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日美同盟与日本防卫政策调整

新世纪开始后,日美同盟在日本防卫政策调整中的作用更趋明显。在日美两国将双边关系定位为“世界中的日美同盟”之后,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限制最终将被突破,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反思过去对日美同盟在日本国家战略转型中作用的认识及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

日美同盟关系的维持与发展是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尤其是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战后日本安全防卫的根本保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美同盟关系也在不断更新内涵和调整功能。2001年“9·11”事件后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调整,既是对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签署以来历次调整的继续,更是对过去的超越;既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新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客观体现,又是日本借机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观诉求。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不仅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政策带来了变化,而且还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战略态势产生着深远影响。     

新世纪之初日美同盟的加强与日本的防卫战略动向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 ,新世纪之初美日两国领导人都调整对外战略 ,使日美同盟在 2 0世纪 90年代重构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加强 ,这对日本战后防卫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加快了日本取消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限制、完善战时法制、重新确立防卫模式等重大军事战略的转变     

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下日美同盟的质变

据日美双方2015年4月公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将发生质变:由防御/威慑性同盟转变为威慑/进攻性同盟,由"区域性同盟"转变为"全球性同盟",由日美双边同盟转变为"日十美+X"同盟。日美同盟的质变是在国际格局调整背景下,日美双方各取所需的结果。美国试图通过推动同盟质变来护持霸权,更有效地应对中国崛起。日本期待通过同盟关系的调整,倒逼日本国内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和立法进程,"建设强大的日本",最终达成摆脱"战后体制"的战略目标。日美同盟的质变将给全球格局的调整、亚太地区的安全态势、日美同盟本身、日美两国及中国带来重大影响。     

日美同盟"再定义"与中国国家安全

作为冷战产物的日美同盟的"再定义",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形势变化和两国战略调整合力的产物.通过"再定义"进程,日美同盟得到强化,这必将突破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日美两国调整地区安全战略,改变同盟性质,扩大军事合作范围,不仅对它们自身,而且也对亚太、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日美军事合作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实施,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将会逯步增大.     

冷战结束后日本军事战略调整的路径分析

冷战结束后,对“普通国家”地位的追求成为日本国内政治的主题。日本通过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强化日美同盟、加强自主防卫力量建设三个路径,对军事战略进行了大幅度调整,自卫队在军事行动方面的限制大为削弱。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先发制人”已成为日本事实上的军事战略,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进程正在加速。     

从冷战后美日的朝鲜半岛政策看美日同盟的未来

伴随冷战后国际格局的演变，被称为“冷战活化石”的朝鲜半岛日益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围绕着半岛的统一问题及近来的导弹问题与核问题等半岛安全问题，朝鲜半岛危机不断。而素有“东北亚门户”之称的朝鲜半岛在地缘政治上又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使它成为大国关注与争夺的对象。作为对该地区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大国，美国与日本对该地区分别有着各自的政策定位，通过比较两国政策的异同，可以发现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同盟在稳定的同时，其内部冲突性的趋势却是无法抑制的，美日同盟最终要归于历史。     

日本“有事法制”制定的战略背景及其重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日本的安全战略基本上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 ,以专守防卫为基本原则。但冷战结束后 ,日本的安全战略开始转变 ,通过加强与美的同盟关系 ,企图走上“大国角色”的道路。日本的战略意图恰好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相一致 ,在美国加强日美同盟关系谋求霸权利益的背景下 ,冷战后日本的安全目标可分为“保护日本领土、确保日本周边地区的稳定、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等三个层次。但日本的最终目标指向是“在国际社会或者起码在东亚地区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的军事大国”。然而 ,由于宪法的根本限制 ,日本企图通过有关法律的制定 ,突破宪法的制约 ,扩大它在日美同盟中的作用 ,并最终扩大在海外的军事影响。     

“新指针”插足中日关系大框架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桥本龙太郎首相和李鹏总理宏观了互访n在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得到改善。但同时人们注意到，近年来由于日美加强军事合作，中日两国围绕安全保障问题的矛盾在发展。今年9月23日，日美两国在纽约最终完成了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发表了一项“新指针”。日美军方为落实“新指针”，决定成立新的协调机制，着手修改日本国内有关法律。它标志着日美同盟关系及日本防卫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不仅使中日关系中的老问题再现，又给日本国内政治及中日关系制造了一些新矛盾。者问题缘何又起这里的所谓…     

日本的“印太战略”:形成、动因及收益分析

日本是最早提出“印太”概念并推行“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国家。近年来,日本从多个领域不断推动“印太战略”朝着更加机制化与成熟化的方向发展。日本出台“印太战略”的动机主要由风险规避与利益驱动两大因素决定,其所获成效可以划分为正向收益、负向收益以及不确定收益。正向收益为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及盟友的支持、深化经济合作并构建合作机制、获得参与印太事务的契机。负向收益为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并难以把控战略自主性。不确定收益包括同盟关系的不稳定性、印太国家意愿、美日国内因素的影响以及域外大国的干预。受众多因素影响,日本“印太战略”难以完全达成预期收益。梳理日本的“印太战略”,有助于解释中美竞争背景下日本政策选择的机理及实施成效,从而为中国提供决策参考。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强化与中美日关系的互动发展——从战略思想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

战后以来,由于战略利益的驱使,美国选择日本作为远东的核心盟国。冷战后,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在对华政策层面,美日两国对中国都采取了政经分离的两面性政策,但在具体举措上存在一定差异。美国在保持其对华原则分歧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将中国纳入其中的“利益攸关者”政策。日本则在美日同盟关系的框架内,强化了对华政策,安倍新首相则提出了“战略互惠”的中日关系的架构。基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今后应加强中、美、日之间的战略对话,推动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对日本的积极影响。     

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同步强化及其影响

冷战后,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从冷战结束之初同时弱化,发展为世纪之交"一强一弱"(美日同盟强、美韩同盟弱),而经过韩国李明博政府和日本鸠山内阁时期强弱态势的短暂逆转,自2010年中开始,两同盟出现冷战后的首次同步强化态势。地区冲突爆发是两同盟同步强化的直接诱因,美日韩三国安全政策趋向统一是决定性动力,日韩两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则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两同盟同步强化,加剧了朝鲜半岛的战争危机、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紧张和军备竞赛危险。     

美日同盟涉台条款的强化及其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的焦点问题。美日同盟涉台条款由蓄谋已久的“远东条款”调整为冷战后欲盖弥彰的“周边事态”,“9·11”后美日进一步将台湾问题纳入其“共同战略目标”。美日同盟涉台条款的强化,为美日介入台湾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得台海局势更趋复杂,岛内“台独”分子蠢蠢欲动;周边地区军备竞赛趋势加强。     

美日同盟对中国防范的加强与中日关系走向

冷战结束以来,美日同盟逐渐加强,对中日关系发展影响深刻。一方面,日本依托美日同盟走在防范中国的前沿,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使中日关系不断恶化。这是中日关系的现状。另一方面,在未来,当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损害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时,美国将对日本强硬的对华政策有所牵制。这一趋势已初见端倪。最近的将来,中日关系仍然不容乐观,很难好于中美关系,将处于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完全恶化之间的灰色地带。     

浅析新世纪美日同盟关系的调整与未来走向

美日同盟关系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文章拟从美日同盟关系的发展历程、美日同盟关系面临的新世纪战略调整研究出发,从而推断美日同盟关系未来的走向,为中国处理与两国的外交关系提供一些参考.     

从日英同盟到日美同盟——20世纪日本结盟外交之比较

日英同盟和日美同盟是20世纪日本处于重要转折期时与世界上两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两次重要的结盟。两次结盟的背景、命运不同,但是结盟的确给日本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而在不同国际体系下的两次结盟外交,实质上是英、美、日结盟国在各自国际体系下的对外战略和战略运用。     

浅析1941年美日谈判的缘起

日本由于本身国力的局限，决定了它在为实现其战争目的时，必然以外交上的纵横捭阖为能事。日本希望以日德意三国同盟、日苏中立条约增加自己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以便解决中国事变，谋求国力的充实，甚至谋求和平地进驻荷属印度支那，建成“大东亚共荣圈”，不战而独霸亚洲。而美国则希望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未来的战争潜力来威吓日本，同时又以中国问题的一定妥协引诱日本，离间三国同盟，争取时间，加强太平洋地区的防务，以确保欧洲第一的战略。正是由于日美双方的相互需要，促使两者走上了谈判之路。     

战后日本外交战略与日美同盟“非对称性”研究——以“吉田主义”、“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为中心

使用诠释研究方法,在综合历史事实与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析战后日本外交战略与日美同盟"非对称性"的关系。"非对称性"前期使得日本得以安心发展经济,完成战后重建和经济腾飞,中后期则促使日本重视自助能力的建设、扩大政治影响力。所以日美同盟的"非对称性"既可以是日本外交战略的重要资源,又可以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隐藏变量。     

论大平正芳政权时期的对外战略——日本外交理想的原型

亚洲外交与日美同盟之间的矛盾是困扰战后日本外交的核心难题.这种困境既源于日本战败与朝鲜战争后中美对立的亚太国际政治格局,也归结于日本的战略选择.大平内阁处于世界政治从紧张缓和向新冷战过渡的时期.大平正芳从前任福田纠夫推行的“全方位外交”后退,转向强调与自由主义阵营诸国的协调关系,特别是日美协调.同时,他还主张在日美关系的框架内展开对中国以及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外交.其对外战略解决了亚洲外交与对美外交的困境,影响着1980年代以后日本对外政策的展开,是日本外交理想的原型.     

论里根政府的对日政策

在里根总统任期内,美国对日基本政策是：深化与日本的同盟关系,让日本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缓解美日贸易摩擦,减少美日贸易逆差;鼓励日本加强防务,促使日本分担更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