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明代学术价值建构"明学"研究新体系--从竟陵派"学殖浅陋"谈起

明代的理学、经学、史学、佛学、地理学、天文历算学等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应正视明人之学,重估明代学术的价值,确立新的研究思路,使之成为与"汉学"、"宋学"、"清学"并立的一门学问.在建构"明学"研究新体系上,应重新认识阳明心学在明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避免使之成为明代学术的代名词;不以清人的学术标准来衡量明代学术,学术史研究不应成为简单的"表章某某,罢黜某某";反思20世纪的明代学术研究史,在继承传统之上,努力突破旧的研究范式;在中国学术史大背景下,重新考察明代学术的发展流变历史,编著能较全面反映一代学术风貌的学术史论著.     

清代李商隐研究热探因

李商隐及其诗文研究被宋元明三代冷落八百年之后,到清代出现了一个长达二百年研究的高峰期。究其原因有4个:清代整理总结传统文化的学术背景是其客观条件;清人诗学观念有了较大的变化,对惟情惟美的主情型诗人李商隐及诗文创作持比较宽容甚至赞赏的态度;李商隐诗文的独特艺术魅力、个性价值在全面研究中不断地被发现、被认识,又反过来激发后来学者深入探究的浓厚兴趣;跟清初学者对明代诗论家只宗盛唐、忽略中晚唐文人的做法不满有关。     

清代《大学》研究的新趋向

清代<大学>研究,有三个新的趋向:一是重考据学的方法;二是<大学>研究经学化;三是<大学>研究经世化.当然,清代仍然存在大量"述朱"、"述王"的<大学>研究之作.从学术史角度而言,清人<大学>说,仍是承宋、明儒而来,完成了<大学>研究的"否定之否定",也能对前人的研究做出更为全面的评价.对清人<大学>研究的梳理,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清代理学发展更复杂的一些层面,也能深切感受到清人朴学研究方式与义理阐发内在的矛盾与张力.     

王闿运经学研究述论

经学大师王闿运经学思想自成体系,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环。从流派归属、治经重点、治经方法、有无创新、治经价值取向等方面分三个时期对学界有关王闿运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梳理,指出:对王闿运经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任重道远;王闿运经学本身较为复杂,绝不能作简单的肯定或批评,应对其经学文本进行全面、细致的解读,揭示其真正的内涵和本质特征,从而给其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     

清人笔记中的《尚书》类文献

清人笔记蕴藏了大量关涉经史考证的内容,其中《尚书》类条目就多达206种、3265条。清初、清中叶、晚清的学术笔记在训诂《尚书》方面各有特点:清初学者的《尚书》研究接续了明末遗风,以顾炎武、阎若璩为代表;清中叶的《尚书》研究呈现出多领域、全方位的研究趋势,吴派、皖派兼而有之;晚清经学呈现出偏向政治、思想的研究倾向,学者对《尚书》思想更为留心。清人笔记中的《尚书》文献还具有史料学及文献学的学术价值。     

清人明代类书批评发覆——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

立足于清官方立场,四库馆臣通过撰写《四库全书总目》,刻画了明代类书“饾饤稗贩”的形象,并在批评中重重渲染,使之成为“定论”。进而又以文献内容和纂修体例交相结合,构建了看似严谨实则严苛的类书批评体系,将明代类书纳入其中大肆抨击。清人以“俯视之眼”构建的类书批评体系,终究难以逻辑自洽,以至在评价标准上前后割裂,在历史叙述时自相矛盾,在论证过程中引据失实。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清人明代类书批评,既显示出卓绝的学术眼光,也存在学术缺失和时代局限,有必要予以“正本清源”,以更加审慎和理性的态度,回归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语境,重新审视明代类书的学术价值。     

魏源经学评说

人们对魏源经学的评说,大致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魏源经学本身的得失,一是魏源经学在经学史上的意义,而主要的评说在前者.无论是肯定魏源经学的正面价值,或是给予完全的否定,或是有褒有贬,都从不同方向反映了魏源经学的独特的时代价值,以及在晚清经学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魏源经学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明确高举起了以西汉为宗的旗帜.     

《格古要论》和明代的文物鉴定学

曹昭的《格古要论》,作为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文物鉴定学著作,曾在当时和后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四库馆臣对其有很高的评价,然而现代学术界却尚未有人对其作过深入研究,揭示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此外,传统的古器物学,何以在明代出现了由金石铭文研究向器物鉴定、辨伪研究的转变,这一转变反映了何种学术倾向和社会风尚,这些本应在中国学术史上受到重视的问题,也罕有论及。本文对曹昭及《格古要论》的学术地位与价值作了比较深入而全面的分析、论述,揭示了文物鉴定学在明代长足发展的原因及其在后世文物博物馆学界的影响,并藉以指出了明代学术史以及明代文人心态中某些较少为人注意的方面,希望人们对明代文化总体面貌有较全面的认识。     

试论胡适早期政治哲学思想的特色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一个思想家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历史人物,而割裂地研究往往会造成认识上的片面性.对于胡适的学术研究,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后来对其研究逐步实事求是,学者们从文学、历史、哲学、教育、政治等方面对胡适的学术思想进行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对胡适的学术研究,应在分类探讨的基础上逐步综合和全面地看待他,才能得出比较全面和正确的评价.本文尝试把历史和文学(主要是戏剧)相结合的角度分析胡适早期的政治哲学思想.     

论"两次否定三个阶段"不是关于否定之否定过程的正确表述

国内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对否定之否定过程,常用"两次否定三个阶段"来加以概括,这种概括是不正确的.事物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表现为三个阶段,但辩证的否定并非仅存在于事物发展从肯定阶段进入否定阶段和从否定阶段进入否定之否定阶段的转折点上,也存在于事物发展整个过程的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三个阶段中;事物所经历的辩证否定,并非只有"两次",而是存在多次.从唯物辩证法三大基本规律的内在联系看,对"两次否定三个阶段"论加以肯定,就对立统一规律而言,必然会导致对矛盾普遍性原理的否定;就质量互变规律而言,必然会割裂量变和质变的联系,导致对量变和质变相互转化原理的否定.这极易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造成不协调乃至混乱.     

学人社集与清初经学

学人社集是明清之际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知识群体,以往的学者都视其为“党社”或者“文社”。本文从经学史的角度,通过对这一时期历史文献的爬疏,对学人社集的经学取向、经学活动和崇尚汉代经学理念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还原分析,力图从纷繁复杂的学人社集中剥离出传统经学在清初新的走向,从而探考清代经学兴起的历史动因。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不平衡的局面.无论从经学家还是从经学著作方面观察,经济、文化发达的成都、重庆、资州都是前"三甲";而就这三个地区的内部各县而言,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在晚清时期也出现了经学研究的风气,如酉阳州.虽然晚清四川经学出现了相当大的转机,但从总体上看,清代四川经学与江、浙、皖等省的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四川僻处西部,学术信息不灵,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热点的传入需要一定的时间;二是从清代四川经学研究的状况看,缺乏开一代新风的学术大师.     

返本开新与儒学再造——论颜元的习行哲学及其历史命运

颜元是中国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系统对前代学术传统而言,既非冯友兰所说的"照着讲",也非"接着讲",而是推倒两千年来的学术成见,直追周孔正学。他以"复古"为口号,进行着儒学新形态的探索工作,"溯本以致新"或者说返本开新是其思想的本质特征。溯本或返本即返回到原始儒家健全的精神上去,致新或开新即开出崇实尚动之儒学新形态。由其思想可以窥见明末清初中国哲学的特点,即反省意识、主体自觉、责任意识和崇实倾向。不过,当崇实倾向无法落实于外在的社会制度建构而只能向学问中探求时,反省意识与主体意识随之归隐,而埋头故纸堆的乾嘉朴学也就呼之欲出了。     

论《四库总目》文学批评的经世价值取向

明末清初 ,宋明理学已经发展到极端 ,于是清初文人倡导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以救理学空疏浮泛之弊 ,经世思想成为一时社会思潮的主流。《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无论是功用价值论、创作主客体论还是艺术风格论都由此而带上浓郁的经世色彩     

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

隋前乐府习称古乐府,隋唐以来古乐府地位日高,甚至成为与《诗经》相提并论的经典。从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可以清晰揭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隋代王通《续诗》开启了古乐府经学化历程;唐代李白古乐府学从学理化、经学化、楷式化三个方面推进了古乐府经典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使古乐府经典地位获得了学理支撑;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文人创作古乐府提供了简明读本,对古乐府的楷式化有所助益,杨维桢大量拟作古乐府彰显了古乐府的楷式地位;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对古乐府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均有推进,在揭示古乐府艺术成就、推尊古乐府体式方面均达到顶峰;清代朱嘉征《乐府广序》将古乐府经学化推向极致,朱乾《乐府正义》在义理阐发的同时兼顾史实考证,对朱嘉征的极端经学化又有所纠正。     

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清代版本《新说西游记》探幽(下)

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是清代《西游记》版本演变史上独具意义的一种版本。其文字主要来自于明代百回全本,又根据清代真诠本加进了唐僧身世故事。其评点文字认为《西游记》"原是证圣贤儒家之道",把《西游记》看成是儒家经典著作《大学》,不免牵强附会。但是其将《西游记》看作一部具有寓言意味的哲理性小说,并从社会学和人性的高度来看待《西游记》,有其合理的内涵;特别是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西游记》"奇"的特点和"幻中有真"的高度艺术境界,对认识《西游记》的美学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戴震经学研究的人文关怀

戴震的经学研究以先秦儒家的论述力驳朱熹的心性之学 ,肯定情和欲的合理性 ,力矫宋代理学与清前期的主流意识之谬 ,为推进当时思想的发展作出贡献。他的学术研究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学术个性。     

张岱研究述略

作为明清之际中国文化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化全才,张岱吸引了很多的学者试图走近他。从晚明至今,对于张岱的研究从最初的点评到中间很长一段时间的几至于空白到20世纪80年代后的备受关注以及走向深入,出现了大批不同类型的研究成果,使张岱及其作品越来越为人所了解。今后,还需更多喜欢,热爱张岱的专家、学者进一步走近张岱,还原张岱,复活张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