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研究综述

在家庭小型化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是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福利治理博弈与考量的必然结果,也是作为减轻国家福利、家庭福利供给压力的重要途径。文章追述前沿文献,重点梳理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的相关理论基础、面临的困难及其研究前景,并指出新形势下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的研究应以福利治理主体间的竞争与合作为立足点,应通过实证研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提供中国路径。     

基于Burchardt福利轮的独居老人社区照料供给分析——以山东省滨州市为例

以福利多元主义为视角,运用Burchardt福利轮作为分析框架,对山东省滨州市独居老人社区照料的供给情况进行分析,认为:日常生活照料主要来自"纯私营福利"下的家庭自给和市场供给;医疗保健主要来自公共、私人混合供给;精神慰藉主要来自私人、志愿、社区自治混合供给;应急援助主要来自尚嫌薄弱的服务领域。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行政性的单一主体秩序,政府、市场、家庭三方责任分担不均等体制性弊病。因此,需明确政府定位,培育多元服务主体,构建福利服务供给体系的多种秩序。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高消费者满意度下的困局与化解——以江苏省464位调查对象为例

现阶段养老服务尚未形成完备的体系,其供给仍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是一种整合型养老服务供给模式,有着不同于家庭、政府或社会主体各自独力供给养老服务模式的优势。由政府、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社区等主体联合供给养老服务的模式,产生了福利叠加效应,获得了较高的消费者满意度。尽管如此,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仍面临着地区水平参差不齐、服务内容不丰富、服务人员专业水平不高、评估监督体系不完善、社会知晓度和支持度不够等困局。鉴于多元福利供给存在的问题,采取"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服务覆盖率和内容多样性、提升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完善评估和监督体系"等措施,有助于化解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所面临的困局。     

农村福利供给变迁研究——以华东地区一个村庄为例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华东一个村庄32年(1980—2011年)的福利供给体系进行微观分析,发现了村庄福利供给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和农村集体福利缺位的情况下,土地成为农民最重要的福利供给,而宗族福利功能的逐渐恢复和市场功能的渐渐兴起提供了一定的福利替代;改革深化时期,村庄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福利供给的雏形,国家强化对农村福利供给的责任,市民组织和新型集体等制度安排也提供了福利补充。因此,新时期我国农村福利供给体系的重构需要充分考虑农村社区复杂的现实,在政策上引导正式福利资源和非正式福利资源有效结合,构建包括政府、传统的社会支持体系(如寺庙、家族和地方性力量等)、市场力量以及市民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多元化农村福利供给体制。     

多中心治理视阈下社区养老服务困境检视与优化路径——以安徽省B市为例

养老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长期困扰政府的难题。目前,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多元主体正在逐步融入到养老服务的供给体系之中,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局面尚未形成。从多中心治理的角度出发,以安徽省b市为例,论证多中心理论与多元主体参与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契合性,验证多中心治理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可行性。从多中心视角分析,我国社区养老服务依旧存在政府角色定位偏差、社会组织发育不全、家庭养老观念落后、养老市场混乱等困境,并从政府明确定位、发挥社会组织优势、政府及大众媒体牵头宣传新观念、政府及市场经营者共同优化养老产业市场秩序等角度提出治理路径。     

农民工城市住房的困境及解决途径

目前,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住房最困难的群体。现行制度和政策使城市可支付住房严重不足,农民工的住房需求得不到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与金融制度的支持,政府、市场、企业也未能有效承担农民工住房的供给责任,城市住房市场存在严重的供需错位。通过制度与政策改革,逐步提高城市住房的可支付性,使政府、市场、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成为农民工住房的供给主体。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局及其路径重构——“社会化供给与多元主体参与”模式的一种设想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存在着供给不足、供给不均与供给无效等问题,未能有效满足农民工群体日益增长的复杂化、差异化文化需求。基于多元治理和参与原则,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参与和社会化供给模式：一是重塑政府主体性地位,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策引领和统筹监管;二是政府与市场形成“掌舵”与“划桨”的平等合作关系,实现文化企业生产与政府购买的社会化供给;三是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鼓励“官民合作”与志愿性服务,推动社会组织与公益力量积极参与;四是激发农民工的“文化自信”,提升农民工自身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参与能力,挖掘农民工自身文化创造潜能。     

困境与出路：返乡农民工就业社会支持网分析

由于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返乡农民工的家庭生活、就业情况堪忧,而来自自然支持体系（社会关系网）、正式支持体系（政府等正式部门）以及非正式支持体系（各种非政府组织等福利机构）的支持仍处于贫乏和缺失的境地。应整合与利用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会关系网等主体的力量与资源,为返乡农民工构建一个完善的就业社会支持网络,为其提供物质、行为、精神等方面的支持。     

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四维供给主体与职责定位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范式的分析框架

随着老龄社会的迅速来临,改革养老制度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因此,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势在必行。能否探索或创新一种多元化模式,依靠社会、社区、家庭的力量,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或是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为老人提供更适合、更愿意接受的养老方式,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近代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及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尤其是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分析范式对于构建多元化的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将福利多元主义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构建一个国家、市场、社会和社区为主体的四维养老保障福利供给体系,既可以满足我国老年群体多元化的养老需求,又可以推动养老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社会组织依托城市社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分析——以绵阳市与“小小鸟”为个案

社会组织具有区别于政府和市场的独特优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绵阳市农民工的调查分析发现,农民工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较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尚不理想;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政府行为、城市社区与社会组织提供服务与帮助状况等因素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进程之间呈显著相关,分析指出社会组织依托城市社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存在力量弱,缺乏认同与有效协同机制等困境。同时,通过对"小小鸟"进行个案分析,理清草根社会组织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措施。     

论农村养老中的政府责任及其落实

在当前农村社会,传统的养老支持明显弱化,政府的福利支持比较匮乏,这就使得目前农村养老面临一系列危机。危机的化解不仅需要发挥传统养老的支持作用,更要发挥政府在农村老人社会福利供给中的职能作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老人社会福利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新农合、新农保和五保供养制度,将老人补助项目与家庭发展政策相结合,将家庭养老、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相结合,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探索土地养老的可行性,整合政府福利支持与非制度化养老资源,以满足农村老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关于社会福利制度的深层次思考

效率和公平是社会福利的两大准则 ,整个人类历史可以说就是一个不断追求效率和公平的历史 ,而其中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的收入和服务保障更是一个超社会形态的课题 ,是一个关乎人类社会福利的重要问题。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 ,本文中所讨论的社会福利制度被限定在“剩余福利模式”上。在对中外社会福利制度的起源及其理论发展进行考察的基础上 ,作者指出 :社会福利的提供应是制度化的政府职责 ,它的实施不仅能有效地保护社会弱势群体 ,还有利于全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在中国目前财政收入相对不足的情况下 ,政府应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调动社会力量、推进立法、加紧培育行业组织和非赢利社会组织 ,以达到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有效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之目的。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形成机制

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表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存在策略性特征，但尚未厘清达成合作的基本条件与形成机制。组织学理论普遍强调，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信息知觉的清晰性以及行为意向的一致性共同构成的“共识性认知”是实现合作目标的前提。温州市苍南县政府与当地印刷包装行业协会、印刷企业合作治理大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相关实践证明了上述理论推断。达成有效合作治理的条件在于，多元主体根据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的认知结果，自觉实现组织间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彼此嵌合、相互支撑。作为治理目标的利益相关方，合作行动过程中的多元主体通过秩序构建、意向生成、优势整合与行动调节四个机制，最终形成信息互通、知识互享、情感互融、行动互补、价值互惠的治理共同体。     

社区的组织网络关系建设——对北京市朝外街道社区组织间资源的分析

随着社区建设的逐步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区资源对于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性。文章以北京市朝外街道社区为例,通过对其中各种组织关系的调查,发现社区中的社会资本主要蕴含在政府组织、商业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网络中,它们之间存在着互动需求,增强异质性组织的互动能使各类组织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建设社区共享社会资本可以推动社会建设的发展。      

海峡两岸佛教慈善事业多视角比较

海峡两岸佛教慈善事业可从理念文化、政府政策、社会民众认同、佛教自身建设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在理念文化方面,海峡两岸皆以人间佛教思想为核心理念。在其他三方面,台湾地区因为社会经济转型先于大陆大部分地区,因而在政府政策对佛教慈善事业的支持、佛教界在推动民众对佛教慈善的认同和参与、佛教自身的慈善管理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已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有效的运行模式,如慈济"会员→委员→会长"的劝募模式;善款善事公开、善款专项专用、产业与管理分离的慈善管理模式等,能够有效地调动民众的捐款热情,推动佛教慈善事业的拓展。大陆佛教慈善团体则存在专业化不够、对志愿者的培训和引导不足等局限。两岸佛教慈善事业的相互交流和学习,有利于促进民间慈善和整个社会福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公益创投发展的基本模式、意义与路径

公益创投是利用社会资本发展公益事业的一种新模式,近年来我国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之间构建多种合作平台,以公益资金筹放与管理为基础,以培育社会组织与公益人才为目标,以公益项目设计与运作为主线,以资金、技术、政策支持为路径,探索公益服务、组织、人才创新发展模式。随着民生为本的社会建设进程加快,公益创投已然成为培育社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发展社会服务不可或缺的新手段,有效地促进了公益慈善、社会福利、民生服务事业发展。     

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结构转型

针对中国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问题,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基本要义及其社会功能进行了简要概述,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了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对社区治理结构转型具有战略性意义,政府应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与成长提供充分的社会空间和资源支撑。     

CWTS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及制度环境分析

中国福利性第三部门(CWTS),作为专业化的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非营利性机构,视救困济难、社会福利为己任,切实为社会弱势群体谋福利,为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和政府机构改革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在分析第三部门和社会福利概念本土化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福利性第三部门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及制度环境,对中国福利性第三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尤具意义。     

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实效调研--以“4·20”芦山地震为例

“4·20”芦山地震发生后,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反应迅速,在抗震救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近500家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迅速参与到芦山的抗震救灾中,在灾民安置、物资筹集、心理抚慰、维持秩序、志愿者培训等方面发挥政府救灾助手作用,成为抗震救灾的生力军。通过对四川省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在此次芦山抗震救灾的参与方式、特点、范围及持续性等现状进行调查访谈,分析社会组织整合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的经验与不足,以期为构建科学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提供参考建议。     

政府购买服务:一项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的不断探索实践,政府购买服务不仅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体现,更重要的是一项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政府购买服务中涉及的公共服务、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会本位等内涵,标志着政府购买服务是一项创新的社会治理机制。这项机制的形成表现在培育社会组织、引入社会工作、推动社会倡导、公众受益、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若干层面和方面。同时认识和分析制约政府购买服务发展的因素.有利于做好政府购买服务近期和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