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碹从祀孔庙缘由

薛碹乃有明一代醇儒，被时人誉为薛夫子。从弘治元年始，就有人上疏请其从祀孔庙。一直到隆庆五年，几近一百年的时间，不断有人上疏请碹从祀孔庙。从弘治年问到隆庆五年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正是程朱理学式微而王学广泛传播之际。在这一时期，以薛碹从祀孔庙，不仅是为了力挽颓风、拯救世风，而且也填补了有明二百年而无一人从祀孔庙的空白。     

试论穆宗大阅与俺答封贡

明穆宗在位的六年中,在边务方面,有三件颇有影响的大事,其一是用边臣,指隆庆初年对大臣,特别是对守边督抚大臣的信任;其二是大阅,指隆庆三年(1569)九月,明穆宗在北京举行阅兵,检阅京军;其三是俺答封贡,指隆庆五年三月,明政府册封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为顺义王,从此双方通贡互市。本文试图通过对这几件大事背景、概况的叙述,探求嘉靖、隆庆朝与北方蒙古族的关系。有不妥之处,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一、历史的回顾——明朝北边紧张局势的形成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有分有合,有胜有负,可是彼此间经济文化的联系以及互相依赖和不可分割的倾向却日趋加强了。蒙古族是我国北方较大的少数民族,在明以前近一百年的时间内,曾建立过统辖整个中国的元朝,对祖国的历史做出重     

论明代政治与荀学的交涉

有明一代,荀学与政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呈现出一种"交涉"的态势.一方面,经过嘉靖孔庙改制,荀子正式从孔庙从祀中被罢黜,政治地位下降.另一方面,明代政治从体制上是对前代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的延续,在统治手段上礼、法并用,是为荀子政治思想影响之"因袭"一面.此外,对荀子政治思想的吸收从理论层面转向现实层面,涵盖范围更广,是为荀子政治思想影响之"转变"一面.     

陈献章从祀文庙考——明代文庙从祀标准上的犹豫与抉择

文庙从祀历来为官方承认的儒学正统所在,明中期关于儒者从祀在条件、标准和人物选择上都出现了一系列转变的倾向。陈献章以一代儒宗崛起于岭南,影响深远,成为时人讨论的热门对象。但他的从祀之路却并不平坦,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坚持儒释之辩的反对者看来,白沙学问宗旨摆脱不了近禅的嫌疑;而尊朱学者对于白沙则因其与阳明心学的亲缘关系而有所顾忌,白沙身后两次从祀之请因之被格。明中叶心学大盛之后,诸君子必欲为文成争地位,不得不以文庙为战场,然施行有渐,反以白沙为先导,白沙从祀文庙之议始终盛而不衰。白沙从祀之所以历时长久,不但因从祀所关甚大,更在于涉及理学正统、儒释之辩、白沙个人生平以及朝堂之上的权力斗争等。经过历代士人长期持守,白沙之学最终得以从祀文庙。     

明清档案库房——皇史宬

北京天安门东侧南池子大街南口路东,有一座规模宏大、雄伟壮观、金碧辉煌的建筑,这就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最古老的档案库房——皇史宬。皇史宬为明清两代的档案库房。《明孝宗弘治实录》卷六十三记载:明弘治五年五月,内阁大学士丘濬上疏,奏陈收集、整理历代的“经籍图书”,立为案卷,永远存照。他建议仿照古人“石室金匮”之意修建一所“不用木植,专门砖石垒砌”的档案库房。嘉靖十三年(1534年)七月,嘉靖皇帝“命内阁同在工诸臣视建造神御阁地于南     

李梦阳中进士年份辨

《明·李梦阳传》:“(梦阳)弘治六年举陕西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按,此误。李梦阳是弘治五年举人,弘治六年进士,其中进士年份明载于《明进士题名碑录·弘治六年癸丑科》。《空同集》(万历三十年邓云霄、潘之恒刻本)卷四十五《封宜人亡妻左氏墓志铭》:“逾年壬子(即弘治五年——引者),李子举陕西乡试第一,癸丑登进士第”,明言是弘治六年进士。又,《明史·选举二》:“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戍、丑、未年会试”,无特殊原因,皆照此办理。李梦阳即使未中弘治六年癸丑科,弘治七年(甲寅)无会试,故亦不可能在弘治七年中进士。《辞源》、     

略论明代小说出版业

有明一代,创作、出版的小说少说也有一两千种。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仅通俗小说留传至今的还有近两百种。从现存、现知的明代小说来看,自明代中叶起,有一个颇为繁荣的小说出版业,它们对明清小说的创作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在《古典小说史中最大的谜》一文中指出,从元至元(1335——1340)到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的一百几十年间没有一部小说刊刻本传世。而在此以     

近代孔庙庙产纠纷中的国家、地方与社会(1912—1926)

1912—1926年,尽管国家层面尊孔祀孔暨保护孔庙庙产的文化政策一以贯之,但从孔子博物馆珍藏的相关史料来看,在"庙产兴学"思潮的冲击下,各地征用甚或毁损孔庙庙产的案件仍不断发生。在此过程中,与孔庙命运息息相关的地方"尊孔派"和衍圣公府依情势以具文申诉的方式起而抵制。而各级政府官员的回应尽管有所差异,但总体看,并不积极,最终,这些案件大都"难得其正谳",这样的一种结果,势所必然地助长了此类案件加速发展的态势。孔庙庙产纠纷中国家、地方与社会的博弈互动,不仅凸显了民国前期国家尊孔祀孔的政策表达与地方实践相悖离的社会面相,同时亦具象地揭示了彼时孔庙庙产多舛命运背后传统儒学"收拾不住"及其"由圣转俗"的深层困境。     

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历史记录——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思想倾向

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通俗演义》)是《三国演义》版本系统中现存最早的本子,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著。书前有庸愚子(蒋大器)的一篇序,写作时间是“弘治甲寅”(1494),这是我们确知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成书的最早时间,离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明朝(1368)的时间不过一百多年。我国古代早期的长篇小说,尤其象《通俗演义》这种被誉为我国小说史上第一座长篇小说的高峰的宏篇巨制,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故事流传、作家写作和“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的时间,最后才能印刷出版。按照这种情况来推算,《通俗演义》的酝酿和写作初稿的时间,大致在元朝末年,可能和有人所说的罗贯中“有志国王”、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的时间一致。     

论翁万达对鞑靼的通贡互市主张

<正> 翁万达从嘉靖二十三年到二十八年任宣、大总督,为时整五年。他承担着防御鞑靼部俺答入侵的重任,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由于种种原因,他的通贡互市的主张未能实现。到了隆庆五年(1571),明政府与俺答终于达成了通贡互市协议,使汉蒙两族之间在边境地区维持了一段相对的和平时期。分析翁氏通贡互市的主张,认识其正确性和不能实现的原因及其影响,应该说对于全面正确评价翁万达的事功和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道统与政统——王安石与宋代孔庙配享的位向问题

后世孔庙中,四配和十二哲、从祀贤儒一样,均依世次东西相对排列在孔子两侧,但宋代孔庙的配享位却全都安排在东侧。关于宋代这一礼制产生的原因,古今不少学者都以为是由于王安石配享时位次超越孟子而后又被罢祀所致。事实上,这与神道尊右的传统观念有关,是唐宋孔庙礼制沿革的自然结果,与王安石配享并无关联。王安石因追封王爵而打乱了孔庙祭祀系统的爵位等级制度,加之王安石给人留下的"僭越"成性之印象,以及南宋不断攻击王安石的政治和思想空气,都导致了"王安石配享躐位说"的产生和流播。在儒家道统论不断高涨的宋代,"王安石配享躐位说"以及王安石的道统命运成为今人观测其时道统之限度的一个绝佳视角。     

船山研究的时代特征

清末湘人以船山仁与礼能纲维万世,大肆宣传船山、出版船山著作并上请清王朝,使船山入祀于孔庙,成为明末三大儒。民国的船山被赋予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成为反对专制主义的武器。同时,民国对船山进行了分学科的学术研究。解放以来,主要从哲学、史学、文学等等方面研究船山,比民国的分科研究更为精细。改革开放后,船山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其标志就是学术上的争鸣开始了。     

“弘治中兴”:基于明代文学发展史意义上的考察

与史学界对“弘治中兴说”的争议不同,文学界一致认同“弘治文学复兴”提法,却一直缺乏细致梳理和深入考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明中期的文学成就。“弘治文学复兴”局面主要表现为作家队伍不断壮大、文学交流十分频繁、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成果丰厚,其成因得益于该朝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文学内部不断清算台阁体弊端的种种努力。弘治朝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特征,既反拨明前期台阁体文学,又开启明中期文学复古浪潮,为中晚明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是明中期乃至有明一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大学衍义》的历代评价与真德秀从祀孔庙

真德秀是南宋末年的重要儒者，是朱熹的后学。《大学衍义》是他的重要著作之一。该书在历史上受到了来自政治和学术上的高度评价和青睐，最终真德秀也因为是书而被请入象征着政治与文化互动的孔庙从祀。该书最终成为了意识形态统治的重要象征，引导了学术动向。     

明代土地赋役的若干问题

一、明中期额田减半问题《明史·食货志》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弘治十五年(1502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嘉靖八年(1529年),霍韬奉命修《会典》,言:“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广东无藩府,非欺隐即委弃于寇贼矣。司国计者,可不究心!”查霍韬原话,见《霍文敏公文集》卷8,《修书疏》。《明史》只是概述其内容,并非     

《弘治宁夏新志》成书年代考

现藏于宁波天一阁的《弘治宁夏新志》刻本,普遍认为是成书于阴弘治十四年,(1501年),由当时宁夏巡抚王珣主修,宁夏乡儒进士胡汝砺编纂。对此,历代各家史志目录书籍以及现存的《弘治宁夏新志》、《嘉靖宁夏新志》等志书多有著录和记载,明弘治十四年确曾编修过《宁夏新志》。问题在于,现藏于宁波天一阁的《弘治宁夏新志》是否成书于弘治年间,关于这个问题,一些专家、学者早有论述:     

张居正、高拱在“隆庆和议”中的作用对比

明隆庆五年（1571），明朝和蒙古右翼之间达成了“隆庆和议”，从而结束了明蒙之间二百多年的对争状态，开启了双方和平互市的局面，“隆庆和议”遂成为明蒙关系中的重大转折点。在“隆庆和议”的过程中，张居正悉心指授王崇古和方逢时等以“把汉那吉事件”为契机，通过书牍来往和奏疏沟通朝廷与边镇的关系，密切注视和分析蒙古右翼各部的动向，周密策划与部署，最终实现了“俺答封贡”。在“隆庆和议”的过程中，张居正是主要策划人，是起主要和决定性作用的。     

词义裂变试论

1.1传统训诂学认为:词义运动的基本方式是引申,其他方式则有词义的彼此渗透、因假借而造成的借义依附.1.2除此之外,还有无其他运动方式呢?先请看清代语言学家郝懿行《尔雅义疏》中的几条疏语:《释诂上》:景,大也.郝疏;经典景俱训大,而亦为明.景从日,故训明,从京声,故又训大矣.     

试论冯保在张居正改革时期的作用

冯保字永亭、号双林,深州人,是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较有影响的宦官。他从“嘉靖十五年蒙选入内中馆读书”起,到万历十五年被“谪为奉御,安置南京”止,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由一个普通太监平步青云:从嘉靖时期即为秉笔太监之一到“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直至万历时升任到太监中的最高的最职务一秉笔太监兼司礼监掌印。明人沈德符、刘若愚曾有过记述:“司礼监为十二监中第一     

薛瑄对理学宗旨的实践

在《薛瑄理学的宗旨》一文中(见《山西大学学报》一九八七年第四期),笔者曾经指出,薛瑄理学乃至整个理学的宗旨,就是追求孔颜乐处。薛瑄认为,这种理想的境界,人们只要通过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薛瑄本人是一个“实践之儒”(《明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