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意识与中国传统审美方式——与西方比较的分析

本文以中国传统时间意识与西方时间意识之间所显示的差异为线索,以揭示时间意识所模塑的中国传统审美的独特方式。时间意识是一个文化体将世界、民族和个体生活纳入可靠形式结构中的基本模式。因此,时间意识应该被看做是审美和艺术的形式动力机制。时间意识由本源时间,即人的存在的展开或生命生成的展开,和被表征的时间,即一个文化体对本源时间的刻写、度量、呈现和控制所表征的时间所构成。在古代,从古希腊起,西方的时间意识以建立永恒观念以及永恒与世俗时间现象之间的矛盾为特征。但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形成永恒概念以及永恒与世俗现象之间的冲突,而是形成了生与息双面体循环的时间观,中国哲学中的本体或道被认为就是时间的本源,并在时间之中。这样的时间意识模塑了中国传统审美的独特方式:对人的生命时间之流的敏感,并从时间之流变中汲取诗情和灵感。     

中西方社会罚金刑起源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罚金刑并非起源于唐虞时代的“金作赎刑” ,而是萌芽于西周中后期的“货罚”。所以 ,中国古代的罚金刑的起源与西方古代社会罚金刑的起源有本质区别 :西方古代社会在国家产生伊始罚金刑就被大量地规定在刑律中 ,并在刑罚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中国古代社会在国家产生了五六百年后罚金刑才形成萌芽 ,其在刑罚体系中属于极不重要的刑种。之所以产生这种区别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方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达的程度不同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个体权利意识不同和国家的刑罚观不同。     

以年龄为基础的家庭正序：辩护及其限定

现代社会的家庭对于代际之间层秩的含混不清,导致了慈爱与孝爱的时间之流的紊乱。通过分析家庭这一传统共同体的现代困境,厘清慈爱与孝爱的界限,由此倡导慈爱与孝爱的不断重新发现与更新,并提出在具体条件限定基础上重建以年龄为基础的家庭正序。     

文明建构模式与中西差异的根源

文明建构模式是该文明中人类创造世界所追求的基本目的与所采取的基本手段的总和、追求个人和集体生命的生存与发展这一普遍目的．在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中有不同体现，从而造就不同文明、华夏文明的建构范式，是以社会目身生命的生存与稳定为目的，以“整体系统逻辑”和综合方法以及负反馈杜全机制为手段所构式的总体。由此而创造了“集体生有稳定型”文明、而西洋及明的建村范式，则是以个体生命的外向扩张为基本目的（以个作为本位的生存目的指向身外的彼岸世界或金钱）．以命题推理逻辑、分析方法以及正反馈社会机制为车段所构成的总体，由此而创造出“个体外向扩张型”文明。现代西方社会正是这种文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表现。     

《论语》的“孝”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论语》关于"孝"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意识是最能集中体现人类群体特征和人性,而又必须在群体生活中被构成的一种人类现象。孝与慈、礼、仁、忠联系密切,相互构发。依据伽达默尔关于"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的见解,分析了"孝"思想对于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意识作为"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意味着什么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的认识论革命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意识作为“我对我环境的关系”等论述具有认识论革命意义。马克思阐述了意识所受的三重物质制约，打破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自足性假设，重置了认识论问题的前提：彻底的认识论必须基于社会历史基础。作为意识的对象，“Umgebung（环境）”总是意识周遭（um-）之给予（geben），而意识的过程也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主动与对象建立“关系（Verh?ltnis）”，这种能力随着实践发展而进步。意识与实践并不是相互独立地构成两种关系，而是构成同一种关系的不同侧面，马克思由此超越了直观主义反映论对虚幻意识的外在批判，透过意识形态的虚幻性解析实践关系的狭隘性。     

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时间之维透视

时间之维在不同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笔下有不同的个性化的表现形态。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往往拥有一种“非连续”的时间观,崇尚怀旧的情绪,但是,后现代的怀旧不是以一种理想破碎、焦躁失落的形式出现,而是沉浸在“现在”时态的狂欢和精神分裂的“当下”生活当中。在小说中,过去、现在、未来从同一平面展开,削平了作品的深层含义,人物的意识呈分裂性游离状态,而以零散化和非主体性消解了人生的意义。因此,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时间”参与了或者说是共谋了人物的命运构成,是小说这种虚拟世界里的强有力的、重要的暴力因素。     

一种时间、空间视界中的当代诗学——以张默诗歌为例

时间与空间,作为人类及个体生命必然的存在形式,虽然在众多作家或诗人的文本中都会有所触及,但因不同的人生经验与思考,却会呈现各不相同的时空意识形态。读台湾前行代诗人张默的诗,你能明显地感受到他对时空缱绻不已的诗性情怀和现代意识。这不仅因为他的诗歌话语中出现了那么多关乎时间和空间的语词,而且他还分别以小诗和长诗的形式,一方面记录下日常生活中时间与空间的点点印痕,一方面又以大开大阖的笔触、气度,刻镂出永远的时空雕像,由此体现出一种独异的时空诗学形态。     

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与妇女地位

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儒家的礼教观念即“法律的儒家化”。中国妇女的地位，尤其是在法律上的地位，决不能简单地、笼统地以“男尊女卑”的公式化的概念来理解。“男尊女卑”的确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大格局和基本原则，但要真正了解中国妇女的社会与法律上的地位，还需进一步把握儒家“孝”的文化逻辑以及“长幼有序”的礼教观。在刑法的构成原理中，“孝”与“长幼有序”的“例外条规”冲淡甚至排除了“男尊女卑”原则的适用。因此，中国社会和法律上出现了一种可以名之为“母权”的现象，而妇女的地位就不能一概以“卑下”视之了。此为中国文化造成的特殊现象     

悲剧意识新论：“三才”思想下的西方悲剧研究

作为"对立中合乎人类本质发展方向的精神现象",悲剧意识是文学反映人类生存"悲剧性"的一种总体性心灵感受与精神把握,它不仅包括传统的命运悲剧意识与人的悲剧意识,也包含介于两者之间的现代悲剧意识。而传统与现代悲剧意识的关系亦如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地、人三才的联系,文学中与生命意志存在冲突的悲剧意识可提炼为天命的不公正、不完满,即"天残"的悲剧意识维度;来自残缺世界的"地缺"悲剧意识维度以及自我之"殇,不成人也"的"人殇"的悲剧意识维度,由此构成了悲剧意识三维理论。从悲剧意识三维理论来看,自古希腊至后现代主义的各个典型时期,西方悲剧文学的本质不只反映了一种悲剧意识维度,它大致经历了由单一到多个悲剧意识维度并存的复杂演变,由此,西方悲剧文学的未来总体走向必将延续与发展"天残""地缺""人殇"三种悲剧意识的并存性思考与综合表现。     

儒家宗法、孝悌的道统观念及其生演

儒家道统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宗法和孝悌是儒家道统的两个重要命题。自周朝以来的封建社会,统治者皆 利用由上古原始血缘氏族制演化而来的宗法家族制度统治臣民,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法家族制度在唐宋时又演化为家族家长制。     

《论语》"孝"字的文化阐释

<论语>是儒学文化的源头.本文就<论语>中孔子言"孝"的文化内涵及历史和现实意义进行了阐释.笔者认为"孝"的文化内涵除了"善事父母"外,还应包括统治者的"慈惠爱民",从而体现了孔子所倡导的一种为政之道与成己之方.并且,"孝"的实践意义,致力于唤醒人们的道德自觉与对社会及家庭的责任感,无论古今,皆归于此.     

从儒家"仁爱"思想看当代和谐家庭构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要做到家庭和谐必须正确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儒家思想注重依靠道德的作用来实现家庭和谐,通过提炼宣扬相应的伦理规范来调适父子、夫妇间的关系,解决家庭矛盾,使家庭成员间充满着亲情、温情、仁爱之情,使家庭达到和谐,社会达到和谐。     

论宋初《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组诗中的文化意蕴

宋朝君臣之间常常互相酬唱。《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组诗是由宋太宗朝旧相司空等三十几名文臣在特定场合下同题唱和的一组诗歌。它切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化主流。本文将结合组诗诗歌内容,从孝悌伦理、以孝治天下、三教合流三方面来阐述《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组诗中的宋初文化。     

传统孝道在养老中的作用及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孝道有许多敬老、养老的思想和措施,并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养老敬老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国传统孝道作为伦理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中国传统养老中起到了保障、凝聚、调控和稳定社会的作用。因此,在我国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之时,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孝道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秦时期孝道考辨

在对我国先秦秦汉时期老人问题的研究中，都忽略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人口因素始终制约着老人问题的凸显，基于此，文章力图在考察社会结构变迁的基础上，通过对春秋战国以来人口数量及人口结构变化的研究，探讨孝道盛行与人口变化之间的关系。     

大爱精神的哲学解读

爱的意识、大爱精神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爱是普遍的又是历史的具体的,大爱精神既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人道精神,又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利益关系中,表现为特殊的具体的形式,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大爱实践是大爱精神的源泉、动力、出发点和归宿;大爱行为是检验和区分"真爱"与"假爱"的惟一标准。     

弘扬大爱精神 建设大爱文化

《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一书通过对大爱精神和大学文化建设的研究，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特别是关于大爱精神的理论创新，鲜明地折射出大爱精神在引领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根本上为大爱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指导。     

脂评“情不情”与“情情”新解

“情不情”“情情”是情榜对宝黛二人具有结论性的评语。脂砚斋也认为宝玉有“情极之毒” ,此评不确 ,应予以辨正。因钗麝非宝玉情之所钟 ,而情之独钟是黛玉。弃钗麝为僧是宝玉的情极之变 ,亦是一种“情极之情” ,而非“情极之毒”。情不情的核心是儿女真情。宝玉对黛玉、晴雯之情就是天然情性去私净欲后的无瑕真情。“情不情”与“情情”不能分开 ,宝黛二人均可说是“情情”。     

弘扬大爱精神 建设大爱文化

《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一书通过对大爱精神和大学文化建设的研究,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特别是关于大爱精神的理论创新,鲜明地折射出大爱精神在引领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根本上为大爱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