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方法论热”中的“科学”话语重探

1980年代出现的"方法论热"是一个较为另类的文论史事件。它的发生不能简单归因于世界范围内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而是在1984年特殊情境下封闭的"经典文论"和"改革开放"的大叙事发生掣肘时的产物。"科学"话语能大规模地进入文学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文论表述方式,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国家意志对"科学"出让权力的结果。通过为当时的文学批评和研究提供中性化的话题和短暂的共识可能,"科学"直接参与了新话语空间的开创和话语权力的重新分配。     

作为唯物史观“导论”的“经典表述”

学术界通常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表述"解读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或解释框架。然而,这种解读必然要面临"经典表述"的"应用"问题,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自然科学式的外部演绎模式。重新审视"经典表述"与唯物史观整体的关系,呈现新的理解:首先,"经典表述"本身内含实证化要求,必须借助经验实证方法及具体分析通达为历史研究实践本身;再者,"经典表述"更多的指向未来,唯物史观"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许多领域有待开辟,"经典表述"在未来唯物史观的历史研究中起到"导论"的作用。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返本与开新:本体性阐释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生成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和价值的生成、其作为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适性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古代经典的重新"阐释",这种"阐释"不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而是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所强调的"本体性的阐释",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只能在这种"本体阐释"中生成.西方现代解释学有关经典阐释的基本观念,超越了传统的解释学理论,实现了由方法到本体的重大转向.这种阐释之本体化转型,较好地回应了经典阐释活动中诠释个体与经典文本、主观与客观、传统与现代乃至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等诸要素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对于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我们可以把这种本体化阐释,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进一步发展并不断实现其当代性价值的基本路径.     

“《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儒家经典的解读模式及话语言说方式

“《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儒家经典的解读模式及话语言说方式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当代中国文论界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工程。在未来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我们能否克服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建立一套自己的（而非从西方借用的）文论话语系统，是２１...     

论“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重建

对于"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尽管目前有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但两种思路与主张都存在着理论构建的封闭取向及误区,并远离了具体的文学实践,而这也使它们终究没能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就必须从其认识论根源入手,回归到实践这个根本出发点上来,从当代中国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出发,坚持应有的学科性质与中国话语构建,并处理好与其他学科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从而既克服张江先生批判的当代西方文论那样直接征用场外理论而造成的文学研究对象的偏离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自身构建的不足,又避免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将文学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和在自我封闭中与西方文学理论对立起来而出现的重建误区,以推动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与理论创新。     

强制阐释、后现代主义与文论重建

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论界的引入,促进了当代中国文论对僵化思维的破除和话语霸权的解构,但也存在理论先行和"强制阐释"的偏颇。这既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文论存在的所谓"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解构,也表现在后现代主义文论自身的理论构建之中。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建思路,包括"建构主义"思路与"关系主义"思路及其理论重建,都存在"强制阐释"的理论误区,并没有也未能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出发提出任何新的文学理论命题与文学理论知识,而表现出理论构建的无力。当代中国文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误区,进行一种"本体阐释"的理论重建,就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及其现实问题,重新建立其应有文学指涉与理论品格,克服对西方理论的亦步亦趋及"现成思想"的诠释,以切实推进中国文论的建设及其创新发展,构建具有我们民族特色与实践根基的文学理论,并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文论对范畴界说的描述性——从范畴“气”、“风骨”入手探讨文化思想基础

中国文论对范畴的界说,基本上都采用了描述的方式.这是由于以儒道为主流的先秦哲学思想认为,具体现象背后抽象的本质不可能直接用逻辑性的语言来表述.于是,就对各种抽象的哲学范畴通过以感性的"象"来描述从而对其加以界说.而初期文论的范畴就源于哲学,这样也就造就了文论范畴的描述性界说范式.而这种范式一旦形成,由于形式本身发展的独立性,也就把后来文论范畴的界说方式规定成了这种描述性.     

从“文学革命”到“二为”方向——邓小平文艺理论与中国20世纪文艺思潮

“二为”方向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文艺理论的经典表述 ,也是对具有“诗教”“乐教”传统的中国近、现代文论精神的发扬光大 ,更是对 2 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二为”方向以其鲜明的实践品格、深刻的历史理性、科学精神和博大深邃的人文情怀 ,为新时期文学续上了“五四”文学的血脉与精魂。邓小平文艺理论已成为 2 0世纪中国文论的宝贵遗产 ,同时也必将成为建设 2 1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可宝贵的思想资源     

“表意的猴子”：论盖茨的修辞性批评理论

当代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家亨利·路易斯·盖茨的修辞性批评理论认为,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应产生于美国非裔文学自身的传统,它与西方文论形成对话与互动;黑人表意是一种修辞游戏,"修辞性命名"、"互文修正性结构"和双声语是黑人文本的典型修辞策略.     

苏轼的"审丑"理论阐释

在关于"美"与"丑"的文艺理论中,"以丑为美"是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苏轼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审丑"理论。苏轼的"审丑"理论形成于求奇尚怪的宋代,建立在他个人人生际遇、哲学观、文艺观的基础之上。苏轼的"审丑"理论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对"丑"所蕴含的美学价值进行了全面的揭示,并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楚骚中的梵音--柳宗元佛理诗辨析

柳宗元的佛理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纯粹演说佛理,表示对佛理的深切体悟与自己的宗派倾向,且展示其时佛教发展大势;另一类,则是在言理中加进景物的描写,景与理相合相融,使作品具有文学的情味.柳宗元的佛理诗,又与他的贬谪经历紧密相连,贬永州时的作品,因回归朝廷的希望尚存,在言理之中,表现出一种理性的冷静与平和;继贬柳州,对回归朝廷彻底绝望之后,作品借佛理、佛教中事,来表现其内心凄怆哀怨之情,与其诗骚怨的主体风格相合.     

论曹植的文艺思想

曹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也是重要的文艺思想家。其文艺思想主要表现在重视和爱好文学艺术、重视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关系、主张批评者应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及正确的批评态度、重视文学作品的美学要求、提倡继承与革新等方面。这些理论与主张不但拓宽了当时文学批评的视角,而且揭示出一些问题的本质。曹植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理论主张在文艺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古代文论"养气"说之流变

“养气”说源于儒、道哲学上的“养气”论 ,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学说之一。古代文论“养气”说的发展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六朝、唐宋元、明清等四个历史阶段。在历史发展中 ,“养气”说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涉及到作家道德人格之修养、创作心态之培养、艺术才能之习练、艺术个性之发扬、人生阅历之增广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自然文学语篇的态度意义及历史语境解读

任何话语都蕴含着一定的态度或立场,同时总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自然文学语篇也不例外。自然文学语篇以自然科学为基础,通过独特的文学形式,展现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同时历史语境有助于更好、更深入地解读文学文本。文章运用评价理论对自然文学经典之作《沙乡年鉴》中代表性语篇《土地伦理》的态度意义进行分析,并从历史语境对其进行解读。分析发现,《土地伦理》蕴含丰富的态度资源,其中以鉴赏类最多、判断类次之,情感类最少,既有铭刻式也有引发式的表征。通过这些态度资源,作者利奥波德表达了其对土地价值的充分肯定、对美国当时资源保护主义政策的批判以及呼吁人们保护生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通过历史语境解读,我们发现利奥波德的成长和工作生活经历、美国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资源保护政策以及科学理论等,是利奥波德在其自然文学语篇中通过科学、客观、详实的论述,凸显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生态思想的重要原因。文章的分析不仅有利于更好地挖掘《沙乡年鉴》的文学性、思想性及历史意义,验证评价理论对文学作品的解释力,以及历史语境对文学作品解读的重要性,同时也是把评价理论放在文化语境中考量的一种尝试。      

“感情的批评”与“理智的硬性” ——李长之文学批评论

作为现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李长之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是一笔丰厚的遗产。他极力张扬批评精神,追求批评的独立品格,其批评理论具有强烈的整体意识,充溢着现代气息。而感情的批评、理智的硬性、比较的批评,是他文学批评的突出特点。这使他的文学批评既具有浓烈的情感,又有着理性的自觉,既有印象鉴赏,又有分析判断,呈现出十分独特的风貌。     

从“简而有法”到“辞达而已”—论欧阳修与苏轼文章学的差异

欧阳修放苏轼“出一头地”之语, 反映了欧阳修清醒的认知:意识到苏轼文章思想与自己截然不同, 预感这个年轻后生的文学事业将是超越自己的别样存在。正当欧阳修引经据典为自己一生文章实践的理论总结“简而有法”说进行辩护时, 苏轼也恰好在文坛初露峥嵘, 别开生面, 倡导“随物赋形”, 将“无为法”引入“辞达而已”说, 使得“辞达而已”成为完全不同于欧阳修“简而有法”说的别一种文法论思想, 彻底摆脱了经学对于文章学的掌控。     

《孟子》与古代诗学精神

《孟子》对古代诗学精神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直接促成了古代诗学的现实主义倾向,性善论则与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知言养气说是文气论、文德论的重要理论源泉;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论。     

《歌德谈话录》:诗艺的伟大与复杂

恩格斯曾说,歌德是"烂透了"的时代里的"最伟大的德意志人",是文艺领域里"真正的奥林匹亚神山上的宙斯"。歌德在文艺创作上的成就是辉煌的,同时他的文艺思想也是深刻的,《歌德谈话录》就集中地反映了歌德晚年最成熟的文艺思想和实践经验,是歌德对创作实践和对各门艺术的深刻体会的总结,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重读《歌德谈话录》,在重温其伟大的诗艺言说中,体会其间天然的复杂与细微的矛盾,发掘对今天仍然有益的文艺思想。     

学术研究不能反学理——对黄浩教授“经论”和“后论”的学术批评

由于黄浩教授对以往和当下的文学生活的分析与概括都极其片面,所以其以此为基础的"以往的关于文学的理论看法和文学史观正在失去意义"的说法是偏颇的。如果为了"培植"自己所谓的"新理论",就对既存的理论横加指摘甚或把它们说得一钱不值,那绝对不是应有的学术态度——尤其在新理论"怀胎还只有一两个月的时候",更是如此。还须特别指出的是,黄浩教授在"经论"和"后论"中常表现出"彻底消解"的"理论勇气",但有时候,他彻底到连自己说出的话也给"消解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