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期玉石仪仗用具所反映的中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

玉器是殷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玉石仪仗用具在其中占有显著地位。玉石质的仪仗用具借助玉石贯通天地的灵性,被赋予神威,具有象征意义。殷商王朝和周边方国的玉石仪仗用具,既显示出各自的时代和地区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殷商王朝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     

简析古代日本对两汉王朝的朝贡

古代的日本早在冰川时代就与中原王朝有着交往关系,但只是民间性质的交往,还没有官方的介入和参与。两汉时期,古代日本通过向中原王朝朝贡,纳入中原王朝的册封体制之内,开辟了两国发展史上的新纪元。     

甲骨文中的巴与蜀

殷商是奴隶社会发展的时代,殷商王朝为奴隶主建立的国家.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阶级把自己打扮成上帝的代理人,利用奴隶制的国家机器,对内欺骗和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对外掠夺土地、奴隶和财富,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在商王朝迁殷(今河南安阳县)后,武丁是商王朝中兴的著名国王,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奴隶制政权;他大量选用人才,用来平定各部族(方国)的叛乱,如南屠虎方,北伐吉方、土方,西降巴蜀、氐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从传统社会批判理论到交往行为理论

随着时代的变化、研究主题的转换,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形态也经历了异化理论、物化理论到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等诸形态的演进.但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开始,这种一以贯之的"意识哲学"基础的理论演进却发生了转向.哈贝马斯在克服传统社会批判理论不足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创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创立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次范式转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     

中国与西班牙的第一次正式交往

中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早期交往是在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扩张东来,世界渐趋一体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西班牙意图侵略中国,而中国则坚持要西班牙"朝贡",西班牙的骄傲和明王朝的无知使得双方之间的官方正式交往以失败告终。此后,终明清之世,双方一直未能建立起正式的、中央级的官方往来,而是以菲律宾为中介点,由双方地方政府保持着一种半官方、非正式的联系。这是早期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上的一个不同于他国的特点。     

论前蜀的兴亡

前蜀是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地方政权,于公元九○七年在成都正式建国颁号,称大蜀。因与此后孟知祥在成都所建蜀王朝区别,史称前蜀。从建国到灭亡,前蜀王朝仅延续了十八年之久,历王建、王衍两代。综观前蜀的兴亡,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三国蜀汉政权国号“汉”考论

三国分魏、蜀、吴,其中魏、吴是国号,但蜀不是国号,而是地域号。《三国志》陈寿开始正式用地域名称"蜀"代称刘备建立政权的国号"汉",以与建都长安的西汉王朝以及建都洛阳的东汉王朝区别,但在行文中仍然保留不少反映蜀汉政权国号"汉"的记载。裴松之的注、《三国演义》也保留一定数量的记载,后人对"汉"作为蜀汉政权国号进行了研讨。     

殷墟辑思录

殷墟是武丁时代的国都,曾经是亚洲青藏高原以东的政治中心,在其繁荣和强盛的背后显现出殷商的几个特点：嗜好迁都,嗜好占卜,嗜好饮酒,嗜好虐杀。所以,武丁建都安阳后,殷商之统治者依然按照上述惯性发展,最终导致纣王朝以酗酒和暴虐而灭亡。文章从地理、历史、文化和哲学的角度分析了殷墟及其出土文物,针对卜述结论进行了考证。     

无文字时代的历史和文化如何进行研究?

正自从20世纪初年"古史辨派"开启全面地疑古思潮以来,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夏商周三代都成为存疑的主要对象,神话时代或传说时代的命名,就是从那时一直遗留至今的。后来殷商甲骨文大量出土,王国维根据甲骨文金文资料提出重新考察上古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出土的文字资料成为重建失落的历史的有力依据,使得商周两代的存在得到证明。但没有找到出土文字资料的夏代,是否真的作为     

四出羡道与“天圆地方”说

本文对我国殷商时期四出羡道大墓的墓葬思想进行了探讨,指出其与"天圆地方"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联系考古的发掘实物资料、古代典籍扼要进行了分析.     

赵谦著述考

赵谦一生著述丰富,其著作多涉及文字、音韵,属浙江道学学系,学术影响很大。以前认为赵氏的著作多已散失,只存《六书本义》《声音文字通》《学范》三种,研究发现其存世著作多达七种,其中《考古续集》藏于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均不记载。该馆在记录赵氏著作时,混淆了实为一人的赵谦和赵古则。文章对赵氏存的这七种著作进行了考述。     

五代十国时期归、峡二州归属考辨

五代十国时期,归、峡二州前后归属颇有不同,后梁至后唐庄宗伐蜀前,归、峡隶于前蜀;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归、峡二州方始改属南平(高氏荆南),其间又屡有反复,归州归属尤其如此;逮至天成、长兴之际,归州重入南平,南平以荆、归、峡三州为基本疆域范围的格局至是最终得以确立。其后的后晋、后汉、后周三朝,沿而未改,并一直延续到乾德元年(963)南平亡于北宋。     

论武帝以前的汉匈关系

武帝以前高祖、惠帝和高后时期，由于国势不振，汉朝试图通过和亲来“约束”匈奴侵扰。但是，匈奴一再背约的现实，迫使汉朝统治者对以往单纯依靠和亲以消弭匈奴入寇的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文景之世，在继续与匈奴和亲的同时，还采取了向西北边地移民和入粟于边以拜爵、除罪，建立官营牧马苑和鼓励民间养马等积极防御措施，使汉朝在西、北边塞的被动局面有所改变，从而为汉武帝武力反击匈奴创造了条件。     

论周敦颐的“诚”——兼与《中庸》比较

“诚”是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家的重要概念。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在他的学说中,尤其在《通书》中,对“诚”多有论及。《中庸》是先秦儒家学派中弘道派的代表作,其中有多处对“诚”的系统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通书》与《中庸》在内容和思想上的承继关系。讨论周敦颐的诚,可以增强我们现代人对诚信的理解。     

竖亥与王亥再探

上世纪40年代,学者丁山提出测地神话的主角竖亥即服牛神话的主角、殷商先祖王亥,然其论证犹有未足。本文检核《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典籍,论证王亥、竖亥所处同地,并配合相关记载,提出竖亥、大章承大禹之命测地的神话实由王亥、王恒襄助帝泄协和诸夷之史事变化而成。通过这些论述,本文拟进一步肯定丁山先生王亥即竖亥之论。     

洛阳新出唐《樊骧墓志》及相关问题考释

洛阳新出唐《樊骧墓志》,详细记载了志主生卒、籍贯、科弟、历官、交游等情况,可补《全唐诗》诗人生平不详之遗憾。志文中樊骧及第事,涉及到长庆至会昌间科举士庶之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论宋亡“诗史”

宋末士子在经历了空前的鼎革动乱之后,对杜甫“诗史”精神有了比唐人更为深刻的认识。而在艺术形式方面,他们对杜甫“诗史”又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尤其是汪元量主要用联章组诗手法创作出来的宋亡“诗史”长卷,舒岳祥主要用以序代题手法创作出来的反映宋末元初东南沿海地区动乱现实的“诗史”巨卷,则更成了我国“诗史”发展史上的两座里程碑。     

汉末与三国时期人口迁徙考

东汉末年的战争动乱,如果从光和七年（184年）黄巾之乱爆发算起,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三国鼎立形成为止,长达35年.在此期间,波及中原大部分地区的大规模战争持续了多年,局部的战争也年年都有.东汉末年的战乱,加上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不断发生内战,使得战乱地区人民生活不安宁,于是向外地奔逃,去寻找安逸的乐土,因而形成了人口迁徙.     

近代回族商业经济的历史贡献及其作用

回族擅长经商，回族商业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近代回族的商业经济继承了明清时期的传统向更高层次发展，不仅门类众、数量多且逐步走上现代商业机制。近代回族商业的发展，对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的平衡、社会福利的增进、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及国际间的交流等起到积极的作用。     

武术文化与唐代豪侠精神

唐人尚武,在唐代武术文化中,往往还推重比武过程中的灵感智慧,以一种乐观豪迈的精神,描绘比武过程及其所引起观众的热烈反响。武术中某一技艺以技服人,还往往有为国争光震慑外夷的更大用场。这种主要以武术比试较量所形成的豪侠观念,还泛化到其他文化分支。成因有:人类争强好胜的本能与宽松文化环境的充分适合;中外往来活动的催发;帝王将相的喜好与江湖技艺游乐精神的共生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