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隆庆时期与右翼蒙古的通贡互市及其意义

明代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政府与右翼蒙古首领俺答汗达成了著名的“隆庆和议”，自此结束了明初以来长达两百多年的对争局面。之后双方的“通贡互市”，更进一步促进和发展了蒙汉两族人民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在蒙汉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隆庆和议与右翼蒙古的汉人

一、前　　言自古以来 ,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兴亡的历代游牧民族中一直就有从中原逃难或被俘虏的汉人活跃的现象。不论是从元朝退出中原到漠南蒙古归附清朝时期 ,还是俺答汗(altanqaγan) ① 经营右翼蒙古时期 ,以土默特平原为中心这种从中原逃难或被俘虏的汉人数量逐渐增多 ,出现了被称为“板升”(bayising)的聚居地 ,他们的活动也变得非常活跃。然而 ,当探讨俺答汗强盛时期的蒙古与明朝的关系时 ,重大的转折点应该 1 571 (隆庆五年 )年的隆庆和议。隆庆和议之后 ,右翼蒙古和明朝之间保持了长时间的朝贡和贸易 ,右翼蒙古贵族对明朝的大规模进…     

漫论张居正改革的求实精神

朱明王朝到了嘉靖、隆庆时期,已呈江河日下之势,内忧外患,百孔千疮,廷议汹汹,百姓嗷嗷。而隆庆六年,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数年之间,纪纲振举,百司奏职,海内之治,庶几小康。”①虽然,张居正的成功是暂时的,个别地主阶级的改革家岂能挽救其整个阶级没落的命运?我们感兴趣的是: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     

论永乐时期的明蒙贡市关系

永乐时期,明成祖顺应蒙汉交流的历史大趋,改变洪武朝与蒙古等少数民族之间贸易限制政策,推行明蒙之间的通贡互市政策。一方面,重新建立和发展与蒙古诸部的朝贡关系;另一方面,择明蒙交界近边之地开设马市,允许蒙古部落与明朝互市贸易、交换,并对其加强管理。这些措施,尽管因受明蒙政治关系的影响而存在一些局限,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之前明蒙间冲突对抗的复杂关系,为开启明代蒙汉民族"通好"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下)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明代中后期隆庆内阁斗争不已的迭次“阁潮”中的审慎表现使其在内阁中地位稳步上升,壬申政变“倒高”后他终于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而导致张居正当国“江陵柄政”时代的到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内阁中著名的干才、能臣和良相,尽管张居正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从政隆庆内阁时先后与徐阶、高拱携手合作,在当时“丞相政治”下始终有效地推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安邦治国的煌煌文治武功的业绩则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大书特书的.     

张居正改革前周边民族形势之透视

张居正改革之前,周边民族形势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北方,虽然蒙古察哈尔等部频年侵扰,但随着俺答封贡的实现,明蒙关系趋于缓和,蒙古诸部＂臣服＂明廷,贡市不绝。在辽东,女真王杲部逐渐兴起,连年入掠,成为明朝民族关系中的新问题。在南方,嘉、隆以来少数民族的叛乱与反抗斗争并未全息,但同时各少数民族土司长官仍然定期进贡。凡此,都要求张居正改革集团顺应民族形势之变化,因地制宜地推行相应的民族政策。     

高拱是“俺答封贡”的主持者

明隆庆后期发生的“俺答封贡”，是中国古代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解决该事件的主持者和决策人问题上，许多学者均认定是张居正，然而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从解决该事件的决策者所处的政治地位、在封贡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明清历史文献的记载等方面来考察，其主持者和决策人是高拱，而不是张居正。高拱主导了“俺答封贡”事件的全过程，他是解决该事件的真正决策者。     

明代北疆蒙汉互市问题探索——以明代陕北红山互市为中心

红山互市是明代中后期榆林地区蒙汉关系史上一件大事,但有关红山互市文献记载较少,以致现有研究存在一些基本史实的错误。本文在考察明代与北边蒙关系基础上,通过文献得知,嘉靖初期,明蒙双方关系紧张,没有和议互市的相关记载。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戍之变"后,明政府被迫开放宣大延宁四镇互市,与之贸易,但为时很短,次年即关闭。直至隆庆五年(1571年),为抚蒙古,才新设立陕北红山市。此外,对明蒙互市禁易商品、易马城等问题也进行了相关的探究。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上)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明代中后期隆庆内阁斗争不已的迭次"阁潮"中的审慎表现使其在内阁中地位稳步上升,壬申政变"倒高"后他终于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而导致张居正当国"江陵柄政"时代的到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内阁中著名的干才、能臣和良相,尽管张居正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从政隆庆内阁时先后与徐阶、高拱携手合作,在当时"丞相政治"下始终有效地推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安邦治国的煌煌文治武功的业绩则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大书特书的。     

郑晓《皇明北虏考》史料价值评析

《皇明北虏考》是明人郑晓撰著的一部当代蒙古史著作。记事始洪武元年（1368），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记事贯通明朝十二帝，按年、月记述了其间的蒙古史事和明蒙之间的往来关系，包括明蒙双方的致书、征讨、朝贡、封王及蒙古的社会状况、首领世系、汗位更替、部落驻地等，可以说是明人撰著的第一部有头有尾的当代蒙古史著作。本文评析...     

论张居正对晚明官僚体制的改革

论及张居正,人们提得较多的是其财政经济方面的建树。实际上,政治改革才是张居正大政事业的中心内容。本文拟就张居正对于官僚体制改革的几个主要方面略陈己见。１明中叶以后,皇帝大多荒淫骄奢,疏于政事。嘉靖皇帝潜心修炼,隆庆皇帝纵情酒色。致使“国事靡定,纪纲倒...     

“合约相关者剩余”视角下的“封贡互市”协议

明蒙"封贡互市"协议之所以能结束明蒙双方长期对抗局面,有效地促进双方经济社会发展,从"合约相关者剩余"的视角看,是因为"封贡互市"协议为明朝政府、蒙古俺答政权、明朝人民和蒙古人民四大利益相关者创造了剩余。而"封贡互市"协议有效的边界条件,是明朝在边境的军事实力超过或者至少相当于蒙古。     

十六世纪进入青海的蒙古部落筒析

明初一百余年间,未有蒙古势力进入青海。1510年,达延汗统兵讨伐右翼封建主反叛,遂有亦不刺等部蒙古势力陆续逃入青海,后遭明军及右翼济农打击追歼,这些蒙古势力或降或散或敛众自保。1559年以后,右翼土默特等部蒙古势力,先后三次大规模进入并长期占据了青海。1598年以后,青海各部蒙古势力在明军沉重打击下,逐渐衰微下去。文中系统分析、考证了入据青海蒙古各部各支的隶属关系、世系正误、势力消长,以及主要活动。     

李开先文学创作新议

李开先文学创作新议黄洽“寰海文章伯，东山李太常。”这是同时代人张龙冈对李开先的文学成就所作的高度评价，好友之间虽然不免有溢美之辞，但李开先的文学创作在其时享有盛誉，却是实际。李开先，字伯华，号中麓，山东章丘人。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生，隆庆二年（１５...     

张居正的尊法反儒斗争

张居正(公元1525—1582年)字叔大,湖北江陵人,出身于一般中小地主家庭,后由进士踏上政治舞台。他于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进入内阁;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继高拱而为内阁首辅,直到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在执政的十年间,为挽救明王朝统治的危机,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并取得了较显著的效果。张居正的改革活动是一场激烈的尊法反儒的斗争。考察一下这场斗争,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法斗争的特点和深入批林批孔都是有帮助的。张居正的著作《张太岳文集》,为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较丰富的资料。     

永乐时期明蒙间的贸易关系

永乐时期(1403——1424)明朝与蒙古之间的贸易关系问题,以往有关专著和论文论述的甚少。笔者不揣浅陋,愿以此为题,小作探讨。自永乐七年(1409)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凭借着中原较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六次北征蒙古,他本人也于最后一次北征的回师途中,病死于榆木川(内蒙古乌珠穆沁东南)。因此,永乐朝,明蒙间始终处于十分尖锐紧张的对抗状态。但是,另一方面,以游牧经济为主的蒙古地区,“锅釜针线之具,缯絮米蘖之用,咸仰给汉”。而明朝军队的战马,中原农村的耕畜,也多依靠于蒙古。所以,双方虽     

论张居正的变法

张居正,字叔大(1525——1582)湖北江陵人。隆庆元年(1567)入阁,万历元年(1573)出任明朝政府首辅(相当宰相)。他一生经历了明末的嘉靖、隆庆和万历三朝。当时正是封建社会各种矛盾激化,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时期。张居正针对明末社会的弊政,推行法家路线,实行变革,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论明王朝对蒙古族的政策

明王朝的建立重新确立了以汉民族为中心的统治格局 ,在大汉族主义民族观的支配下 ,洪武、永乐时期对退入漠北的蒙古族北元势力进行了军事打击的政策 ,“土木之变”则标志着这种战争政策的失败。明代后期在明蒙边境开设马市 ,允许少数民族进行贡赐贸易 ,是以经济形式发展民族关系 ;对蒙古族统治者进行分封 ,施行怀柔与笼络的政治手段则是军事政策失败的必然结果 ,也是对传统的民族羁縻、怀柔政策的继承。其总的目的仍然体现出防御、限制的政策倾向。这种政策倾向的直接结果就是削弱了历史上形成的蒙古族和汉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张居正与言官

张居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立足于封建自救的改革家。从张居正出任首揆的那一天起,他的每一措施,每一举动,无不牵连着众多的言官;他生前抱负的实现,甚至他死后的荣辱;都与言官不无干系。因此,探讨张居正与言官的关系;找出他们之间关系背后的内涵;对于我们加深对明代言官特性的认识,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张居正所生活的时代,明王朝正处于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经过“土木之变”,“庚戌之变”,加上南方倭寇的骚扰,使明王朝疲于应付。同时,流民运动、农民起义,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