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提拔干部的大方针”看陈云的干部思想

陈云作为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为党的干部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87年1月,陈云提出：＂五湖四海,再加一个德才兼备,这是我们提拔干部的大方针＂。这一提拔干部大方针的核心是＂五湖四海＂和＂德才兼备＂。坚持＂五湖四海＂就要反对搞派系,要就地取材。坚持＂德才兼备＂,就要处理好德和才的辩证关系,以德为主。陈云提拔干部大方针的提出有着特定背景,他非常重视在实践中为提拔干部提供相应的制度前提。陈云提出的提拔干部大方针影响深远,对此后党的干部方针和战略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胡锦涛执政党伦理思想探析

胡锦涛执政党伦理思想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彰显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伦理内涵,强调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伦理,倡导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服务人民的工作伦理,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党的干部选拔标准,指出要从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抓起,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培育党员干部自觉增强执政主体的道德责任感。     

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从政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

加强从政道德建设,是传承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客观要求,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内在需要,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文章从新时期从政道德的涵义及加强从政道德建设意义入手,通过对当前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的环境分析,基于＂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维度提出了从政道德建设的对策性建议。     

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和选人用人标准

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全党必须“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按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选拔干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军领导和各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都把发现、使用、培养、吸引、留住人才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知人善任，适才适用选人用人，注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和选人用人标准。     

干部制度的伦理价值取向及其构建

干部制度的伦理价值取向研究是新形势下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的重要课题。干部制度伦理价值取向有着丰富的时代内涵。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的目标要求,建设符合"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人的本质和人性"思想为指导,确立干部制度伦理价值取向的总体原则;以"制度伦理价值的引领和教化作用"为逻辑,建立和完善干部思想道德素质提升的支撑体系;以"制度伦理价值的约束与惩戒作用"为核心,建立防止"好人变成坏人"的监督与惩治体系。     

论“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原则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在干部选拔中贯彻"以德为先",就必须在党员干部的道德培养途径、道德修养、道德考核标准和道德监督等方面有所重视和提高。     

为官德为先

人品官德．历来是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的这一要求。既是各级组织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标准．也为领导干部加强人品官德修养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坚持用“五德”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按党的要求为官、以德修身、按群众期盼千事。应是为“官”从政的基本行为准则。     

论邓小平选用干部的思想

邓小平选用干部的思想一直是我国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 ,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 ,改变论资排辈现象是选用干部的首要条件 ;其次 ,准确把握、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是选用干部的关键 ;再次 ,坚持群众路线是选用干部的基础 ;最后 ,不间断地培养是选用干部的重要环节。     

百行德为首，德为官之魂——浅谈干部选拔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干部的选拔任用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兴衰成败。本文针对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新时期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做了一些分析和思考，并提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必须正确处理好德与才的关系，必须在干部队伍中形成老实人受尊敬、受重用的良好导向。     

青年领导用人应遵循的标准和原则

作为当代青年中的精英,青年领导在用人上的能力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成败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青年领导干部必须掌握科学的选用人才的标准和原则,才能在新形势下成为一名合格的领导者.文章从青年领导用人的内涵和效用入手,提出了青年领导所应遵循的德才兼备,以德为选;量才适用,因事用人;任人唯贤,不拘一格三个标准和重视人才、用人不疑、合理组合、注重实绩考核四个原则.     

翻译“现代性”：瞿秋白思想探索

瞿秋白从自己的政治计划和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提出了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一些看法。他的翻译思想受到了历史及其政治哲学理论背景的影响：首先，他从历史和时间的角度，认为他的中国位置和西方“现代性”之间有历史性的文化差异；其次，他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语言异质性的表述与批评动摇了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翻译的稳固关系；最后，他试图在理论上解决翻译所产生的差异问题。对瞿秋白来说，翻译成一个正在形成的、口头的、不保留过去语言踪迹的中国的普通话，才可以消灭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     

从天人关系看老子对荀子“礼义”思想的影响

战国晚期诸子关注政治权力的运用,从理论上探讨国家统治的模式。荀子提出＂天人相分＂的命题,认为社会秩序独立于自然秩序,但又离不开自然秩序。在这个基础上,荀子的＂礼义＂秩序确立了君主支配社会的地位,并把这种君主权力道德化。     

论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粮食法治思想

粮食法治建设对于苏俄政权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实行粮食税是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任务的前提,粮食法治建设是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关键环节.列宁主张,粮食法治建设需通过国家机关进行,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粮食税的征收“免不了要采取强制手段”,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增加粮食生产.与余粮收集制相比,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粮食法治思想也取得了预期的良好效果.二者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有关农民余粮处理权的制度设计不同,有关强制手段使用方式的制度设计不同,有关征粮专门队伍的制度设计不同,有关粮食分配与消费的制度设计不同.     

“大、小传统”之间:论郭璞《山海经图赞》的天人感应思想

从远古到晋代,天人感应思想经历了大、小传统的数次变迁。在《汉书·艺文志》中,《山海经》被列入数术略形法类。郭璞《山海经图赞》的天人感应思想表现为基本模式与特殊模式,理论基石是气论、神论、天论以及三者的杂糅。《山海经图赞》掺杂了一些玄学思想,说明郭璞并非不懂玄学。他之所以放弃"大传统"而选择"小传统",与其学术传承和政治理想有关。郭璞继承了汉代方士化儒者的传统。他虽有避世思想,但仍积极投身于政治之中,目的是为了以"天"为限制因素,恳求帝王减轻刑狱、勤政爱民。他以"兼济天下"为己任,通过占卜敦促温峤、庾亮等人兴兵讨逆,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马克思主义“三化”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重要举措之一,同时也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提供了发展机遇。面临思想文化多样化、学习阅读快餐化、学习追逐功利化等诸多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在教学内容上重点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教学;在教育对象上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特点的研究,增强教学针对性;在教学主体上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在教学手段上善于应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这既是在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有益探索。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的困境与出路

近些年来中国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不但在理论上陷于困境,在实践方面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难以付诸实践的原因主要有：政治意愿缺乏、现实需要不强、岛屿主权争议、争议海域（海区）模糊以及外部势力干扰等。今后中国政府在解决与周边国家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时,一方面仍然要倡导＂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并争取在实践方面有所突破;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利用其他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准备。     

略论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换

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换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一般哲学指导、基本理论体系以及主要规范和方法的整体性变革。已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社会哲学范式”和“人学范式”各有利弊,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换应该是一种辩证的转换。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出发,实现由片面强调社会价值向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同时并重的转变;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出发,实现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变;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出发,实现由政治目的向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目的的转变。     

“距离悖论”在我国水土不服的根源探析

政府信任与政府合法性紧密相连,是执政的社会资本,任何一个善治政府都必须重视政府信任建设。当前公民对政府信任的强弱与政府层级的高低形成正比,这无不与自上而下的官员选拔制度、官本位的政绩考核制度、距离远近对判断的影响,以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走样有关。建立高信任的政府就要从选拔政治向选举政治转型,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大人民满意度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完善政绩考核指标;严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走样,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提高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识,消除距离远近对判断产生的影响。     

中国政治宪法学理论溯源初探

中国政治宪法学是中国宪法学的一个理论流派,它的特点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研究宪法。中国政治宪法学的提出表面上看是因为宪法规范有效性不足,背后实质隐藏着某种"事实"与"价值"之争。在中国政治宪法学理论的建构中,国外的"宪法政治"与"政治法学"两大理论已经成为其主要依托的理论资源。因此,对中国政治宪法学进行理论上的溯源,不仅能加深我们对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理解,也使我们认识到它所具有的价值。     

马克思自由观的二重性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立足实践唯物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对自由的二重性做出了辩证的阐释,使得理想性与现实性、整体性与建构性统一起来。马克思通过批判地考察自由主义自由观存在的缺陷及其造成的社会问题,科学论证自由人联合体才能使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为此,必须进行一场以人类解放为旨归的革命实践活动来实现这种自由共同体。当前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应该以此为价值取向,在推进中国“本土化”的自由与民主进程中,实现“大同世界”,这乃是中国人所期望和欲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