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污染转移的法律规制

随着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实施污染转移的现象日渐突出.跨国公司实施污染转移的操作空间、途径及可能产生的危害.加强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和建立国际法管制方面来控制跨国公司的污染转移,促使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享受国民待遇的同时,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以全球环境保护的战略眼光,在发展中国家采用更高的环境标准,共同保护东道国乃至世界环境.     

论我国城乡污染转移的法律规制

在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有加速趋势,这直接威胁着和谐社会的建设。通过对当前城乡污染转移下的农村污染现状及其危害的阐述,剖析当前法律在抑制城乡污染转移上的不足,对外国环境污染转移现行的法律制度进行分析,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主要包括转变以城市为中心的立法观念,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农村环境执法。     

我国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若干问题的再思考——以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为例

近些年,我国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广西龙江严重的镉污染事件表明,重金属污染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损失和环境污染,它所留下的诸如公众权益如何维护、企业治污内驱力如何调动、政府环境管理责任如何加强、生态环境损害如何补偿等问题值得人们深入思考。要解决我国重金属污染问题,一要立足国情,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积极探索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技术与方法,不断创新管理机制,以有效应对现实中的重金属污染损害评估问题,更好地维护公众的环境权益;二要积极修改完善我国环境立法,从根本上纠正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悖论,调动企业防治污染的内驱力;三要在立法中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污染防治监管的法律责任,强化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意识,避免再现铬污染事件频发所呈现出来的非科学发展之痛;四要尝试在我国加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在存在潜在环境事故风险的企业中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积极尝试实行符合市场规律、切合环保需求、体现社会公正的环境损害补偿性措施。     

环境损害责任与全球环境法的兴起

全球环境法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环境法律移植和创新的深入发展而得以产生和演进的,其中,全球环境损害责任制度堪为缩影和写照。在国内法层面,为了克服污染受害者起诉污染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制度性障碍,一些国家采取了放宽因果关系证明要求和转移举证责任等多种因应措施。然而,在国际层面,对于针对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的环境侵权行为的诉讼,美国法院往往以不方便美国法院原则、适用《外国人侵权法》在美国起诉须以被告违反国际法为条件、非居民外国人不具备审慎起诉资格等为由而拒不受理,致使环境受害者在美国的诉讼阻力重重。作为应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其中,最典型的立法对策是,规定一旦案件在国外起诉,国内法院便自动丧失管辖权;在原告所在国起诉的,允许以被告所在国的法律来计算污染损害赔偿额,等等。因而,一国对外国原告提起的环境诉讼的接受和承认外国判决之互惠条件准则的出台,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今后跨国环境私人诉讼将不断推动全球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发展,而不断革新的全球环境损害责任制度也将成为全球环境法新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构建

我国目前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领域的立法供给严重不足,仅有一些零散的规定,且多是针对农业土壤污染防治的宣言式条款,对工业、城市层面重视不足,因而有必要首先从立法上予以完善.基于现状并参考国外做法,我国宜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以预防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和环境民主原则为指导,重点规定土壤污染的治理和修复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促进公众参与,并辅以相应的配套立法,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福祉的立法目标.     

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完善研究

化学品污染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而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尚为空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供给不足。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对气候变化兼具减缓性和适应性,需要在生态整体主义理念指导下,对化学品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性立法,确立保障生态安全、人体健康的立法目的。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需着重强调预防原则与全面管理原则;完善化学品计划与规划制度,调整化学品产业结构,发展绿色化学;统一化学品毒性鉴定管理,以"最佳适用技术"为原则严格化学品环境标准制度;完善化学品登记制度,建立化学品信息系统数据库;完善化学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增加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评价。     

我国自贸区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与制度创新

在建构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纠纷解决机制过程中,结合美国在涉对外贸易区立法、涉自由贸易案件管辖权以及完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从国内法与国际法逐步实现制度衔接以及国内自贸区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协调与竞争两个层面加以探讨,以期为我国自贸区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和制度创新提供借鉴。     

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加强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

环境治理需要加强公众的参与。在我国,加强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不仅是实现环境民主、纠正环境治理政府失灵现象的要求,也是促进环境网络治理、改变我国公众参与不足现状的需要。加强我国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的路径可以从四方面着手：完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律制度;加强环境信息的公开;大力发展环境非政府组织;加大对公众环境宣传教育的力度。     

加强我国船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对策研究

我国船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存在法律需进一步落实、管理机构混乱和执法能力有限等弊端,导致我国船源污染海洋防治形势严峻.针对我国船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新近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可以从立法和管理等层面对新时期我国船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做进一步完善.     

中国环境法制建设对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的影响

本文回顾了我国30年来环境与资源法制建设的历程,从通过法律确立市场信心和直接引导资金进入环保领域等两个方面分析了环境与资源法制建设对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发展的影响,并指出了当前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在引导环保投资、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方面的不足及其根源。在此基础上,从立法目标、立法框架、法律制度和法律实施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了今后我国环保立法的目标与方向。     

我国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分析——兼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的相关规定

《环境保护法》修订案首次明确将公众参与确认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原则之一并确认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一项程序性权利。然而,《环境保护法》修订案并未就公众参与制度作出框架性规定,而是将完善公众参与程序的义务施加给各级环保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保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鉴于我国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制度的上述立法进展,本文将结合国际公约及域外立法经验,从微观层面着手纵向分析我国在不同的环境公共决策层次上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现状。此外,本文也将横向分析我国地方法规、规章和部门规章中公众参与制度发育和形成的状况,在此基础上,厘清新法和既有法律法规所形成的公众参与法律制度框架,进而对《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涉及公众参与的条文进行评述,更加明确地识别我国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相关立法方面的进步与不足,以便在“查漏”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进行“补缺”。     

环境法治与环境污染水平——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例证分析

我国自1973年颁布《关于保护和完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环境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业已成为推进我国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举措，那么，环保法治能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吗？文章探究了环境法治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分析了地方环境立法影响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7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法治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检验了产业升级是环境立法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机制，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分区域层面的实证检验、动态效应检验验证了文章的研究假设，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地方环境立法显著抑制了环境污染，且通过滞后效应的检验结果也表明地方环境立法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意味着地方环境立法的减排效果具有长效机制；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分区域的检验结果也验证了环境立法抑制环境污染的结论，与长江经济带全样本检验结果一致，表明地方环境立法抑制环境污染的效果较为稳健，且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重新对研究样本进行匹配得到的检验结果也支持了地方环境立法的治污效果；进一步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立法通过产业升级抑制了环境污染水平，即产业升级是地方环境立法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机制，意味着通过地方环境立法激励企业创新，进而促进产业升级，对环境污染产生了抑制作用。因此，文章最后从全面推动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健全地方环境立法体系建设、扩大环保领域转移支付力度、保证治理污染资金充足、增加环境保护考核标准、防止出现"运动式"治理模式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了环境立法对环境污染的机理，并通过实证进行了一系列检验，通过传导机制检验验证了环境立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丰富了市级层面环境污染的治理效应研究，有利于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提供有益借鉴。     

全球治理中气候环境资源面临的“公地悲剧”——基于国际法视角的对策分析

在全球治理深入开展的背景下，全球公域问题正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气候环境资源作为全球公域的一部分，也正面临着严重的“公地悲剧”。全球气候环境资源开发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缺失和国际社会主体责任与实践的不规范，导致气候变暖、碳排放量超标等一系列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安全的环境问题频发。全球公域问题作为全球治理的一部分，也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其中。在当前以国际法为规则秩序的国际框架下，可以从国际法制度规范层面、责任划分层面、主体实践层面进一步丰富完善国际法体系，为各国有效参与全球气候环境治理，提供多边协作平台和行为规范准则，同时也要正视国际法在解决全球气候环境资源所面临的“公地悲剧”问题中的成效有限性。     

国外污染转移的法律规制及其启示

污染转移是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应对污染转移,法律规制是关键。从国际环境规制上看,贸易制裁措施有利于消除污染转移的经济刺激,污染转移受害者的权利保障日益发展,国际社会正致力于解决环境标准差异矛盾。国外主要发达国家也都制定了比较完备的污染转移法律制度：美国强调以权利制约污染转移;欧盟和日本注重严罚污染转移者,并积极运用环保经济措施。我国应借鉴国外污染转移法律规制的成功经验,健全法律和环境标准,合理采取环保经济措施,充分保护弱势地区。     

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比较研究——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

污染产业的有序转移关系到落后产能的淘汰和环保技术的创新.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费用型、投资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类,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作用机理,在实证层面上运用SAC模型从空间视角对2004-2014年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影响差异显著,就影响方向来看,治污投资总体、城镇环境基础建设和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提高能够吸引更多污染产业投资;就影响机制来看,费用型规制、治污投资总体、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而费用型规制、治污投资总体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则表现出显著的负集聚效应.因此,应根据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阶段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当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农村居民参与环境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产业和污染排放行业梯度转移使农村出现严峻的环境问题。无论是从环境资产属性及其区域性公共产品特性视角,还是从农村居民要素剩余索取权和请求权视阈,农村居民都是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主体。当前农村居民不仅环保参与度和环保参与层次低,而且面对复杂的环境污染案件,环境维权能力弱,相对于排污者和城市居民处于双重弱势地位。要促进农村居民参与环境保护,应搞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加强环保立法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推进政府治理方式转变,赋予公民环境自主权,大力推行"征补共治",稳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强化农村居民的社区角色。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国际法规制研究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伴随着人类的生产活动而产生,对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危害巨大。因此国际社会通过《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三大公约对POPs进行国际法规制,规定各缔约方应减排POPs,控制危险污染物的越境转移,对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虽然POPs被纳入公约规制范围,但在有关污染物减排的国际法规则中,减排资金制度、污染监测制度、援助合作制度等方面的建构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对此进行研究并提出可行性的建议可以推动POPs国际法制度的完善,切实推进POPs的减排进程,保护环境和人类的健康。     

环境规制视角下污染产业转移的实证研究

采用我国1991—2009年的年度数据,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分析,对环境规制、污染产业转移及国内工业企业生产与我国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污染产业转移与我国的环境污染具有长期唯一的协整关系和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严格来说,我国的环境污染是由污染产业转移和国内工业企业生产造成的;但是整体来说,污染产业转移并不是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其数量的增加反而有利于我国环境条件的改善;相比之下,国内工业企业生产给环境带来的污染更为严重。     

我国环保社会组织的生态治理功能定位

近年来,我国环保社会组织数量逐渐增多,但相对于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力量仍显不足。原因在于国家和社会对于环保社会组织的生态治理功能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为此,在理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角色、功能定位的基础上,立足于现有的实践经验,从思想层面、实践层面、制度层面分析了环保社会组织在环境保护的宣传与教育、倡导绿色消费理念、参与环保的监督与制衡、化解矛盾与冲突、促进国家的立法与建制、推动落后地区的脱贫与治理等六个方面的功能,以期提高国家、社会与民众对环保社会组织发展与壮大的认同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