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师经》翻译新考

《药师经》关乎药师信仰的研究。疑经的风气兴起以来,它受到了颇多怀疑,于今益盛。《药师经》的翻译,记载本来是清楚的,但由于现存对十二卷《大灌顶经》解释的分歧,一些学者以为《药师经》是中土伪造的。《大灌顶经》前九卷甚至整个十二卷具有很明显的道教特性,费长房将其著录为帛尸梨蜜多罗翻译,有怀疑空间;将作为依据的《杂录》称之为子虚乌有,甚至说是费长房的伪造,都是过度怀疑的结果,需要重新审视。20世纪初,斯坦因在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地区发现的一批梵文佛经中就有药师经典。假定吉尔吉特地区发现的《药师经》真的是慧简所造本的"回译",时间的衔接太过紧密,不合当时印度文化传入中土有相当长的时滞的现实,而且这个时候正是中土僧人"西行取经"的热情迸发期,"回译"说更令人难于置信。澄清《药师经》的翻译问题,对中国佛教史、文化研究殊为必要。     

婆罗门教、佛教“有无之辨”的交集——《五百梵志经》初探

《五百梵志经》最早为道安所记录,并被认为是一部失译经典。后代经录则多将其认为是中国人所撰的伪经。本文根据日本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本,认为此经是一部翻译经典,其核心思想源自婆罗门教的古奥义书。在东晋时期由于本经中独特的从无生有的思想,它还曾被本无异宗的代表人物竺法深引为经据。此后本经还被改写作为《百喻经》的序分。改造者似乎受到了佛道论争中关于道和自然关系问题的辩论的影响,而对此经作了一些改动,由此显示佛教对道教的优位性。由此大致可推断这一改编过程可能发生在初唐或此后不久的时期。     

日本古写经与《大灌顶经》研究

《大灌顶经》是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撰述的经典,亦即所谓疑伪经.日本古写经中的《清净法行经》和《毗罗三昧经》为《大灌顶经》的证伪提供了新的证据.而兴圣寺写经《大灌顶经》卷一前之所以抄《灌顶度星招魂断绝复连经》(《度星经》),是出于与《大灌顶经》佛教仪式互补的需要.     

试论佛教传入与中土词汇之关系——以《修行本起经》为例

以《修行本起经》为例,从三个方面揭示了东汉佛经中大量的新词新义与中土词汇之间的关系,指出佛教的传人导致中土词汇新词新义的大量产生,同时也加速了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进程。     

《仁王般若经》的汉译及其“疑伪”之争

《仁王般若经》"疑伪"的说法,其来有自。在梁代此经已经有来历莫辨的困境。但是,应该充分注意的是,此处所言为"疑经"而非"伪经"。从僧祐将之编入"失译录"来看,关于此经当时最为苦恼的是不知译者。隋法经在《众经目录》中将《仁王经》列入"疑惑录",法经看到的《经录》记载《仁王经》二卷为"竺法护译";法经看到的实物《仁王般若经》在经首又有"罗什撰集佛语"的题名。《历代三宝纪》根据新的资料作了记载,肯定了此前《仁王经》有三次翻译。费长房的记载得到后世经录学家的普遍认同,唐代的智昇并且直接否定了法经的说法。智昇所说的《仁王般若经》"翻译有源"就是以费长房的记载为依据的。通过对于隋唐经录关于此经的记载的分析研究,认定《仁王般若经》并非"疑伪经",竺法护、鸠摩罗什、真谛、不空等先后四次翻译《仁王般若经》是真实可靠的历史事实。     

“东方圣人”释道安

释道安,佛图澄弟子,东晋时杰出的佛教领袖,般若学六家七宗中“本无宗”的创始人。他在创建僧团并制《僧尼轨范》、组织翻译和亲译佛经、编篡佛教《众经目录》诸方面也作出划时代贡献。因此,他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杰出的学者,而且被鸠摩罗什誉为“东方圣人”。     

大理国写经中的“药师佛启请次第”研究

大理国保天八年(1136)沙门释照明写《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记述了密教佛、菩萨、金刚等数十种启请次第,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大理国密教的佛神系统。其中保存的"药师佛启请次第",受《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和义净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的影响最大。虽然该启请次第较现存唐代药师道场仪有一定差别,更重视种子字道场观,但并未形成独立的教法体系,仍然是唐代密教的延续,是汉传佛教药师佛信仰在云南的传播。     

目连故事流播研究四题

通过版本比对和梳理相关佛教伪经史料，可以确认张祜嘲笑白居易《长恨歌》的用语不是“目连变”，而是“目连经”；而《东京梦华录》所说“尊胜目连经”，实指《尊胜经》和《目连经》，其“目连经救母杂剧”之“目连经”实指《佛说目连救母经》。此外，宋元以来的禅宗语录，也是检讨目连故事传播及目连文化生成史的重要宝库，很值得深入挖掘。     

从《长短经》看我国兵书三大疑案

根据唐人赵蕤所撰《长短经》,可以发现:《素书》并不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宋人张商英伪造之书,而是古兵书《玉钤篇》;兵书称“经”最迟在唐代已开始,并非学术界通常认为的宋代;所谓“杜佑《孙子》注”并非学术界一般认为的只是抄曹操注和孟氏注而已,还抄了其他家《孙子》古注。     

《般若心经》——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之又一例证

有学者指出,大藏经中署名为鸠摩罗什译的《大明咒经》是依据鸠摩罗什所译经典及其他资料抄集的抄经,而所谓玄奘翻译的《般若心经》是中国人编撰的伪经.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可知,玄奘在赴印度前得到的《般若心经》,可能就是署名为鸠摩罗什译的《大明咒经》的早期形态.玄奘将该经带到印度,翻为梵文,即其后流传的《梵语心经》的最初流传本.玄奘回国后又把《梵语心经》译为汉文,即现在大家习知的《般若心经》.现存《梵语心经》写本中,尚有经不空润色者.此外,印度僧人又在玄奘本《梵语心经》的基础上编辑成的三分具足的《般若心经》,该经回流中国,先后为法月(先后两译)、般若共利言、法成、施护等人译为汉文.《般若心经》是“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的又一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