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真观及其辞赋创作的文体策略

释真观是由陈入隋的高僧,也是当时著名的佛教艺术家、文学家。其辞赋创作深受佛经文学及讲经、唱导等宗教文艺形式的影响,自觉采用了对话体、讲经文的“释经名”以及唱导文中的“杂序因缘,傍引譬喻”等文体策略,刷新了当时的辞赋创作,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吴语区宣卷概说

宣卷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民间讲唱艺术,其演唱的底本称做宝卷,宣卷源于唐代寺庙中僧尼的俗讲,元代正式形成,吴语区的宣卷是明代中叶由北方传入的,清代乾隆以后有长足的发展,近现代成为吴语区流传最广的民间讲唱艺术之一。宣卷从产生起便同民间的信仰活动结合在一起,并具有明显的教化和娱乐功能。一、吴语区宣卷的渊源和发展概况宣卷源于唐代的俗讲。唐代的俗讲是佛教僧尼在寺庙中向居家二众宣扬佛法的一种讲唱艺术形式。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唐宋手写卷子中便保存了许多俗讲的底本,它们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讲经”,底本称“讲经文”,是演释佛教经典的;二是“说因缘”,底本称作“因缘”,“缘起”,或简称做“缘”,演说佛教传说故事。唐代俗讲世俗娱乐的特点已十分明显。著名的俗讲僧文淑“公为     

《药师经》真伪问题新论

《药师经》宣传东方药师如来信仰,在中土流传很广。由于其第一译来源不明,僧祐认为该经是"依经抄撰"的伪经。但在费长房、慧矩对勘梵本之后,尤其是后三译出现后,佛经目录学家均倾向于认为《药师经》为翻译佛经。现代的佛教研究者因该经中有一些中国文化因素而认为其是中土所撰之伪经,并认为后三译是《药师经》梵本回流中土后翻译而成的。这种说法固然很有新意,但忽视了佛教"抄经"与"伪经"的区别,也对当时的中印文化交流状况认识不足。其实,《药师经》有着一系列的佛经渊源,汉译《药师经》也有着梵本依据,其中的异常处均能得到很好地解释。因此,目前尚不能认定《药师经》为中土所撰之伪经。     

疑伪经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之检讨

在国际汉学领域之佛教文学研究中,学人对重要的单部疑伪经或同类型的疑伪经较为关注,故相关成果也相对突出,但对疑伪经总体性质的认识却较有欠缺。有鉴于此,有必要从宏观角度来讨论疑伪经与中国古代文学之关系。它主要表现在四大层面:一者从文学史言,疑伪经本身就是古代宗教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二者从思想史言,疑伪经是印度佛教中国化最直接的文本体现;三者从欣赏趣味言,疑伪经塑造的人物形象更符合中土民众的审美心理;四者从影响言,疑伪经既为后世作家提供了大量的文学创作素材,进而形成固定的母题,同时,又促成了某些佛教法会仪式的形成与流播。当然,中土固有的文学作品,也对疑伪经的撰作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曹植私制鱼山梵呗如何成为中国佛乐的标本

正如仓颉被认定为汉字的创造者,曹植因其帝王世胄和不世出的文艺天才和佛道修为,被佛教史家推定为中土佛教音声事业的奠基人。他们坚持相信,鱼山梵呗之所以被立为标本,是因为曹植"拟其声而制梵呗",而且"冥合西域三契七声"。这种因感佛助而极具创造性的拟仿而不是照抄,既能很好地契合中土语文与音声的特点,便于中土广大佛教徒学唱;又能遵循佛教音声以"本行之音"传达"无相之旨"的"声文两得"原则。     

佛教与南北朝赋

南北朝佛教之昌盛使赋体文学深受浸染。佛教题材或直接、或间接对赋有所渗入。就创作主体而言,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赋僧和僧赋。就创作艺术而论,佛经译传从音韵和修辞等方面丰富了赋的表现手段。     

论“未曾有经”文体及其影响

“未曾有经”是汉译佛典中最重要的叙事文体之一，它在内容上以神通故事为主，旨在通过神奇叙事来彰显佛教伦理之善，并形成了特定的文本结构。这种文本结构以及相关的故事情节或类型，曾对中土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释教的赋体书写：南北朝“释类赋”

赋与宗教有着较为紧密的关联,并常被作为传达释教思想的重要载体。现存子部、集部文献中收录的南北朝“释类赋”共有11篇,这种“文字之因缘”与南北朝时期文士和僧人的交游风气相关。为了达到阐释佛学教义的目的,僧人和文士采用了不同的书写策略。前者自觉揉合佛教讲经、唱导、论辩的艺术表现手法;后者虽在赋题、物象、场景及旨意上关涉释教,但在表现手法上更多地是“文随时变”：一将赋序与赋文相结合,二将理趣与情境相结合。作为一种新型的辞赋类型,南北朝“释类赋”对当时与后世的辞赋创作及其创作意识上的反思,影响不可轻忽,故在古代赋学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从寺院讲唱到俗讲、转变

寺院讲唱主要由经师和唱导师担任,他们互相配合,以转读和唱导为讲经化俗的手段。僧讲和尼讲对举,侧重于讲经者身份性别的差异;而僧讲和俗讲并提,则意味着讲经内容和听讲对象的差异。面对俗众的讲经,以通俗故事为讲唱主体,以劝输寺资为讲唱目的。这种俗讲源于寺院传统的唱导,俗讲僧尊为法师,俗讲在唐时因帝王的支持而发展到鼎盛。俗讲技艺由寺院走向民间,成为民间转变,终又进入宫廷,受众遍布唐五代时中土社会的各个阶层。     

关于1996年人文版《红楼梦》校勘同题的商榷（一）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以庚辰本为底本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1996年修订的《红楼梦》发行已逾百万部。它标志着百年红学的一大转折——《红楼梦》的通行本由程本变为脂本。这个转折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人文本在校勘、处理庚辰本抄胥误抄、妄改曹雪芹原著文字等问题上留有不少遗憾，尚存在着因音、形、意而误的字句，脱漏或衍出的字句，校者的误改等七个方面的失误之处。为此，笔者以为要恢复或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必须根据所有脂本（包括程甲本）作“择善而从”的校勘。     

中国佛教孝亲观初探

中国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从介绍中土佛教在孝亲问题上寻求与中土传统契合的几种方法入手，考察了中国佛教在孝亲问题上进行自身理论建设的过程，初步探讨了中土佛教孝亲观的成长进程及其理论特色。本文认为，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终于达成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这既是佛法向纲常名教靠拢糅合的产物，又是中土佛教走向注重现实的内在需要，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论九色鹿本生的图文传播

《九色鹿》是著名的佛本生故事，其在中土的图文传播有同有异。从传播内容言，二者所关注的人物形象都集中在九色鹿、国王、告密者以及国王夫人身上，但文学的传播内容，总体上较图像传播更丰富些。从传播途径言，图像传播线路较为明确，可归纳为“印度→犍罗陀→中土”，而文学传播似有断层。从传播时间之先后言，图像的叙事传播略早于文学传播，但文学传播持续时间更长，一直持续到宋元以后。无论图、文叙事，都受到了中土固有文化的影响。     

跨文化与文体之“变”的魅力

《头陀寺碑文》入萧统《文选》,佛教典籍《出三藏记集》称寺碑文“文自彼制”而“道缘成业”,亦“总入于集”,从目录学可知寺碑文兼跨僧俗两界。《头陀寺碑文》以西天佛地为参照,以中土建筑话语叙说佛教寺院与佛理,其话语跨建筑、佛教两界,由此体现了“碑文”文体其中的一类,由“主于叙事”向“主于议论”之“变”。《头陀寺碑文》以中土义理话语与文章笔法之类叙说佛理,跨中土学术与西土佛教两界。跨文化的多重话语的介入与重构,令寺碑文增添了许多魅力。     

禅与文学创作和审美中的空白意识

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曾将弹与艺术进行了比较，艺术家的世界是一个自由创造的天地，而这个自由创作的天地只有来自直接的直觉或直观，只有直接地出于事物的“如如”状态，没有受到感官和知觉障碍的如实之境。他们以无形和无声创作形态和声音，就此程度而言，禅者和艺术家并无二致。禅者即艺术家，艺术家就是禅者，因为他们都是悟道之八。禅宗是有别于中国其他佛教宗派，更与印度传入的佛教有着很大差异的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它强调其体验的超越性，追求一种超越有无、是非、得失的自由境界，这种禅宗体验的超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王个方…     

明代《楚辞》评点所取底本考

明代《楚辞》评点所取底本主要有《楚辞》旧注本与新注本两类。具体来看,则又有旧注增益本、旧注删节本、旧注融合本与新旧融合本之别。这种表现形态的多样性,主要归因于当时时代背景、学术风尚的影响,以及刊刻者价值观念、崇尚喜好的定位等。明代《楚辞》评点所取底本与评点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满足了人们不同的阅读需求。     

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初探

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作为中国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与中国传统报应观和传统“承负说”相比,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以其独特的内涵和理论特征,弥补了传统报应现理论上的局限,开启了中土劝善化俗的新思路,成为中土教化民众的主要宗教伦理工具,其扶世助化之功实不可没。     

隋唐时期的儒释交游

佛教在传入中土之后,经过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变迁、大交流,在中国文化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中华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佛教继续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利用隋唐时期佛教典籍以及前贤研究成果,讨论了以儒家文化为主要背景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和佛教的交流与互动,并臻于极致,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已经全面接受佛教,与佛教的交流也更加深入,对后世影响久远。     

论《楞严经》对《老子》诠释的影响

从南北朝起,佛教思想就提供了一个理解《老子》的新视野。晋唐时期,《老子》诠释主要受到般若中观学的影响。宋代以后,《楞严经》深受僧人、文人、道士喜爱,并深刻地影响了宋明时期的《老子》诠释。第一,佛教界依据《楞严经》如来藏缘起说来解说《老子》的宇宙论思想;第二,因缘与自然的冲突是隋唐佛道争论的焦点问题,宋代文人立足于《楞严经》"本非因缘,非自然性"的说法,来定位《老子》的自然思想;第三,当心性论成为学术思想的核心主题时,《楞严经》的心性思想、修行论深刻地影响到了苏辙、白玉蟾等人的《老子》诠释。《楞严经》与《老子》的互动,是宋明时期佛老关系的重要方面。     

关于1996年人文版《红楼梦》 校勘问题的商榷(一)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以庚辰本为底本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1996年修订的<红楼梦>发行已逾百万部.它标志着百年红学的一大转折--<红楼梦>的通行本由程本变为脂本.这个转折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人文本在校勘、处理庚辰本抄胥误抄、妄改曹雪芹原著文字等问题上留有不少遗憾.尚存在着因音、形、意而误的字句,脱漏或衍出的字句,校者的误改等七个方面的失误之处.为此,笔者以为要恢复或接近营雪芹原著的面貌,必须根据所有脂本(包括程甲本)作"择善而从"的校勘.     

南北朝造像记与羌族宗教信仰

南北朝时期,随着羌人的大量内迁,受到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影响,其宗教信仰出现适应性的调整,开始接受道教、佛教。这个时期留下的大量造像记,为羌人这一特殊宗教现象提供了丰富佐证。文章拟通过这批资料,分析、归纳南北朝时期内迁羌人对道教、佛教的接受和信仰变迁。对于研究羌族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各民族大融合等,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