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北地区义和团运动综述

鲁西北地区义和团运动综述卢庆洪，顾桂芳义和团运动倡始于鲁西北，它对山东乃至于全国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与高涨，均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现就鲁西北地区教会势力的发展与义和团运动的斗争历程作一探讨．（一）鲁西北自元朝大运河纵贯之后，即成为一通衢大道和世人皆知的繁...     

清政府的政策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清政府基于对它的认识,对之采取了消极限制的政策,其表现是“会匪区别”、“惩首解从”、“改拳为团”等。在同帝国主义列强矛盾尖锐的情势下,清政府出于对义和团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恐惧,对义和团的方针一直在武力镇压和“以民制夷”之间摇摆,这从客观上对义和团运动的壮大产生了重要影响。     

直东时期义和团众在乡间的演拳活动

传统武术的表演具有日常实用性。大刀会和神拳是义和团的前身,大刀会和神拳起事的地点是直东地区的乡村。大刀会、神拳经常利用请看武戏聚集民众,夸耀武力。直东地区的乡村市场兼有群体性娱乐活动,为游浪武士汇聚提供了场所。晚清的村落庙宇具有团聚同族民众共同祭拜尚武先祖的功能。村落庙宇既有神圣祭祀功能,亦是乡民演示武艺的场域,教民建堂与团众建庙便形成矛盾,而教堂与庙宇的地基就成为义和团和教民冲突的空间性焦点。以乡村演拳和观看武戏为主体性功能的建筑空间构成了大刀会和神拳武力抗教的特殊场所,传统武术显示其具有巫术意味的实用性的同时,也展示出其独特的风俗学的生命力。     

义和团运动后期的直隶地方官

在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发展过程中，直隶地方官的态度和决策，成为影响义和团运动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义和团运动后期，直隶地方官秉承清廷改抚为剿的政策，对义和团进行了镇压。与此同时，他们自身的境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拟对义和团运动后期的直隶地方官进行较为系统的勾勒，希望以此促进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进一步了解和研究。     

论19世纪末鲁西南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动

在19世纪末内忧外患的社会形势下,鲁西南传统的地方权力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大刀会势力在乡土社会的崛起;教会势力在乡土社会的确立。但大刀会在乡土社会中的崛起还只是传统的地方权力结构内在变化的一种形式而已,仍没有超出传统社会地方权力结构变动的范围。而以强权和不平等条约为保护伞的外来教会势力的入侵才彻底打破了整个鲁西南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动。     

义和团运动兴起发展时期的直隶地方官

本文分三部分论述：一是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多数直隶地方官采取调解、弹压解散的敷衍姑息政策；二是义和团运动发展时期，直隶地方官表现各异：总督裕禄剿抚两难，藩、臬两司从抵牾到对立；道、府、州县官则各行其是，表现为无政府状态。三是分析直隶各级地方官对义和团运动所采取的政策和态度各不相同的原因     

唐朝开明民族政策述略

唐朝民族政策以“怀柔”为主，体现了开明进步的特点，特别表现在对少数民族的宽容态度和经济、文化、法制政策等方面。     

那拉氏集团与义和团运动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失败而告终,没有能够挽救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瓜分危机。此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继续上升,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日益发展壮大。与此同时,集结于那拉氏周围的封建顽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深,并在“废立”问题上激化起来。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危机下的产物,但它毕竟发生发展于清政府直接统治下的中国社会,那拉氏政府的政策必然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剖析清政府的政策,也是我们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认为,那拉氏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政策大致可以分为纵容、利用和叛卖三个阶段。     

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四次革命运动

全面分析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四大政治运动的态度。探讨西方传教士除了对义和团运动采取敌视态度之外，对其它三大革命运动基本上都表示支持的原因。揭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互动发展，进而从异质文化的碰撞、选择、融合的角度来评判西方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毓贤与山东义和团

义和团兴盛之际,毓贤曾先后任山东、山西巡抚。当时,在清朝的封疆大吏中,他力主排外,自诩为义和团“魁首”,为中外瞩目,名噪一时。1899年3月至12月(光绪二十五年二月至十一月),毓贤在山东巡抚任内,正是山东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的高涨时期。据有关史籍记称,这时期他“护大刀会尤至”,“容纵”义和拳,因而“酿成巨祸”,“尤为各国所切齿”。因此,义和团失败后,毓贤遭到了严厉处罚。清王朝在1901年2月13日发布的“上谕”中宣称:“已革巡抚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     

明代王府文官迁转制度

明代王府文官之设为例行辅导宗藩之外，又为中央政府削弱藩王力量之目的而得以加强与完善。在此目的得以达成之后，王官的政治地位便接踵衰落，具体表现为其迁转的困难。针对王官在其体系内部的迁转，朝廷先后设置了官员出身、任职时长、藩王奏保和抚按荐举等三项标准，限制大部分官员升迁至内部序列的顶点。同时，吏部又以不考绩，从而不能迁转的方式限制王官向外迁转。明后期出现允许王官外迁的制度，但因为该类官僚的劣质化，终究在实践中没有开放其外迁。明代王府文官迁转制度最终发展为限制该类官僚迁转的制度，其合理性在于帮助明末吏部解决过频、过多的官僚人事流动。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角色

宋代"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使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从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入仕参政的积极性,强化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角色意识。然而由于宋代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冗官闲官增多,加之有宋一代反复起落的党争,所以在宋代,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大夫并不多,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为政的同时,又对学术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许多人是亦政亦文亦学术,人生实践与社会角色呈现出多维的态势。宋代之所以能成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繁盛时代,与宋代士大夫这种多维的社会角色是密不可分的。     

清朝道咸时期盛京地区的官风和民风

清朝嘉庆年间,盛京地区官风已开始败坏。至道光、咸丰时期,官吏贪婪不法呈常态化趋势,为追求财富而不择手段。在官风带动、清政府统治能力下降、封禁政策受到强烈冲击及社会矛盾激化等多重作用下,盛京地区民风日益下移,主要表现在赌博风行,鸦片烟毒开始蔓延;社会治安恶化,盗窃、抢劫普遍,暴力案件频发;地方黑恶势力称霸一方。官风堕落,加剧了吏治腐败,导致同治年间大规模反清武装的兴起,也促使清政府于光绪初年推行改革。民风下移,与游民的流入不无关系,大规模反清武装失败后,游民群体反而壮大,民风随之继续恶化。清末胡匪、马贼猖獗难治,即反映出道咸时期民风下移的影响。     

宋代毕氏家族论略——以世系、仕宦与婚姻为中心

宋代郑州管城毕氏家族是宋代诸多家族中的一支,自毕士安而下六代,以科举起家,以恩荫久宦,以婚姻维系,具有宋代世家大族"世宦"、"世婚"的特征和兴衰的一般模式,但也有其世显以材、不蓄家产、科举稀疏、高官不多的个性特征.     

官员暴力犯罪问题初探

官员暴力犯罪正呈现上升趋势，具有官商或官黑结合、手段残忍、计划周密、影响恶劣等特点，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形象。其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错误权力暴力观、人权意识缺失、唯我独尊的自大狂心态、权力监督机制运行上的失控、腐败现象的蔓延、官员自身素质的低下、干部升迁体制的缺陷、黑恶对权力系统的渗透等多方面的社会基础与体制成因。应通过完善权力监督、腐败防范、科学考察及任用官员、政治公平竞争、官员暴力犯罪从重处罚等长效机制，改革政治体制，净化政治生态环境，有效遏止该现象的蔓延。     

试论唐中后期法制的废弛——以"宫市"为视角

唐中后期,法制逐渐废弛,"宫市"的产生、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其表现有三:首先,大量使职(包括宫市使)的设立使相关国家机构虚置,使职又难于监督,因此,破坏了原有官制。其次,宦官在宫市活动中,假借君主制敕、违反市场管理制度及交易规范、挟势乞索,公然违反法律,却没有受到应有制裁,使相关法律成为空文。最后,君主制敕地位不断提高,干扰了法律的施行;且常常代替律文,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居延汉简所见“助吏”

就现有材料而言,汉简所见"助吏"一般为下级的基层官吏,其担任的职务有燧长、府佐、置佐、令史等。在担任职务时,助吏的身份一般要注明,其格式则为"助+职务名"。这种为吏方式和我们通常了解的"守"行"假"等不同。分析相关文字记录,可以加深我们对汉代边地状况和汉代为吏的具体形式的认识。     

巫：天使在人间——关于先秦诸子的发生学思考

巫是古代最古老的文化传播者,是古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一开始就占据人类社会的中心地位,在人类开始思考的时候,便走在别人的前面,走上历史的舞台,并引导人们去思考。他们是最早的哲学家,是“人类的父母官”。他们必然成为最初的权力中心和文化知识母体。中国古代所谓“王官之学”就出自于他们的思考成果。随着世俗权力逐渐向王权集中,原来巫手中的权力逐渐被剥离,原来与王保持紧密联系的巫逐渐与世俗权力隔开了一定的距离,变成王官之外的社会公共事务的技术工作者。因此从发生学角度看,“先秦诸子出于王官”说毋宁说是出于巫术,王官之学是巫术文化的高级阶段。     

北宋西北蕃官略论

北宋西北蕃官制度是汉唐羁縻制度在蕃部地区的应用。宋初，西北地区就有蕃官出现，蕃官的分布呈现出随宋夏斗争区域的转移而变迁的时空分布特点。伴随着宋夏关系的发展，蕃官制度逐渐完善。北宋西北蕃官制度是宋夏矛盾的产物，是北宋“以夷制夷”政策的组成部分，又是北宋西北地区民族融合的产物，北宋社会淡化处理蕃部民族特征的态度也是蕃官队伍不断扩大及蕃官制度不断完善的重要原因。     

论《月泉吟社诗》及其在遗民诗史中的地位

《月泉吟社诗》为元初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遗民诗社——"月泉吟社"所创作的作品,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社总集"。其作者大都为故宋遗民,由于处于特殊的时代,他们的诗歌创作不敢直言心声,只能以隐晦曲折的方式流露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结。他们借歌颂田园风光以抒发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通过对忠臣义士的追慕和对现实的关注揭露,以表明自己不为元廷的官爵利禄所诱惑的孤介情操,表现自己隐逸抗节的志向,从而使文本内容具有深远的思想价值和审美意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