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本土化就业研究——基于台州市星村的社会学考察

本土化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本土化就业后,其生活水平、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具有新的特征。自身因素与外部因素的结合促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本土化就业。本土化就业对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及其家庭,乃至对社会都有显著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分析——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2017年福建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就业能力、就业收入、就业环境、就业稳定性和就业权益保障等5个维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群体差异,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其就业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存在显著的性别和户籍地差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水平整体较差,就业能力对其影响最大。据此,提出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以改善农民工工作条件、加强权益保障工作以提升农民工保障力度等对策,以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     

市民化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研究——基于全国3402个样本数据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是破解市民化困境、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本文在全国抽取了3402个样本数据,围绕就业质量的6个维度,即工作条件、工作稳定性、劳动权益、劳动关系、职业发展与就业满意度展开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的就业质量偏低。并针对就业质量各个维度存在的问题,本文从政府、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角度提出了提升就业质量的对策。     

社会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涉及职业待遇、职业行为、文化观念、身份意识等多个层面对非农职业的适应与融入，具体包括职业待遇整合、职业行为适应、职业文化接纳和职业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因子测评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总体水平低、内部不平衡的发展特点。回归分析表明，学历低、年龄小、不在婚、务工年限短、所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的就业质量状况都比较差。而分地区进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现了更多的差异性。以上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推进相关部门以社会融入为指导思想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宏观调控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的政策援助

用人单位“用工荒”与新生代农民工“虚就业”、用人单位岗位空置与新生代农民工低就业、用人单位低待遇与新生代农民工高期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探索困境。对此,党和政府必须进一步改革就业制度,强化宏观调控,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入手,切实推行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与发展的就业援助政策,注重规范就业市场秩序,强化部门就业指导,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素质,引导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良性就业,进而更好地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益,推动整个社会的有序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就业稳定性值得关注。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研,并对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遍表现出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资、企业用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正相关,择业机会识别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     

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行为与就业质量

通过对湖南、安徽与贵州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研究,探讨择业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程度,并考察市场化程度与劳动力类型对这一因果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择业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与职业满意度的影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二元路径模式,而新生代农民工择业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会因市场化程度与劳动力类型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模式探析--期望理论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是现阶段我国农民工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着与传统农民工不同的地方。本文从期望理论角度出发,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分析得出影响其就业培训参与积极性、学习积极性的因素,再针对这些因素,提出在进行就业培训模式构建时应当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点和个体差异的建议。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体系的构建

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特征,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评价的维度,构建了对其职业能力评价的评估指标体系,详细阐述了评价方法,力图为新生代农民工自我提升职业能力和相关培训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行为研究——基于江苏省农民工就业调查数据

本文使用就业史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总体水平、动因及其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得出主要结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性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更低,并且流动地域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而家乡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在其就业流动过程中逐渐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更换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追求更高的就业质量,但其工资水平、劳动时间、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参与率等指标并没有随着就业流动而改善,甚至还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     

一线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建设是近年来学者对农民工问题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文章对“北上广深”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参保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参保状况依然推进缓慢,且不同就业身份、单位性质,对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要从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着手,促进他们更多地从次级劳动力市场转入首级劳动力市场,这样才能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进程,推进农民工的城市化。     

户籍制度与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实证分析

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歧视有着重要影响是学界多年来的一个共识。但是,在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次级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度对就业歧视影响如何?文章基于实证数据分析得出,在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行业和企业,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就业待遇、就业福利、职位升迁与社会流动四个方面影响不大。农民工就业受其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较大。这说明在"准进入"门槛低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户籍制度的歧视作用在慢慢消解。     

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会需求及评价的实证研究

基于调查获得的数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采用行为分析和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实证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会的需求,对工会履职情况的评价;结合实证结论,就改进工会服务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健全工会服务新生代农民工机制提出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问题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能力与素质的提高不仅对自身有利,更对构建和谐社会、加快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和素质现状的基础上,剖析制约其就业培训的因素,提出促进就业培训的若干建议,以期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充分就业。     

欠发达省域农民工持续就业稳定性及影响因素——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639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639份调查数据,以农民工就业的持续时间长短为观察变量,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对欠发达省域农民工持续就业的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婚姻状况及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显著。农民工年龄每增加1岁,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风险减少5.6%;已婚农民工较未婚农民工退出风险减少40.2%;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具有极显著的负影响,受教育年限每延长1年,退出风险降低17.8%。农民工的工作收入以及工作环境影响显著,人均纯收入越高,自评劳动强度越"小",自评技术能力越"好",与工作单位签订就业合同、购买社会保险、接受劳动培训的机会越多,退出风险越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构与适用

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构建了更为全面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了惩罚性赔偿的力度,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力图更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典型国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与案例,兼采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对该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了理论剖析与评价。     

灵活就业对健康的影响:基于农民工的实证分析

灵活就业是我国当前重要的就业形式之一,也引发许多社会问题。为分析这一就业模式对健康的影响,以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灵活就业方式、灵活就业程度等对健康有重要影响。自我经营者与从事领薪工作的人自评健康状况均低于不领工资的家庭帮工,其比数比分别为0．674与0．649;长期工与合同工的自评健康状况好于无合同人员,其比数比分别为1．925与1．482;超时工作者的自评健康状况明显低于非超时劳动者,其健康风险是后者的1．8倍。基于此提出,为保护农民工的健康权益,政府应采取措施,通过进一步保护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加强劳动市场监管、改善劳动保护措施,以消除灵活就业所造成的不良健康效应。     

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伦理缺陷

本文从经济伦理规范的角度,对我国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存在的主要伦理缺陷有:农民工与城市正式职工相比,社会地位存在严重的身份歧视;就业选择缺乏机会公平;劳动报酬缺乏经济公平;劳动力形成过程缺乏起点公平以及劳动权益保障缺乏结果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