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政治信任的城乡比较——基于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语境下,城乡差别与差序格局是政治信任的鲜明特性,但是鲜有研究将城乡社会结构差异纳入差序政治信任研究之中。利用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对中国的差序政治信任进行城乡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城乡变量与差序政治信任存在强相关性,城市居民更倾向于将政府当作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其政治信任受到制度与文化变量的均衡影响;农村居民倾向于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区别对待,其地方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治理绩效评估,而中央政治信任受到文化变量的显著影响。从整体上看,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理性化和批判性程度更高,而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则具备更多传统色彩,这种差异源于城乡发展阶段不同所导致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全方位差异。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特征及其优化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呈现出以"信任链"与"信任圈"相结合的结构状态,具体表现为以人际信任为主的差序格局特征、"横向"场域结构特征和传递弹性与结构不稳定性特征。社员复杂的信任需求、所处的社会关系以及不同程度的信任确认诱导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的形成、实施以及稳定性。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必须大力加强合作社内部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建设、谨慎推进合作社横向与纵向发展、强化合作社内部信任核心。     

信任与组织:民营企业差序格局管理模式探析

企业内部差序管理模式日益成为我国民营企业再发展过程中的"瓶颈"。这种管理模式与传统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紧密相连,具有十分强烈的特殊主义取向。从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来看,民营企业内部的信任类型主要表现为情感型信任、混合型信任以及工具型信任三种,并相应地将民营企业内部管理模式区分为三种类型。     

农村土地流转中“差序格局”的形成与破除——基于交易“差序格局”和第三方实施的分析

农村社会的信任格局形塑了要素交易的人格化特征,政府介入则使之逐渐非人格化。为剖析该转变的内在逻辑,利用江西和辽宁两省的转出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土地交易"差序格局"的形成及政府主导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任"差序格局"内嵌于农地要素的配置方式,政府主导有助于促进交易的非人格化。经验结果表明:第一,信任水平与交易对象正向匹配,交易外生性的提高则降低了信任的交易匹配效力;第二,政府主导土地流转提高了交易的外生性,但仍受限于信任的内生匹配作用;第三,外生性交易有助于显化土地流转的价格和契约的规范性,政府主导强化了该效应。为此,需着力破除城乡互动壁垒,拓宽农村社会网络边际和提高要素的流动性;发挥政府在农地租赁市场中的规范构建、平台搭建及规则维护等职能,同时约束政府的公共理性和寻租行为,协调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的双重机制。     

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信任结构的同构性——以成都市大丰镇为例

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呈现为差序格局特征.根据关系强度的划分标准,可以将它划分为强关系、弱关系和中等关系.同时,农民工的信任结构也是差序式的,根据信任的来源可以划分为义务信任、交往信任和契约信任.信任是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以义务信任为基础建立强关系,以契约信任为基础建立弱关系,而以交往信任为基础不仅建立中等关系,而且还可以将弱关系转为中等关系,把中等关系变为强关系.由此,信任与关系对应构成了多种类型的关系网络,并且呈现差序格局特点.     

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状况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西部经济社会变迁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状况及其相关因素。并采用因子分析法,把农民工的信任状况分为制度信任、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三个方面。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状况为典型的差序格局,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状况、流出经历都和农民工的信任状况有一定程度的相关。     

当代城市青年的人际信任

利用2011年中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当代城市青年人际信任的总体特点,并比较分析了不同类型青年群体人际信任各维度的具体特点。研究发现,当代城市青年的人际信任表现出与传统中国乡土社会高度一致的差序格局特征,即:对亲人关系的信任程度最高,较亲密、稳定的工作关系和熟人关系次之,而对生人关系的信任度最低。同时,城市青年对工作关系的信任程度高于熟人关系和生人关系。这表明,对城市青年人际信任结构的研究,不仅应考虑关系亲疏和情感特征,也应关注人际交往的时空特征。从不同群体的比较来看,男性、未婚、高教育程度和高收入城市青年的人际信任要高于女性、已婚、低教育程度和低收入者。     

论费孝通乡土交往伦理

费孝通考察了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秩序,分析了“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结构,认为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了乡土交往伦理,主要包括血缘决定的家族伦理、地缘本位的熟人信任和自我中心的差序格局等三个方面。血缘决定亲缘关系、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和人际交往关系;地缘本位决定了乡土人际交往和熟人信任的交往范围与原则;与团体格局相对的差序格局实际上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的,体现了中国乡土独有的公德与私德以及自我主义特性。     

新市民的信任:从差序格局到扩展的同心圆——以无锡市广瑞一村为实证对象

调查资料显示:由于身份认同的模糊性、未来归属的不确定性,社会地位的边缘性,社会交往的同质性,导致新市民形成了差序的信任格局。新市民要一体化到城市生活中,必须扩展信任的同心圆:从制度信任入手消除群际隔离现象;提高新旧市民的相似性,增强社会认同;加强互动与交往,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使陌生人纳入“我们”的范畴;构建充满活力的市民文化,形成道德共同体,使社会秩序成为可能。     

乡土场域的信任逻辑与合作困境：定县翟城村个案研究

分散的小农必须合作起来才有出路,这在理论上已为学界所公认,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积极回应,但在实践中,农民往往难以合作。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这一困境,但都忽视了信任这一重要因素,因此难以解释农民合作中的种种复杂、甚至矛盾的实践。文章从转型期乡土场域中特有的信任逻辑出发,探讨农民特有的合作理性,而这些合作理性解释了我们在合作实践中遇到的种种困惑。乡土社会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关系形态锻造了小农特殊的信任逻辑——差序信任和具象信任,而当前传统村庄的急剧转型使得乡村社会的信任结构发生失调,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农民特有的合作理性和合作行为。     

论两税合并中的外企信赖利益保护

两税合并使我国内外资企业能在一个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进行竞争,但这种法律的不连续性必然损害基于信赖我国法律而来我国投资的外企纳税人的信赖利益。尽管我国目前两税合并新法规定了相关的过渡措施,但在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体系中,仅仅是一些条款间接地表达了保障纳税人的权利的意思,对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于税收法律体系中的适用及其地位的规定仍然很少,这对于所有纳税人的权利救济都是不完善的。因此,两税合并中对外企信赖利益的保护应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在保护的方式上,首先要做到程序性的保护,即在法律立、改、度时,应当给予具有正当信赖利益的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通知或者听证等程序保障来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其次是存续性保护,即行政机关维持其现有法律状态,维持其信赖基础不变更。二是在保护途径上,首先要做到对外企信赖利益的立法保护,其次作为外企应对其信赖利益注重自我保护。     

供应链中信任影响的博弈分析

信任是供应链中公司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它由两部分组成:参与方信任和控制信任,它们互动构成供应链存在的基础。尽管信任在供应链中的作用已经被广泛认识,但缺乏动态方法的研究。利用两阶段和无期限重复博弈模型研究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参与方信任和控制信任共同作用,减少了供应商的败德风险。     

我国慈善信托法律规制的变迁与完善

慈善信托是当代慈善发展的基本运作模式,是调动市场力量与社会资源参与慈善的有力工具。《信托法》上的公益信托名实不符且不能适应慈善信托的发展需要,为此《慈善法》最终专章规定了“慈善信托”以期矫正。在《信托法》有关规定尚未正式宣布失效的背景下,慈善信托配套法规政策的出台完善是应重点关注并需要审慎处理的焦点问题。应本着《慈善法》的理念目标、基本原则,从放宽认定标准、设置监管分工、明确受托人、监察人的资格及权利义务、完善扶持促进政策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具体制度机制的科学性与操作性,促进中国慈善信托的持续健康发展。     

西方国家行政诚信建设中的政府信赖保护制度及其借鉴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民众对政府的信誉度和公信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政府的行政诚信建设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借鉴西方国家行政诚信建设中所创立的颇具特色的政府信赖保护制度,了解其内涵与功能,明晰其适用情境、条件与方式,并在立足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对政府信赖保护制度加以批判地吸收,对我国政府的行政诚信建设不无裨益。     

信心、信任与信誉:和谐社会的制度资本

将信心、信任、信誉作为制度资本的重要内容,分析在博弈双方力量非对等状态下,利益分割的过程及结果对经济主体信心指数、社会信任度及信誉程度的影响,通过对三者之间的正外部性良性互动关系的分析,认为其发挥作用时产生的正外部性会增加有效制度的供给量,激发经济主体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行动,由此引发的活力是社会稳定的滋场与社会和谐的潜力,进而提出政府、企业、个人对于制度资本的投资责任问题。     

中国农业社会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探微

在中国农业社会儒教礼制的文化架构中,政府信任关系表现为一种习俗型的信任关系,它以血缘共同体为原生点,与作为“情感一伦常”社会关系模式同构的,在学术表述中,是以“礼”来加以概括的。因而,习俗型信任关系也是被作为“礼”和受到礼俗规范的。习俗型信任关系也是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反过来作用于中国农业社会统治体系,发挥着维护统治秩序的功能。     

文化事业管理要营造社会信任

文化事业不仅与公众日常生活相关,而且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发达与文明水平。文化事业管理需借助政府的行政活动得到整合,并获得长足发展。其间,由文化传统和人际信任所生长出来的社会信任是重要基础。行政行为既要维护既有的社会信任,又要推广和深化现实的社会信任。在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营造社会信任更应成为各级政府进行文化事业管理的指导思想,也应成为行政伦理所考察的重要方面。     

社会信任危机的现代反思及其三维重构

信任危机已经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病,弥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结合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社会结构、制度等方面的变迁,可以从性质上将信任危机划分为体制性信任危机、阶层性信任危机、失范性信任危机、逐利性信任危机、地缘性信任危机和差序性信任危机。信任危机给社会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也迎来了必须要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刻"。要恢复信任,必须从三个维度进行重构,即必须要守住个人的底线、政府的底线和社会的底线。"守住底线"是一句无奈的呐喊,但是只有守住底线,才能建设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信任危机因利而起,也必将因利而终,这是发展之必然。     

论公益信托的税收激励

公益信托是为实现社会公众利益而设立的信托,是开展慈善事业行之有效的途径。相比于公益信托在其他国家的蓬勃发展,我国公益信托远不能满足社会对公益事业的强烈需求,税收激励制度的缺失是我国公益事业发展之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应逐渐完善税收制度,尤其是增加对公益信托的税收激励,促进公益信托在我国的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