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商誉、产权性质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2—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并购商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作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制造业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形成的商誉资产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并购商誉对企业全要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2)产权性质对于并购商誉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并购商誉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控股企业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并购商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拥有高商誉的企业样本,越倾向于轻资产投入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越低的企业所拥有的并购商誉越能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     

并购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以资本市场2011—2018年2 937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研究并购商誉与风险承担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将企业成长性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其对并购商誉与风险承担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拓展分析三者之间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的差异。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并购商誉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即公司的并购商誉越多,其对应的风险承担水平更高;企业成长性对并购商誉与风险承担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区分产权性质的情形下,国有企业中并购商誉对风险承担的影响比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     

科技型企业并购影响资本结构吗?

并购活动成为科技企业扩张规模、获取技术的重要手段。从资本结构与金融性资本结构两个维度出发,资本结构指企业资产负债率,金融性资本结构指企业有息负债占资本比例,以A股科技型上市公司2015—2019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科技企业并购活动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型企业并购活动会导致资本结构及金融性资本结构中权益比例提高;科技型企业并购活动会加剧当期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程度,但其会通过调整下期经营性负债来减缓资本结构偏离程度;科技型企业并购活动在现金支付、非关联交易、技术并购、纵向并购以及跨省市并购的情况时,资本结构偏离程度会进一步加剧;科技型企业并购活动会提高当期与下期的资本结构、金融性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但调整速度整体较低。研究成果为科技型企业提高并购绩效、避免资本结构偏离提供了决策依据。     

商誉与资本溢价

对企业自创商誉,国际上的普遍做法是在账面上不予确认,因此,不曾实施对其他企业并购行为的企业,账面上不存在商誉。在企业产权发生变动的情况下,接受新投资者的企业就有必要对商誉价值进行评估,从而使企业新投资者和原所有者之间的利益达到均衡。具体做法可以是将评估确认的商誉入账,或通过市场化的价格机制确定资本溢价额。     

并购商誉对企业财务业绩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随着并购活动的兴起,并购中产生商誉的并购企业数量,商誉金额呈逐年上涨的趋势,并购商誉在并购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么并购中产生的商誉对企业今后的盈利会生怎样的影响,是否可以促进财务绩效?又有哪些重要因素会影响并购商誉与企业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选取2009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发生并购产生商誉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并购商誉与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并考虑企业性质下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支付方式下两者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并购商誉对企业财务业绩产生显著正影响。(2)国家控股情况下,并购商誉对企业财务业绩的正影响比非国家控股更显著。(3)现金支付方式下,并购商誉对企业财务业绩的正影响比其他方式更显著。最后,本文根据相关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超额商誉、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商誉减值

以2014—2016年并购事件为样本,研究发现超额商誉与自并购时点起三年内商誉减值的总额显著正相关。当作为并购中介的会计师事务所标的资产所在行业具有行业专长时,能够对超额商誉与短期内商誉减值的关系起到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跨行业并购及关联并购中,审计师行业专长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丰富了商誉与并购中介相关研究,为并购方理解超额商誉的经济后果及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价值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超额商誉抑制

在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大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于推动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和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近年来上市公司超额商誉带来的巨大商誉泡沫已成为隐藏在资本市场中的重要金融风险因素,给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和企业健康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自我规制的治理策略和长期价值追求,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企业声誉,抑制了企业超额商誉,且股东责任履行对超额商誉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于超额商誉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控股、管理层过度自信、审计师来自非四大事务所和被并购方处于业绩承诺期的企业中。此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可以通过抑制超额商誉来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当前应着力优化监管和治理水平,推动上市公司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充分释放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正向经济效应。     

并购业绩承诺与"良性"商誉减值 ——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

近年来商誉"爆雷"事件频频发生,资本市场对于商誉减值已然风声鹤唳.基于2009—2017年创业板并购事件,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并购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出于自利的动机往往会操纵商誉减值时机,进行一次性、巨额的"恶性"商誉减值,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秩序;业绩承诺对于商誉减值具有风险识别与风险缓释的作用,降低了管理层操纵减值的能力及动机,当被并企业业绩未达预期时,及时、分次、小额的减值计提,可以确保商誉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有助于"良性"商誉减值机制的形成.进一步分析中排除了替代性假设,佐证了业绩承诺的监管作用及机制.因此,建议监管层通过制定政策,推广业绩承诺在高商誉减值风险并购中的应用,并对高商誉企业进行持续监管,以缓释资本市场商誉减值风险.     

市场化指数与人均GDP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各地区市场化指数和人均GDP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各地区市场化程度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指数和人均GDP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人均GDP越高、增长越快．     

基于EVA的中央企业业绩考核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

中央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坚强基石,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提升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的投资效率,对于夯实国有经济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经济增加业绩考核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经济增加值与非效率投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次,尽管EVA可以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但从整体上看,EVA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EVA的积极效应存在适用空间,合理的EVA能够最大化降低非效率投资.由此可见,引导中央企业实行经济增加值业绩考核,保证企业理性投资,对于当前的国企改革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