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承志小说的象征意蕴

从张承志早期的代表作中，具体分析了张承志小说的基本特征——象征，从中暗示了无始无终的宏阔深邃的概念。小说表达了作家对民族的尊敬，对人民的挚爱，对自己的未来永无止境的探求和进取。从他的小说中感受到了同一：自然和精神的同一，形象和内蕴的同一，艺术和观念的同一。     

鲁迅与张承志

张承志是当代明确对鲁迅表示过尊崇的一位,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无论是从张承志的小说创作还是散文随笔中都能感受到鲁迅的气息。张承志和鲁迅小说文本中的精神联结首先体现为“母亲情结”,但张承志对母爱的情感意识不但满足了他个人生命的需求,而且寄托着作家的个人理想;而鲁迅对母亲的主体意识更趋向一种爱与孝,认同与批判的双重精神世界。张承志由母亲而生发的“人民情愫”,体现了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但他远不如鲁迅的“立人”思想体系完整和深刻。张承志在精神层面上延续着鲁迅的决绝姿态,他“以笔为旗”,而鲁迅是“以笔为枪”。张承志是用笔来寻找文学的存在意义,鲁迅则是托命这支笔来开拓存在意义的人生。     

张承志小说的豪放派美学风格

张承志小说的英雄主义情结,张承志笔底人物超脱飘逸的精神追求、豪迈轩昂的气质品格,张承志小说流溢出的凛然正气与蔚然雄风,以及张承志所一再呼唤的清洁的精神,都可以说是中国文学豪放派美学风格的传承。张承志的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独树一帜,为我们提供了新时代豪放派美学风格的文学样本。     

论张承志的回族小说

张承志的创作历程在回族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步人文坛就以反映兄弟民族的生活而著称，之后又将目光投向自己的母族，写出了一批深刻而又反响巨大的回族题材小说。本文重点分析张承志创作后期的回族小说，主要将《心灵史》与《清史稿》进行对比，思考其中反映出的民族宗教情感、苦难中对于信仰自由的追求。     

当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以张承志为例

张承志的小说一直以来致力于民族、宗教、历史的发现与思考,努力确立自己的终极人文关怀.其急迫的危机感、执著的民族意识,逐渐融合到以"人"为个体的最深层的"尊严"中去.在这个"尊严"的背后,各种中西方的情结交织、意识纵横、自由想像,以及自我低吟,都是构成张承志小说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的部分.张承志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已经超越个体而达到集体身份,这可以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加以体察,也涉及宗教与信仰问题.在其创作阶段中可以清晰地找寻到一切有关"战斗、征服、家园、族裔"的文本世界的价值指向,这包括许多零散的甚至破碎的意义.     

张承志小说的生命意识和诗性素质

张承志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诗性素质，其作品通体贯注激扬高亢的生命旋律和生命激情，表现了人类追求精神家园的执着以及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孜孜以求，同时又对病态悲观的生命形态进行积极的反拨，与此同时，张承志大胆地将诗歌的象征意蕴和浪漫激情融入到小说的描写之中，从而创造了一种新体，诗体小说，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生命意识和诗性素质，使张承志的小说充满了奇特的艺术魅力。     

张承志的异乡人情结

张承志是虔敬的回教徒,他认为回族是失去故乡、失去母语的民族。于是,他始终有一种异乡人情结。这异乡人情结在他心中根深蒂固,使他骚动不安。由异乡人情结而导致的是追寻情结和流浪情结,这情结是回族一代代遗传下来的秉性,他们世世代代流浪、迁徒、漂泊,漂泊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生命的延续。源于这个情结,张承志不可能不去追寻和流浪,他辞去了工作,远离亲人和朋友,“我独往独来地快乐地走在我的流浪路上”①。张承志觉得回族代代相传的声音在呼唤。他曾在《残月》、《西省暗杀考》中苦苦追寻那个呼唤。虽然他最初还不清楚是…     

诗意追寻中的理性倾诉——张承志小说艺术分析之一

作为本质上的理想主义者,张承志渴望为自己的生活找到某种意义,这种意义远远高于在日常生活中小有成功后体验到的那种安定感和成就感;他渴望知道自己正在走向哪里,为什么要为到达那里而苦苦地奋斗;他因此执拗地漫游在杂草丛生的精神荒原,诗意地追寻着他注定不可能拥有的那个最后的答案。诗意地追寻,使张承志跃入圣域,与俗界生活拉开了距离,于是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变得陌生起来,他因此感到无比的孤独。孤独的负载便是——倾诉。张承志的倾诉是独特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不仅有激情的诗意感发,而且更有对意义的理性思辩。而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实现理     

论张承志小说的意象建构与审美品格

张承志的小说具有强烈的倾诉性,小说文体的诗化色彩十分突出,小说作品的意象较为丰富。张承志常常以丰富的意象建构使作品充盈着浓郁的诗意和抒情性,同时也体现了其小说独特的审美品格。     

张承志新论

本文从分析张承志小说文体特征的演变入手,追寻作家从渴望理解到走向沉默的心路历程。     

中国近代神话传说研究与民族文化问题

中国近代社会关于"神话"概念的使用有着非常特殊的文化背景。我国明代就已经明确出现这个词汇,首次见于汤显祖的《虞初志》。我国近代社会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陈季同和梁启超、夏曾佑、蒋观云、刘师培、章太炎、孙毓修等学者积极关注民族命运,他们的神话传说研究结合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分别从不同方面展开论述。他们主要围绕以"三皇五帝"为重要标志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重新述说,对在不同民族中流传的洪水神话进行比较研究,而且自觉将神话研究与民族文化建设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以古史重建即"新史学"为重要内容的文化选择与表达。     

柏拉图的"厄洛斯神话"探析

在国家篇的结尾处,柏拉图讲述了一个关于厄洛斯经历的著名神话,本文称之为厄洛斯神话.这个神话在柏拉图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分析柏拉图讲述此神话的原因及意图,并分析厄洛斯神话所体现出的精神秩序及厄洛斯神话的象征意义,对于解读柏拉图哲学具有重要价值.     

从悲剧到神话：论尼采的生命意志观

通过对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的批判,尼采提出现代德国精神的复兴必须倚赖音乐-悲剧-神话三位一体的重生.在酒神音乐之中,个体直达生存之根本,这种审美现象拯救了希腊人的悲剧性的生命观,重新赋予生存以意义.尼采认为,现代德国精神的复兴同样建基于主体的存在意识与生命意志,从而在音乐精神中重返自身的民族神话,这种建构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基于历史-文化的.     

女娲原型意象与毕淑敏小说女性形象的关联性

女娲意象这一神话原型对毕淑敏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毕淑敏小说立足于女娲式的民族精神积淀和现代女性独立、自尊、坚韧的中介点,从"创世""救世"等角度广泛展开,深入开掘,从而完成理想的女性塑造。毕淑敏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品格特征与女娲意象两者之间存在着命脉相传的对位性关联,在她们身上融合了毕淑敏对生命传承、生存抗争、女性品格的深刻阐释。伴随着源远流长的女娲原型神话,毕淑敏笔下的女性形象也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     

论盐水女神的悲剧

盐水女神的悲剧在不少古籍中都有述及,但多将其视为神话。然而古籍所述神话,却往往折射曾经有过的历史真实。撰写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通过对"传说中的悲剧"、"悲剧中的主人"、"在忘却中涅槃"三个方面的论述,对该神话传说中的信息加以剖析与探讨,进而揭示其背后的历史真实,并提出自己对这出悲剧的看法。     

女性命运的变异——张爱玲与张洁的婚恋叙事

把张爱玲与张洁的婚恋小说放到一个逻辑框架里,从女性主义视野进行对照性的共时性研究,可以看出二张在对女性命运的体认和男权神话的消解中表现出女性命运的变异,以及中国女性的生命欲望、解放程度、女权状态。     

《羊的门》的家族神话与悲剧性反讽--陷落的乌托邦

本从社会心理学与神话原型批评视角，分析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羊的门》的家族神话和象征性隐喻。阐释本在结构上的家族神话原型模式，形象上由权力意志带来的心理角色置换以及终极价值指向上的悲剧性的反讽。     

中越跨境民族神话叙事及其文化功能——以“竹生人”神话母题的衍化为例

在中越跨境民族的民间文化场域中,"竹生人"神话母题发生了衍化:"竹"作为"死而复生"所依托的神圣空间,与"瓮"、"棺"等构成了一个象征系统,呈现出由人类起源——英雄诞生——英雄死而复生的演变轨迹。由此,可以追溯越南民族文化中的骆越族群的文化渊源及其精神生长,还能观照当今中越跨境民族的生存与信仰。可见,骆越文化传统的神话叙事是中越跨境民族文化传承与创生的重要文化因素。     

走下神坛的女性自我世界——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有着冷眼观世的孤高和略带神经质的艺术敏感,因此她能冷静而真实地走进女人生命深处,成为"五四"女性神话的颠覆者和解构者.她冷峻地写出了男权社会女人的生存实态,把女人的故事从天上拉回人间,向世人挖掘展示这样一群不被主流社会正视满心只想着维护自己身心利益的普通人.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塑造了"坚守传统职业的女结婚员们"、"寻找自我意识的新女性"、"不停挣扎的英雄"等形象,这些女性的生活状态不再有神的虚幻光圈.     

"糟粕"概念在张载哲学中的重要意义--兼论张载的"理一分殊"是负的"理一分殊"

张载的“道”指的是气化,这与二程的理相差很大,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观点。也正是在这一独特思想的基础上,张载提出了其负的理一分殊的体用论。张载认为,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负的理一分殊);在张载看来,一旦走出“形不形”之关节点,所形成的“天地法象”“万物形色”,都只不过是神之糟粕而已。张载进一步认为,虽然万物形色为糟粕,但它实是太虚本体的藏身之地;只要在糟粕上点睛以太虚本体,则糟粕即转化为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