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的“和谐”道德理念

"和谐"作为一种道德理念与事物的完美状态,千百年来为人类所孜孜以求。和谐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诸层次系统所达到之良好状态。作者认为"和谐"理念在刑法中,内在地表现为刑法主要价值要素之间关系的和谐统一,而外在体现于刑法运行过程之中,并认为良善刑法必然体现并追求"和谐"之道德理念,也惟有"和谐"之刑法方能真正促进并实现社会和谐。     

新文学与新道德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持点是对道德的关注。五四时期文学的道德关注主要体现了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全盘否定；救亡时期文学弘扬了民族优良道德；新中国成立后，对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的弘扬和对社会主义道德的倡扬成为文学的主流；新时期文学的道德关注既体现为对传统道德观念的重新审视，又体现为对多元文化碰撞中现代道德的探索和建构；后新时期文学则出现了躲避崇高、道德保守主义、世纪末情绪和寻找精神家园现象。     

以中华民族精神加强崇德向善的道德建设

道德是国家发展的强大支撑,是社会文明的鲜明体现,是时代进步的衡量尺度,是民族复兴的恒久动力。要在全社会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在社会道德积极、进步、向善的主流情况下,本文对我国现阶段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关于培育民族精神对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新时期加强道德建设,就是要坚持以民族精神的主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全局;坚持以民族精神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方向;用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以民族精神的基础——和谐文化化育人心。     

“见危不救”引发的道德谴责与刑法规制——从法理学角度的探讨

近几年关于“见危不救罪”的刑法入罪讨论的非常激烈,不仅在刑法理论上,许多学者各抒己见,司法实务上也有不同的处理态度,民众也持不同观点来看待。同时,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相关提案,要求通过刑法来规制这种“不道德”的行为。笔者认为,这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在刑法层面的具体体现,本文将具体阐述之。     

试论人权的刑法保障的若干问题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对人权的确认和保障具有决定性的现实意义.就刑法保障人权的性质而言,刑法规范本身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刑法对人权的保障是消极性的,但也具有积极性的一面.就刑法保障人权的范围和内容而言,分别具有广泛性和特定性.刑法保障的人权是经过其他法律调整后所形成的法定权利,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道德意义上的人权.就刑法保障人权的对象而言,刑法不仅要保障犯罪人的人权,而且要保障全体公民的人权.     

论我国刑法中性犯罪的问题与完善

性犯罪作为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形式,在刑法中应具有重要地位。但由于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及立法技术落后等原因,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性犯罪的规定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是现有罪名规定的不合理性,主要体现为相关犯罪的犯罪对象和犯罪主体的范围过于狭窄,无法满足保护人权及惩罚犯罪的需要;其次,许多严重的性侵犯行为没有被规定为犯罪行为,从而导致法网出现严重漏洞。本文在分析我国刑法中有关性犯罪的规定情况及其造成的一些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性犯罪的刑法立法提出建议,以其对立法及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良善刑法的道德标准及其实现途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寻求一种旨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良善刑法始终是立法者和法学研究者共同的目标。通过对中西思想史的梳理和现行刑法的批判性反思，运用历史考察的方法和价值分析的方法，指出判断良善刑法的核心标准是道德价值，即良善刑法以人道为底线道德理念，以正义为核心道德理念，以和谐为最高道德理念。同时提出良善刑法的具体实现途径，良善刑法作为刑法的应然状态，必将成为中国刑事法律的终极追求。     

试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刑法所独有或刑法所重申的,对刑法立法、司法,对刑法总则、分则都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准则.是刑法的核心和精髓,体现了法律的根本精神.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有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     

制度自信在高校道德教育中的价值意蕴及实现路径

制度自信是一种理性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历程和实践过程的深刻洞见,是对我国制度优势的坚定自信与自觉坚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正当性和现实优越性。制度自信有利于深化高校道德教育改革,有益于培育大学生的制度认同心理和凝聚大学生的思想共识,有助于引导大学生从制度他律走向道德自律。要想充分挖掘制度自信在高校道德教育中的价值意蕴,将制度自信有效地运用于高校道德教育中,就应夯实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同时推进制度创新,以正义的制度引领高校道德教育;还要优化道德教育过程,将制度自信有机融入到教育教学之中;以利推进道德教育制度化,强化道德实践能力培养。     

先进文化视野下的伦理观解读

探讨先进文化视野下的伦理观问题有着现实意义。当前伦理观出现三大转型:传统与现代变换中对道德本体论的超越;经济与伦理问题中对义利观的再认;私与公理解中对公共空间的关注。江泽民的先进文化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当代中国伦理建设的指南,先进文化的定位明确了主流伦理价值的方向;先进性与广泛性思想体现了道德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法治与德治思想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与全民素质提高体现了私德与公德的统一;民族性与国际性、未来性思想体现了保护民族传统与融入全球化的统一。     

德国破产刑法历史之考察

德国破产罪行规定最早产生于16世纪中期。17世纪和18世纪判例中体现的欺诈破产与简单破产的不同,最终在1794年《普鲁士国家的普通邦法》中得到确认。1851年的《普鲁士刑法典》第一次在刑法典中规定了破产罪行,从而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877年德国《破产法》中破产罪行规定,直接把1871年《帝国刑法典》中相应内容移换到其中。1976年第一次经济犯罪对策法改革之后,又将破产罪行规定在刑法典中。此后破产罪行一直规定在刑法典中。1999年《破产法施行法》对破产罪行的修改,奠定了现行破产刑法的基础。     

重建我国犯罪客体理论的见解

我国传统刑法学理论中,犯罪客体理论一直沿用前苏联的社会关系说,这一理论日见其局限性。把犯罪客体界定为刑法保护的利益,即刑法法益,更为科学、合理。     

精神鉴定的可反驳性——对《刑法》第18条第1款的防卫

《刑法》第18条第1款赋予完全精神障碍者刑事豁免权,然而,作为其载体的精神鉴定本身饱含不安定性而留有重大缺陷。一种有残缺的实体依据不应成为封闭性条款的铁律,而必须具有抽象理念意义上的可反驳性。作为对精神鉴定的防卫,主张削弱精神鉴定的实体法上的效果,将《刑法》第18条第1款由豁免型条款修正为可以型的减免条款,打破封闭性,以减少缺陷的放大所带来的波动效应,从而建构可反驳空间。     

论我国洗钱罪的刑事立法完善

刑法国际化对我国刑法中有关洗钱犯罪的规定提出新的挑战。该文从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主体、主观方面及客观行为方式方面提出我国洗钱罪的刑事立法完善的设想。     

论欠发达民族地区公安机关下放部分刑事案件的立案管辖权

由于我国对少数民族的权益保障越来越充分,导致欠发达民族地区的习惯法在不同程度地复苏。习惯法的内容主要由风俗习惯构成。某些欠发达民族地区民众的风俗习惯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一些规定有轻微不适应。当地民众钟情于乡镇司法所调解和村寨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这些地区的公安机关应该下放部分刑事案件的立案管辖权。     

网络犯罪的嬗变与刑法立法完善——以《刑法修正案(九)》为分析起点

为回应愈演愈烈的网络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原有刑法规定作出大幅修改,对于网络犯罪行为的扩张、主体的扩张、结构变化均作出细致规定,有其重要意义。同网络犯罪的事实嬗变相比,《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还需要在注重协调网络犯罪多变性与刑法稳定性的视角下,根据网络犯罪的法益、行为范围和共同犯罪结构的变化,构建科学完善的罪刑规定体系。     

从立法的角度论中国保安处分制度的建构

通过对各国保安立法的比较研究和保安处分制度的中国化的哲学及实践分析,在保安立法方面提出以下观点:采取二元立法,在区分保安处分与刑罚的前提下,将具有刑事意义的保安处分措施规定在刑法典中,不具有刑事意义的保安处分则应由行政立法加以规定;在单纯宣告保安处分的裁决机构应根据保安处分的性质和不同种类而定,刑事意义上保安处分即规定在刑法典中的保安处分应由人民法院或少年法院裁决;对我国的保安处分制度直呼"保安处分"并以法定、经济、适当、不定期并注重教育改善为原则,在执行上以必要原则为指导兼采代替主义。     

中国古代刑法总则成就初论

中国古代刑法典中总则的产生远远早于东西方其他各国,而且其内容先进成熟。现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和罪刑均衡理念以及对刑事责任进行主观考量的原则、刑罚的矫正意识,在以《唐律疏议·名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刑法总则中都已经有了圆熟完满的的表达。     

老年人受家庭成员侵害维权体制改革新论

目前,在老年人合法权益受到家庭成员侵犯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建立的维权体制存在着一些问题,应予修改。修改建议是,任何单位和个人一经知道或怀疑老年人受到家庭成员侵害,就必须向主管机关报案;设立统一的查明违法行为的机关;查明违法行为的机关应分别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或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查明违法行为的机关负担服务职责、支持诉讼活动的职责并拥有调解权;在民法上增加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民事法律行为有效条件方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在刑法上规定家庭成员对老年人实施的犯罪应从重或加重处罚。     

没收财产刑中“财产”的时间限定

我国刑法关于没收财产刑的规定有一定缺陷,基于刑事责任的确立根据、刑罚的功能、他人合法行为的效力、刑罚的确定性、刑事政策等五个方面的理由,没收财产刑中的“财产”应当限定为犯罪行为实施时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