自觉意识,民间色彩浓厚,日据时期日化严重;此后至六十年代为中国佛教在台的奠基阶段,“人间佛教”为指导思想,台湾佛教萌发自觉意识;六十年代至今为发展阶段,主体意识基本确立,以本土化和现代性为特色呈现多元化发展。     

喜读《简明中国文化史》

由吴荣政、王锦贵二位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文化史》,1991年6月已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45万余言的新著概括了中国上下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读来令人欣喜。 第一,该书甚合广大读者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内容涵盖面的宽广上。到目前为止,中国文化史著作,大概出版过30余种。最早的恐怕要算顾康伯编1924年版《中国文化史》,接下来是1928年版日本高桑驹吉编《中国文化史》,1931年版陈国强编《中国文化史》和柳诒征编《中国文化史》等。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史著,包括1969年台湾杨幼炯编10册本《中国文化史》和近年大陆出版的几部文化史,所涉及的内容均不及《简明中国文化史》广泛。这部书既包括作为观念方面的文化,又包括作为制度、现象和事业等方面的文化。凡哲学思想、     

洛夫诗歌的传统现代性转换简说

素有“诗魔”之称的台湾“创世纪”诗人洛夫,向来被人称为超现实主义诗人,彻头彻尾的“现代派”。于是,洛夫的创作被划分为这样三个时期:《石室之死亡》的“黑色时期”,《魔歌》的“血色时期”以及从《时间之伤》开始的“白色时期”。洛夫成了“彩色的魔术师”、“语言的历险者”。好象洛夫与中国文化传统,诗歌传统毫无瓜葛了,好象洛夫在超现实主义写作甬道上走出了中国。当然,有的人,根据洛夫在有些场合讲的,说他后来“回归现实”,此说的另一层意思是,洛夫在６０年代的创作丢了中国传统,完全洋化去了。如任洪渊在《洛夫的诗与现代创世纪的…     

风流未沫 文章中兴:钟嵘论太康诗歌

钟嵘《诗品》是古典诗论史上“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它以五言诗为研究对象,系统评述了汉魏以迄齐梁时代的122位五言诗人,“掎摭利病,辨彰清浊”,并从总体上勾勒了五言诗的发展脉络,具有完备的诗歌史论形态。钟嵘在总结和清理五言诗自两汉到齐梁五百年来从兴起到繁荣的过程时指出,汉末建安、西晋太康和刘宋元嘉时期是五言诗创作发展史上出现的三个高潮,这三个阶段的代表诗人为五言诗创作树立了典范,所谓“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钟嵘对这三个时期代表诗人的创作成就的评价,受齐梁时代文学观念的影响,难免有偏颇之处,但他对诗歌史三个时期的划分是经得起考验的,后世诗歌史论家大多以此为理论起点展开研究。其中,以“风力”著称的建安诗歌,山水方滋、声色大开的元嘉诗风得到了较多的关注,研究较为深入,而处于中间环节的太康诗歌则颇受冷落,既缺乏对诗坛风貌具体真实的描述,更谈不上客观全面的评价。在几部通行的文学史中,往往以“形式主义”的抽象定性取消了太康诗歌的存在个性。本文认为,太康时期是五言诗从汉魏古体向齐梁新体的过渡和转捩点,这一时期诗歌创作从观念到表现形式的转变,深刻     

从“三国演义”到鲁迅，中国文学在泰国的传播

中国文学书刊在泰国的传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02至1932年,即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影响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三国演义”时期;第二阶段是1932年至1975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化交替影响的过渡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鲁迅、金庸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以1975年中泰建交至今多样化、多元化的历史时期。通过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梳理,可以发现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一地区竞争激烈,值得警醒的是与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作品相比,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思想影响力在泰国逐步减弱。这一典型案例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进行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人文科学立场看中国当代学术文化的走向

2 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发生过三个标志性事件 ,遂使思想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目前仍处于一个转型期。考察当代学术文化的演生 ,可以发现有如下变迁 :从单一信仰转变为多元价值 ,从激进主义转变为保守主义 ,从思想转变为学问 ,从人文转变为技术 ,从拿来引进到建立本位文化。展望中国学术文化的前景 ,可以预计有如下变动 :国际化 ,规范化 ,本土化     

《文镜秘府论》乃为“济世”“经邦”而作

海外汉籍《文镜秘府论》产生于日本文化在中国文化全面影响下凝结成形的时期,它既是为了适应政治教化之需而编,也是为了帮助日本学习者学习中国文化之需而编。从空海种种“济世”“经邦”之举以及日本人对《文镜》之评价,我们发现《文镜秘府论》千百年来一直是日本汉语学习者的必读书,且对日本的汉诗学、悉昙学、和歌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统之源——兼谈“六经”的价值

“六经”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最早源头,也是华夏民族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虽然历史上也曾有外来文化汇入中国文化的情况,但这个最初之“源”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本文之所以采用“传统之源”的题目,意在澄清中国文化之“源”乃是“六经”,诸子百家只是其“流”.我们可以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这样两个阶段:“先秦的元典时代”和“汉以后的经学时代”.这个“元典”既包括“六经”的“元典”,也包括继起的诸子学“元典”.而“六经”又是诸子学之“源”.胡适等人所谓“截断众流”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是不可取的.     

纪传史简论

我国历代蝉联而下的纪传史积数有二十六种,四千零四十二卷,洋洋数千万言,按各史的朝代序列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故学术界有“全史”之称。记事起黄帝迄大清,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发展的规模体制,载述毕于此编。历代封建王朝明令颁布为国史的纪传史迄《明史》止共二十四种,故二十四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专用名词。国史又     

中国电影史略论

中国电影史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从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拍摄谭鑫培《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片断开始,到1920年代末,为第一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电影的萌生期,主要倾向是追求赢利。这一时期论者们认为电影的优点在于逼真,并在电影摄制的实践中学会了一些电影技法。自1930年罗明佑的《故都春梦》上映,至1940年代末,为中国电影史的第二时期,政治角力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这一时期成长起一批有成绩的导演与演员,电影的技法被认识得更为清楚,并完成了从默片到有声片的过渡。在国难深重的形势下,左翼力量在电影界相当活跃。从1950年代到1976年,为中国电影史的第三时期,与话剧拉开距离的电影理论,在民族化浪潮中又向中国戏曲靠拢。而在政治的强势作用下,1930年代文艺,从1950年代初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到最终被批为黑线。1976年至世纪末是中国电影史的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为三个小阶段:从1976年到1983年,电影中的虚假现象遭到观众普遍的批评,求艺术手段之新、淡化戏剧性与对民族历程的反思这三点,成为这一阶段电影发展的新的动向。从1984年到1987年,是探索片强劲崛起并迅速退潮的阶段;从1988...     

论民族形成的上限——学习马克恩恩格斯关于民族形成的理论

民族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它是怎样形成的?多年来一直在我国学术界存在着争论。有的文章断言: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形成的时间,“没有明确的论述。”我们认为,关于民族形成的时间及其规律性,马克思恩格斯都作过明确的划分和详尽的论述。大家公认,民族必然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找到它形成的上限。问题是,民族形成的上限究竟应以什么来确定和划分。我们认为,民族形成的时间上限,不能仅以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分期的时间来划分和确定。因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分期,是以人类自身的智力和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为标志,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期(其中各个时期又分为不同水平的各个发展阶段);而民族这个人们的共同体。虽然受着人类各文化发展阶段的影响和制约,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它毕竟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有它独立的发展序列。因此,从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序列中,去探索民族形成的时间上限,这样能更准确地反映民族的本质。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及其演变

关于中国传统方化的主体,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如李锦全“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学基本上居于主干地位”。二是传统文化以儒道两家为主体,如赵吉惠“儒家和道家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主体”。第三种意见认为传统文化由儒、佛、道三家综合而成,葛荣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佛、道三家构成的综合性文化”代表了这种观点。上述说法对于我们认识传统文化的真实内涵都有借鉴意义,但是从传统文化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又都有片面之嫌,或囿于文化表面形态,或忽视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甚而至于局限在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中难以自拔。其实,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阶段是有其不同的主体特色的。在社会历史中,文化有其独具的发展曲线,这条曲线不仅可以划分成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可以作定性的断面分析。作为传统的任何文化形态,都是当时客观的社会存在,并且在文化的有机构成中,处于主体地位的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先存在的后来会消亡,原先没有的后来会出现并加入。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就是在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决定某个时期文化面貌,影响社会各个文化层面,决定社会心理结构与价值取向并显示一定特色的主流文化,包括社会思潮与政治思想等方面。本文基于     

中国声乐艺术民族化的多元内涵探析

中国声乐艺术"民族化"历程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五四时期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为"民族化"美学内涵的初探和发展,其中遭遇了"全盘西化""文化守成"和"中西结合"思想和观念的交锋和较量,最终确立了中国声乐艺术"民族化""大众化"的发展道路;第二阶段是在改革开放语境中,中国音乐文化因"全球化""文化多样性"等因素的介入,声乐艺术"民族化"的探索因此得到进一步深化,其内涵也由此更加多元并富有个性;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文化格局发生深刻改变,中国声乐艺术需要在世界音乐文化格局中审视自身,继续细化和发扬"民族化"的内涵,使中国声乐艺术尽快成为有高度辨识度的艺术形式,从而在世界声乐艺术之林有着话语权和引领作用。     

道德主义的疾愤与空虚——无君论者的反文化观述评

非君论是中国古代反对君主专制、并与专制主义国家理论或“尊君论”相对立的政治理论.自汉末仲长统定其理论雏型后,它在三国——五代和宋——清两个时期分别演化出“无君论”(其代表人物为阮籍、鲍敬言、无能子)与“抑君论”(其代表人物为邓牧、黄宗羲、唐甄)两大理论形态.在“联即国家”的社会条件下和纲常礼教传统深重的时代氛围中,非君论者敢于蔑视无上君权、发出“无君”与“抑君”的尖厉长啸,实属一种奇伟罕见的文化创举;而其全面、系统的政治批判所展示出的一股与专制主潮相逆反的思想动向,便是文化史研究中所不可忽略的重要文化现象.     

“文化断层”之我见

在当前有关中国文化的讨论中,有的研究者提出了我国文化史上所谓的“文化断层”或“文化断裂”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否存在“断裂”现象?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提法问题,而且涉及到有关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方面,故不揣浅陋,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一) 近年来人们提到的中国文化断裂层,主要有两个时期:一个是明朝末年的“反儒文化断层”,另一个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文化上存在的“断裂层”。晚明时期,无疑是一个在中国文化史上极有色彩的时期。从明代中叶,王守仁高举“致良知”的旗号走上舞台,阐述“朱子晚年定论”,对传统的程朱之学提出不同的解释,到钱谦益低吟着“敢将零落怨天涯”,被清廷列入《贰臣传》,“姚江之学”风行天下。“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其间王艮、王畿,龙溪、近溪,讲学之风,遍及各地;李卓吾喜笑怒     

论"气韵生动"之概念内涵在绘画领域内的嬗变

“气韵生动”是我国古代绘画批评领域内的最高美学标准。其本质内涵即是“传神”,自诞生之日起,其内涵便随着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而经历了几次重要的嬗变,可概括为三个阶段:(一)传人物之神(魏晋)、(二)传山水之神(两宋)、(三)传作者之神(元)。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清晰地显示了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演变趋势,也显示着中国绘画自身的演变规律。     

诸子学案绪言

老子学案绪言道家哲学权舆于黄帝,集大成于老子,故世称‘黄老’。黄帝以后,老子以前,惟有道家学说充满天地。唐虞三代之君若臣,皆以道术治国;其在下位者,皆以道术治身。吾国此时期,舍道家外几无学之可言。至老子以后,姑由道家而演为百家,学术乃由合而分。故吾国四千余年学术之分合,以老子为一大关键。老子之道:以‘自然’为宗,‘无为而无不为     

继受与创新：苏联宪法文化在中国的历史际遇

苏联宪法文化自20 世纪20 年代开始影响中国,历经十月革命后国共“以俄为师”的发端时期、革命根据地“仿行苏宪”的奠基时期、新中国建国初期在“一边倒”背景下取法苏联宪制模式的高潮时期,以及中苏关系恶化至改革开放后对苏联宪法文化的背离与延续四个时期。苏联宪法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涉及宪法理论的传播和宪法制度的移植等方方面面。苏联宪法文化影响中国的过程实则是中国对苏联宪制由被动接受到主动移植,由片面认同到创造性转换的历史过程,“拿来主义”与“实用主义”并存,值得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