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以重构检察机关举证责任为视角

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完善了证据制度,确立了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使整个案件的证据形成一套完备的刑事诉讼证据体系.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检察机关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的概念界定不明,且现行法引入“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并未从实质上改变传统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检察机关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非法持有毒品案件的证明对象仍有待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方面亟需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针对上述问题,需要对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提出具体的重构设想.     

民事举证责任倒置浅析

举证责任是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举证责任的分担则又是举证责任的核心问题。目前公认的两大举证责任分担原则是“谁主张 ,谁举证”与“举证责任倒置”。前者因为是主要原则 ,故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很重视。后者因为是补充原则 ,对其重视程度有些不够。实际上 ,加强对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研究 ,不论是在理论上 ,还是实践中 ,都有实际意义。本文试就以下问题做些肤浅探讨 ,以期抛砖引玉。　　一、举证责任倒置的定义　　什么叫举证责任倒置 ?在很多人看来 ,这是一个不证自明 ,无需探讨的问题 ,很少有人给它下定义。目前可以看到的不多的几个定义 ,…     

论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

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在民事侵权诉讼中能平衡诉讼双方的权利地位,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难以契合环境侵权的特殊性。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的适用有着平衡主体双方地位、降低证据采集难度,提高证据的效力等效果。但是我国目前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关于环境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仍有待完善。     

医疗侵权诉讼中举证倒置与专家举证问题的思考

"举证责任倒置"在医疗侵权诉讼中的实施虽然缓解了患者举证的困难,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诉讼中民事责任的不当扩张。笔者对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医疗机构所承担的举证责任从法理学、证据学、医学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阐述了在医疗侵权诉讼中由专家举证来辅助"举证责任倒置"完成的观点。     

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实证研究——基于100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在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建构中,举证责任是重要且亟需解决的问题。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需要考虑检察机关作为诉讼主体、证据距离、依法行政等诸多因素。实证研究表明,法院倾向于将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行政机关。目前学界提出的行政公益诉讼区分作为与不作为、“谁主张、谁举证”的观点并不可取。在行政公益诉讼中,仍应坚持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具体来说,检察机关承担程序法意义上的举证义务,即提起诉讼时应提交相关材料,同时对于行政行为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损害关系等也应由检察机关举证,行政机关需就其行为合法性提供证据。坚持这一原则需要完善证明标准,以便对检察机关提供的起诉材料和行政机关的证据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对医疗侵权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思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由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医疗机构应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分析医疗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指出我国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对医疗侵权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思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由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医疗机构应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分析医疗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指出我国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侵权责任法》与医疗损害诉讼举证责任制度改革

《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诉讼中的关键问题举证责任分配制度进行一系列的完善和创新。在对《侵权责任法》之立法规定进行评价与反思的基础上,综合考量举证责任倒置的利弊得失,进而尝试对我国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继续完善路径进行理论探讨。     

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倒置范围之探讨

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倒置范围较为窄狭,不能公正、合理地解决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在诉讼中的一些新问题,因此,应适当扩大举证责任倒置范围.扩大的举证责任倒置范围可包括共同参与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妨害对方举证的行为.     

论中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几个问题

举证责任的倒置 ,是对举证责任分担一般原则的例外规定和必要补充。在民事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是与民事实体法规定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相适应的 ,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立法思想的必要体现。举证责任倒置 ,主要要考虑举证的难易和是否有利于实现实体法的立法宗旨。举证责任倒置仅适用于几种特殊的侵权纠纷案 ,应在医疗纠纷案、共同危险致人损害的侵权纠纷案和妨害对方举证的行为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论医疗机构的安全保障义务

医疗机构可以被定位为准经营者和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是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医疗机构除了应当与其他安全保障义务主体承担一般的安全保障义务外．还应当承担对患者在诊疗活动外因不具有专业性的辅助诊疗活动行为产生的特殊安全保障义务。对于医疗机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原则上由患方负担举证责任。但当安全保障义务中的“危险”完全由医疗机构控制和避免时,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减轻原理,缓解患方的举证责任,而使医疗机构负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我国女性“法律失语”现象及成因解构

我国女性“法律失语”现象严重,诸如：男女两性权利表达标准失衡、反性骚扰立法疲软、刑法对妻子性权利保护的忽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对女性权利保护不足、彩礼返还之规定对女性有差别对待之嫌等。文章从社会性别这一视角透视女性“法律失语”现象,解构并归结成因为：法律中的“男性”立场、法律传统中“女性话语权”的缺失、女性对自己权利认知“集体无意识”。     

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应该如何分配?本文在对举证责任的基本含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行政程序的视角确定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理论,并结合现行的法律规定推导出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民国时期城市女性离婚的难局——以提出判决离婚的平民女性为例

民国时期,女性获得了离婚的权力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城市,妇女们纷纷主动要求离婚。但实际上,平民女性要实现这一权力却面临着举证、经济困境及子女问题、离婚后的出路等各种困难,以致令其举步维艰。     

我国环境资源民事侵权责任制度之探讨

环境资源民事侵权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与传统的侵权行为相比较具有显著的特点。与此相关的责任构成上实行无过错责任、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倒置以及多元证明标准体系,以利原告诉讼,保护自然环境与生态安全。     

论后悔权中商品完好要件的证明责任

对于后悔权中商品完好要件的客观证明责任,基于大陆、英美法系学理的分析无法得出明确结论;基于我国的现行法律研究得出的结论,由于其理论基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趣旨相悖而有失妥当;从后悔权的趣旨和法经济学出发,应由经营者承担。对于主观证明责任,证明活动参与方应积极协同;同时充分利用表见证明、证明妨碍、主观具体证明责任转换等理论,推动证明活动呈近似正弦曲线的轨迹展开。由于经营者反驳后悔权的理由各异,有必要运用类型化分析方法展开不同理由下的证明活动。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当事人取证能力的薄弱,法官倾向于将客观证明责任转化为主观证明责任来加以使用,笔者得出客观证明责任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取证方向的指引。而由于我国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在法律中规定的极为不明确,导致二审改判率的上升,因此笔者主张在实体法的制定过程中,要注意将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规定得更为明确,给法官以明确的指引。     

民事诉讼中证明的种类及证明责任的分配

在民事诉讼中,诉讼因主张而产生,主张是否成立需要证明;证明过程需要借助证据,而证据则需要举证。证明的基本规则就是“谁主张,谁证明;谁证明,谁举证”。其中,主张的性质决定了证明责任,而证明的责任又决定了举证的责任。证明的类型不同,证明责任也就不同;证明责任不同,举证责任也就不同。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与法官的证据调查权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证明责任分配理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我国的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应当在借鉴二者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即证明责任可以分为实体层面的证明责任与程序层面的证明责任。以此为依据,法官行使证据调查权的行为并非其履行证明责任的表现,而是一种职权行为,因此应当符合程序中立原则的要求。为防止法官产生不利于当事人的偏见,法官的证据调查权应当受到严格的程序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