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与"生活"的分歧及和解——评威廉斯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

威廉斯对康德伦理学进行了尖锐批判，他认为康德所主张的义务优先、道德至上的方式是对真实人性的背离。道德的生活并非唯一有价值的生活，在现实中也根本不存在完全遵从先验道德法则的圣人，只存在有着丰富情欲和主观意愿的经验个体。因此，伦理学的关注核心应从“我的义务是什么”转到“我应当如何生活”上来。威廉斯的批判并非“稻草人谬误”，而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威廉斯对康德伦理学现实向度及其作用的理解仍旧不够深入。尽管康德得出的法则是先验的，但是通过对自我和他人义务的强调以及付诸理性的道德信仰，使得这种先验法则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在经验世界中有着重要的范导作用。道德义务与现实生活并不是彼此否定的对抗性关系，义务无生活则空，生活无义务则盲，两者应当保持一种适宜的张力以实现和解。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德伦理学中“意志”以及“理性”的复杂含义。实际上,康德并未将理性与情感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结合于更加具有统一性意义的“意志”或者“理性”概念之中,或可将其称为意志Ⅱ或者理性Ⅱ,与仅仅包含纯粹理性及其法则的意志Ⅰ和仅仅具备认知能力的理性Ⅰ不同,它们已经蕴涵了以“敬重”为核心的情感要素,即康德所说的“实践性情感”。同时,在围绕康德的“道德动机”问题上,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解——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其真实的分歧并不那么大。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是理论意义上的根本性动机,而作为“尊重”的道德情感是其现象性反映,在现实运作中理性与情感是同时发生的,但在逻辑意义上,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确实是在先的。     

“康德与费希特之争”初探

康德与费希特关于康德哲学之精神的争论,既根源于双方对“自我意识”概念的不同理解,更源于双方对“形而上学”和“科学”概念的不同理解,正是这种分歧构成康德哲学与费希特哲学以及康德之后的德国观念论的不同之处。     

从理想的批判到现实的批判——试论康德与马克思关于"批判哲学"的区别及其理论意义

马克思哲学和康德哲学都会被学界称之为“批判哲学”,但二者的“批判”却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用意。二者哲学的内在联系表现在马克思将康德哲学对“理想的批判”转变为对“现实的批判”,而其主要差别在于“批判”的本意、对象、目的、方法及结果的不同。通过比较,才能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     

康德道德律的实践价值探析

康德道德律是说我们的行为准则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要具有普遍性,即行为和普遍规律符合一致。康德道德律内容深刻,深入理解和研究康德道德律,对于探讨和分析康德道德哲学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必要性,对我国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克服道德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具有重要的作用。     

论康德关于“人性”设定的内在环形结构及困境

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始端的构建者,其主旨是以概念的界分来构筑人之为人主体结构的形而上学基础。从外观或者延续的历史角度加以观察会发现,学界对于康德哲学本身的理解是在对其哲学不同板块的特有规定以及在板块之间的相互界限的转换问题上进行推进和梳理的。而本文试图从新的理解视域出发,进而将对康德哲学外显结构的研究沉淀为实现其哲学最终目的的意识一体性把握,以此阐释在康德哲学的内在建构存留着一个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类学设定,在这一设定中,以对作为主体的人理性意识建构为起点,以实现其自由为最终目的,其完成过程因理性意识自由的实现而首尾衔接,而内在隐含着对于"人"本性或者本质理论的环形构筑。此理解与传统分解式或板块式地理解康德哲学对于"人性"的建构不同,作者试图从康德哲学内部的结构分析入手,对其面对的理论困难及其意义进行新的梳理,以期达到对康德哲学某种新的理解。     

论康德“哲学转向”的意义

康德是１８世纪末到１９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康德哲学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哲学转向”。其意义不断地被提升——在现代哲学的理解层面上加以开掘。因此，从新的角度理解康德的“转向”实质，就不是没有意义的工作。康德首次明确地将主体能动性原则引入...     

康德德性义务的道德哲学解读

康德通过对传统德性品质观的批驳,确立了德性范畴的新内涵,将德性视为遵循义务法则时意志的道德力量。在他看来,德性力量的本质基于主体自我内在的自由原则,其全部的职责在于与违背道德法则的恶做斗争,从而获得德性赞誉。德性行动的普遍规范意蕴虽来自于义务法则,但由此形成的德性义务却不同于德性本身,主要表现在自我和他人两大义务目的上。康德提出的关于德性-义务范畴的新理念,开辟了西方德性论发展的新视野,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德性存在的价值意义及探究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转换有着重要的启示。     

康德审美反思判断的现象学性质及其意义

研究康德美学,最好是从方法论着手。而胡塞尔现象学对于理解康德美学具有特殊意义。在现象学视野下,可以发现,反思判断是理解康德美学的关键。反思判断不同于规定判断,不是以“普遍归摄特殊”,而是“从特殊寻求普遍”,暗含着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思路。康德的审美判断作为反思判断一开始就立足于情感（特殊）,而把对象的存在加以悬搁,超越了认识论（客观主义）美学。康德从先验主义立场出发,努力纯化审美判断,确立起情感的普遍本质结构,从而超越心理学（心理主义）美学,显示了胡塞尔现象学“先验还原”的思想萌芽。康德美学正是依靠这样一套“准现象学方法”实现对前康德美学具有重要意义的方法论革命,为近代美学向现代美学转化提供了重要契机。     

康德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思想的提出及其意义

关于康德哲学,无论是以往还是现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关注最多的是其认识论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对于其伦理学中的“卢梭式革命“则似涉足不够;这大概是和人们习惯于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以及把康德哲学的产生主要看作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调和这样的定势思维相关。其实,就康德本人来说,他向来是不主张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的;相反,在其整个“批判哲学”中,“人是什么”等道德本体论问题倒是一直被摆在首位的;其中尤以实践理性优先权的确立为最。换句话说,“实践理性优先”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主旋律,整个康德“批判哲学”就是为说明这一主题的。因此,若要真正全面地、准确地把握康德哲学,就必须捕捉他的“实践理性优先”这个思想。     

康德"经验类比"的构成性--一个基于威约曼诠释的评论

在今天对康德理论理性批判的解读中,“经验的类比”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关注。但是要理解康德的“经验的类比”需要两个前提:一个是对康德书写的时代上下文的了解,另一个是对康德的先验演绎本质的理解,而这一切又都集中在“构成性的(konstitutiv)”这样一个概念上。法兰西学院的威约曼教授紧扣康德书写的时代上下文和先验演绎的逻辑,对此概念以及与此概念相关的概念做了深刻的阐述,从而澄清了一些诠释者对于这一概念以至康德的理论理性批判所造成的迷雾。     

康德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思想的提出及其意义

关于康德哲学,无论是以往还是现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关注最多的是其认识论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对于其伦理学中的“卢梭式革命“则似涉足不够;这大概是和人们习惯于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以及把康德哲学的产生主要看作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调和这样的定势思维相关。其实,就康德本人来说,他向来是不主张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的;相反,在其整个“批判哲学”中,“人是什么”等道德本体论问题倒是一直被摆在首位的;其中尤以实践理性优先权的确立为最。换句话说,“实践理性优先”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主旋律,整个康德“批判哲学”就是为说明这一主题的。因此,若要真正全面地、准确地把握康德哲学,就必须捕捉他的“实践理性优先”这个思想。     

立法的类比性与自律的必然性——康德伦理学中的一个问题

康德伦理学的当代研究者大多倾向于把“立法”和“自律”看作一回事,进而在实义上将“自律”解释为“意志的自我立法”,这难以回应平卡德提出的“康德悖论”。实际上,这两个术语存在多个方面的差异。“立法”更适于被看作一个类比概念,充当“自律”的类比解释。类比解释依据的是类比双方的一种完全的相似性,但不能在类比中把一方的特殊性质转移给另一方。然而,“立法”与“自律”的相似性并不在于“法则以何种方式产生”。康德曾明确指出：意志主体不是法则的创作者,只是法则的约束性的创作者。道德原则是意志自身固有的原则,道德诫命是意志依据其固有原则的必然判断。在这两个层面上,意志都不能在实义上为自己立法。因此,“立法”与“自律”的相似性仅仅在于“服从自己的法则”或“受到自己法则的约束”。类比解释更加契合康德作为必然性的自由观念,还能使“康德悖论”自行消解。     

对康德哲学、美学中“自然”概念的几点理解——对刘为钦先生观点的补充和商榷

本文针对刘为钦先生《“文学是人学”命题之反思》等文章对康德“自然”概念的误解,引用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了多方面的补充和商榷.指出刘文对康德“自然”概念的阐述,没有区分康德在认识论与伦理学、自然科学哲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两个大领域内对“自然”和“自然规律”问题完全不同的界说,从而将其认为属于“人学”范围的“心灵的自然”即“道德性的自然”仅仅归属于认识论,而脱离了伦理学范围;进而将只适合于认识论的“普遍规律”套用到伦理学领域,形成了对康德“自然”概念的极大误读;最后,对康德关于艺术创造的“另一个自然”的丰富含义作了较深入、全面的探讨和阐发.     

论康德伦理学中“出于义务的行动”概念?

康德伦理学是典型的义务论。然而,康德关于义务与道德价值的主张———一个行为要能够具有道德价值,仅当是单单出于义务动机而行动———却遭到了来自同时代以及后人的不断质疑、维护与修正。然而一旦我们理解了康德的真正目标,那么再主张出于义务的行为排除了其他偏好,就显得荒谬了。     

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 ——康德关于形而上学的重建

一直以来,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标志着康德在哲学史上的伟大贡献。因此,理解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是进入康德哲学体系的最好途径,而研究康德哲学也必须从这里开始,因为“哥白尼式革命”显示了康德所面对的问题和他解决问题的独特方式,最集中地体现了康德哲学的基本原则、特征和趋向以及康德哲学的基本精神。本文将对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的产生原因、具体内容以及它的影响进行分析。     

析康德哲学中现象与物自体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

本文对于康德哲学中的“现象”与“物自体”两个范畴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作了讨论,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作者认为,康德哲学的先验论,是为了论证感觉经验的系统性与必然性。因此,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先验论为前提的现象主义,也即是把认识限制在经验范围之内的经验主义。     

"一心开二门"与"一心开多门":从康德、牟宗三到傅伟勋

傅伟勋的哲学是从对康德问题的追索开始的 ,而联系康德哲学与傅伟勋哲学的枢纽则是牟宗三。牟宗三将康德哲学的核心观念理解为“一心开二门” ,但他不满意康德解决问题的思路 ,认为在康德哲学中缺乏“真常心”的观念 ,从而无法解决人如何会有道德的自由意志的问题。傅伟勋肯定牟宗三用“一心开二门”来理解与笼罩康德的慧识 ,但他又认为“一心开二门”的视野过于狭窄 ,因此提出“一心开多门”。“一心开多门”肯定世俗真理之多元 ,可以对治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之偏颇及其独断论 ;但其逻辑结论 ,却有最终瓦解与颠复康德哲学的形上性的可能。因此 ,康德问题的最终解决 ,无须遵循“一心开多门”的实证主义路径 ,而仍须从生命本体出发 ,这就是傅伟勋提出的将生命“从十字上打开”的方式。     

道德心理学进路的康德道德动机结构澄清

休谟提出驱动人类行为的根本力量是情感或欲望。康德接受休谟在动机问题上的内在主义进路,但反对休谟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认为可以通过从“欲求能力”到“道德关切”推出“理性单独可以作为行动的动机”。不过,出于人的完善性和行动完整性的要求,康德并没有拒斥义务论对后果的需要,动机和后果以一种更深刻的内在逻辑在康德义务论中得到了合理的安置。     

康德论对动物的间接义务

康德的义务概念包含了服从法则以及对法则的敬重两个要素,我们有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义务.虽然我们没有对动物的直接义务,但是我们有对动物的间接义务.它要求我们善待动物,因为对动物的方式涉及到我们对自我的义务.康德对动物的间接义务一方面强调了人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又强调了我们要善待动物.它不仅符合日常道德直观,而且揭示了我们日常道德直观的根基——人的自由存在.我们不需要偏离康德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来为康德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