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标准化实施中农户行为实证分析——基于茶农采标行为的研究

农业标准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调查354个茶农，分析小农户作为理性生产者在农业标准化实施中采标行为的决策依据与获知途径；并通过实证模型，分析小农户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农户信息技术行为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439份调研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系统分析了农户对信息技术的主观认知、态度及行为选择,研究表明:农户对使用信息网络的认知强度从高到低依次是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价值理性,同时,农户使用计算机、手机信息网络的认知、态度、主观规范对其行为意向具有直接影响,这充分反映出信息技术的使用在提升传统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的重要作用。     

农户家庭长期投资行为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农户的农业投资行为,特别是农户对农业的长期投资行为对实现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繁荣农村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外,农户投资行为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学派:组织和生产学派与理性小农学派,前者的核心观点是“自给小农”,而后者却认为农民是有经济理性的。在理性小农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对农户长期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由于研究的角度和包含的因素、使用的研究材料等不同,得出的结论往往不一致。因此,要深入研究我国农户长期投资行为,必须结合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将农户分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农地市场不完备等情况引入研究范畴并进行深入研究。     

种粮大户规模生产行为认知及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TPB理论和黑龙江省460户微观调查数据

基于TPB理论和黑龙江省13个市、2个农垦分局共460户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种粮大户资源禀赋对规模生产行为认知的影响,并利用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规模生产行为意愿的内生性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种粮大户资源禀赋对行为态度理性认知影响较大,由＂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转变;资源禀赋对主观规范认知影响较大,促使种粮大户家庭决策模式由＂男主外,女主内＂向＂男女共商＂转变;资源禀赋对感知行为控制认知影响较小,表现出经营规模与感知行为控制认知强度呈现＂∩＂型效应趋势;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对行为意愿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088、0.258和0.235,有显著正向影响。     

中国特色小农振兴道路：战略方向、路径选择与政策保障

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实际上是小农的振兴道路,小农振兴道路的关键是统筹推进小农户有序退出、小农户有效成长和小农户有机衔接三大战略方向。重点把握好小农户与大集体、小农户与大市场、小农户与大产业、小农户与大环境、小农户与大时代五大路径选择,实现小农合作化、小农订单化、小农朝阳化、小农生态化、小农信息化。同时要构建起五重政策保障体系,即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制度体系,提升小农户内在职业素养;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激发小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创新农业补贴方式,增强小农户生产积极性;加强农业金融扶持,增强小农户发展的硬实力;加强对小农的保险覆盖,增强小农户生产的安全感。     

间接言语行为“合理否认性”的 博弈逻辑模型

传统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假定交际双方是合作的,而忽视了对贿赂、威胁等情境的考察。平克等人针对间接言语行为“合理否认性”建立的博弈论模型局限于静态的视角,依赖于不确定的“决策函数”,仍不能很好地揭示贿赂等情境下间接表达的意义。在弗兰克的重复最优应答模型的基础上,可以建立一个扩展的博弈逻辑模型,区分合作以及不合作的两类听话人,通过情境描述和推理求解两个步骤来揭示贿赂等情境中使用间接言语行为的合理性。扩展模型既能够描述交际的动态过程,又符合理性原则和认知规律,能够与认知科学的研究接轨。     

农村信用社惜贷现象的博弈分析

从农村信用社和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入手,构建博弈模型来分析农村信用社在向农户提供贷款时出现的4种均衡结果,即信贷市场部分成功的合并均衡、信贷市场完全成功的分开均衡、信贷市场完全失败的合并均衡以及信贷市场接近失败的混合策略均衡。分析了农村信用社在向农户贷款时惧贷、惜贷的原因,同时提出了实行市场利率,完善信用制度,引进贷款代理人制度等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信息更新的报童模型理性预期均衡分析

交易行为既是买卖双方博弈的随机过程,同时又体现了均衡的存在性和一致性。基于报童模型设计构造了信息不对称的商品交易市场,依据更新的信息属性,定义了两阶段的理性预期均衡,并分析了均衡条件下的性质,发现理性预期均衡下扩大的库存水平的收益大于非均衡条件下的收益。最后运用正态需求函数实例进行数值分析,计算信息更新产生的信息价值,验证了理性预期均衡分析报童模型的有效性。     

地方政府联动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行为分析

明晰农业面源污染的特征,指出地方政府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运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地方政府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行为进行分析,得出地方政府在个体理性支配下达到纳什均衡时,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投入总量小于整体理性支配下帕累托最优时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投入之和。为实现整体理性支配下帕累托最优,必须实现地方政府联动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本文着重分析了地方政府联动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动力、过程和保障机制。     

森林保险投保行为博弈分析

兼业农户是南方集体林区主要林业经营主体和森林保险投保主体之一,具有理性层次低、学习能力弱和模仿成功策略能力较差的特征。通过构建由较大群体组成,且群体成员之间随机配对的博弈模型,说明兼业农户之间相互模仿、学习等动态调整过程,并分析其进化稳定策略,得出结论:(1)博弈均衡的结果及博弈调整的速度不仅与博弈方的理性层次有关,还与博弈的分布方式有关。(2)所有农户都选择"投保"策略和所有农户都选择"不投保"策略均为该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各种情况可能性大小取决于森林保险制度的效率。(3)基于兼业农户特性和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任由兼业农户自主选择森林保险的制度安排将缺乏效率,需要政府的干预。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实施该战略的助推器，后者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部分地方企业不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甚至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因素。另外，农民环保意识淡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有限等因素亦不容忽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振兴，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地方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农村社区等"利益攸关者"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地方企业需强化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农民应增强治理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农村社区则应发挥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场"优势。     

幼儿道德规则认知与行为的一致性研究

幼儿道德规则认知与行为是衡量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指标。本研究选取湖州市两所幼儿园小、中、大班共180名幼儿为被试,采用故事访谈法和观察法相结合的方式对其道德规则认知与行为的一致性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年龄、性别对幼儿道德规则认知水平影响显著,年龄越大幼儿的道德规则认知水平越高,女孩道德规则的认知水平高于男孩;2.年龄、性别对幼儿道德行为影响不显著;3.在总体上,幼儿道德规则认知得分显著低于行为得分,说明两者在幼儿阶段发展水平并不一致。而且在遵守情境下,在三个年龄段上均是道德规则认知得分显著低于行为得分;在违反情境下,道德规则认知得分高于行为得分,除小班差异不显著外,中大班差异均显著;男孩、女孩在遵守情境下,道德规则认知得分显著低于行为得分;在违反情境下,道德规则认知得分显著高于行为得分。     

民间游戏教育价值研究综述

游戏是儿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儿童学习的主要方式。民间游戏是游戏的重要表现形式,对其教育价值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民间游戏的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儿童身心完满发展的促进作用方面,具体表现为民间游戏在儿童生理发展、认知发展、社会性发展、情感发展及个性发展五个方面的教育价值。不足之处体现在：有关民间游戏的理论基础不足;民间游戏对儿童精神层面影响的研究略有欠缺;民间游戏在实证研究中缺乏普适性的论证及在实际运用方面未得到有效体现。     

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策略与后果实证研究

利用陕西省安康市实地调研数据,对小流域治理地区的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后果进行了量化分析和统计描述,并分析了影响生计资本的相关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总体生计资本较低,但是在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方面较之于治理前均有所增长;打工行为、非农经营与参与治理决策对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有正面影响;生计策略多样的农户在生计资本上优于策略单一的农户;同时,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的收入多样性指数Dincome较高.根据小流域治理地区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园地制宣发展生态农业、提高自然资本的利用程度等.     

传统吏道的内涵、结构、特征及其现实启迪

吏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特殊概念,其本质是吏道观念系统对吏治实践规则的决定,是为政观念之主观见于为政实践之客观的认知与行为范式,是由一定的政治观念系统所决定的政治行为规范。传统吏道的内涵可从自然起源、历史演化与社会认同三个方面寻求依据。传统吏道包括“散点织锦”与“纵深分布”双层结构;吏道的具体运行轨迹主要有二：一是由表及里,二是由内而外。传统吏道具有四大特征：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对立统一,平民化与精英化的对立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对立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对立统一。吏道的内涵决定了吏道的结构、运行与特点,是吏道的核心。中国传统吏道对于现实社会具有启迪作用。     

精准帮扶与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贵州肇兴侗寨旅游产业帮扶的扎根分析

于贵州肇兴侗寨旅游产业帮扶的扎根分析,精准帮扶可以有效促进少数民族村寨的社会治理。对于通过旅游产业推动精准帮扶来实现社会治理的民族村寨而言,政府、农户、产业、社区、游客五个因素,任何一个因素在帮扶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导致矛盾纠纷不利于社会治理。这些问题包括：政策操作难度（政府因素）、农户自身问题（农户因素）、不同发展基础（产业因素）、管理方法不足（社区因素）、不当游览行为（游客因素）。有针对性地构建基于精准帮扶的社会治理路径,需要综合考虑转变方式、扶贫反思、全局平衡、尊重理解、治安管理五个方面。     

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发展的动力机制——基于嵌入性理论的个案研究

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关键。依据其对村庄社会的嵌入性差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分为内内生型与外生型两个基本类型。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于农村社会,与小农户有天然的社会文化关联,对小农户的带动行为源于二重动力,即一方面是谋取利润和促进发展的经济动力,另一方面是注重关系维护和文化价值的社会动力,两方面动力的整合使其带动行为兼具经济理性与社会属性。经营态势、政策支持及村庄的文化与利益关系影响两方面动力的强度、结构和稳定性。需对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精准的动力激发与政策支持,涵养其为农惠农理念,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功能。     

社会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涉及职业待遇、职业行为、文化观念、身份意识等多个层面对非农职业的适应与融入，具体包括职业待遇整合、职业行为适应、职业文化接纳和职业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因子测评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总体水平低、内部不平衡的发展特点。回归分析表明，学历低、年龄小、不在婚、务工年限短、所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的就业质量状况都比较差。而分地区进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现了更多的差异性。以上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推进相关部门以社会融入为指导思想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府际关系视角下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博弈模型的分析

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对改善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基于府际关系视角,通过构建三个博弈模型,对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从横向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共谋行为",负面的"共谋行为"会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从纵向府际关系来看,行政发包制的政策执行机制,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治锦标赛背景下,会造成政策执行的"囚徒困境";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央政府的监管举措是约束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必要条件。为此,地方政府间应增强互信与信息共享,中央政府必须创新政策执行机制、政绩考核机制、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和协调机制,建立社会监督体系,推进区域环境治理的技术创新。     

德法合治探源——从社会共同体与人性的角度切入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彼此信任、认同、团结互助,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有着凝聚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把人与人粘合在一起的,一是利益,二是情感。但是面对利益冲突,仅靠公平来维系利益之间的粘合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纽带,让个体体会到自己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所致力的是建立社会共同体。全社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凝聚社会共识,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法治和德治具有互补和互助的作用。法治是赋予法律至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而德治则是赋予道德崇高的价值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法治着重于在社会分化中确立秩序,德治则努力弥合社会分化中的感情疏远和价值裂痕,二者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里发挥出相互补充的作用。法治和德治还存在互助作用。第一,法治为德治保底。法治保障了道德的底线,也使德治有了可靠的保障。第二,德治为法治固本。通过德治可以维系和强化社会道德纽带,进一步巩固法律的道德根基。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不仅是社会共同体治理的最佳组合,同时还存在着人性的基础,而这种人性基础也能被大脑的心理机制所证实。根据现代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负责进行逻辑运算,是不带感情的理性系统,另一个是接受外界刺激直接生成情绪和情感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由于法律调整利益关系的功能,它需要依赖大脑理性系统。德治则依赖大脑情绪性系统,也进一步调整情绪性系统,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从而实现一种秩序。中国传统德治就是调整人的情绪系统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治理。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体和共同体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如同个体的大脑系统一样,有两大系统。对应个人理性系统的是国家理性系统,对应个人情绪性系统的是社会共同情感系统。在国家治理中,应当依据个体和国家的精神同构关系,把个人理性和国家理性协调一致,把个人情感和社会共同情感协调一致,实现国家层面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平衡。在个体和共同体的精神同构中,法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理性和国家理性的一致,德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情感和共同情感的一致,最终把个体精神系统和共同体的精神系统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精神同构中,国家和个人产生出精神上的交互作用,国家从个体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个体从国家那里获得了安全感、价值感以及针对外部世界的力量感。同时,德法合治有助于共同体和个体二者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产生出平衡关系,使共同体和个体的精神系统得到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