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过度维权还是触犯了法律

近年来,消费者维权案件呈上升趋势。但是,"维权热"也催生了"职业打假人"这种新的行业,甚至出现了黄静向华硕索赔500万美元的天价索赔。人们不禁要问,知假买假、天价索赔等行为到底是"过度维权",还是已经触犯了法律?对此,法官、学者、律师、消协工作人员都认为,"过度维权"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但现阶段存在此现象是正常的。     

维权过度无罪论

维权过度本质上是一种认识错误,维权过度对超过索赔限度存在疏忽大意的过错心理。维权过度因为是疏忽大意的过错心理,而过失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所以,维权过度不能构成犯罪。设套约谈消费者涉嫌诬告陷害罪,为虎作伥的公职人员涉嫌徇私枉法罪。对从事生产销售的商家实行社会监督、打假维权具有法律依据,应当褒奖和支持他们的为民请命,而不应妖魔化其促进社会公益的见义勇为。     

食品安全领域“知假买假”问题再讨论

“知假买假”行为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是近年来学界争议颇多的话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消费者”概念的描述不应否认食品安全领域“知假买假”者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主体地位。《食品安全法》应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特别法，因此在食品安全相关案件中，应当适用《食品安全法》和《食品药品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惩罚性赔偿应以“明知”为前提，且不能将损害作为构成要件，“知假买假”者既有通过索赔以营利的一面，也有监督食品安全以保障公益的一面。因此，彻底取消和打压“知假买假”者的“一刀切”行为并不合理。“知假买假”者在正确的制度设计与法律规制下，可以依法有序地开展维权和监督，达成政府监管—社会共治的良性运行体制。     

论高校申诉制度下的大学生教育维权

文章分析了校园申诉制度下的学生维权现状,并对大学生的维权行为做出多向评价,提出学生应正确维权,避免过度维权,以规避风险。     

从燕啤“索赔门”事件看企业的人权责任

因啤酒中有异物,两名山东男子向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天价索赔,结果非但发财梦落空,反而面引来了牢狱之灾。类似的事件近年来屡有发生。天价索赔者的行为固然存在不妥之处,然而企业的强硬做法又是否合乎人权的标准呢?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观察与反思,笔者认为,作为具有社会性的主体,在面临类似的情况时,企业应承担更多的人权责任。     

论惩罚性赔偿司法和行政维度的法律实施指引——对《消法》和《食安法》惩罚性赔偿的实证材料解析

立法机关自上世纪末即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但这一机制施行中的纷争与探讨从未停歇。在其法律实施中存在种种乱象:司法维度长期以来同案不同判;行政维度则过度规制惩罚性赔偿维权主体。惩罚性赔偿法律实施的乱象根源在于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对惩罚性赔偿理念与规范预期的裁判偏差和规制错位。为克服这一机制的运行困境,使惩罚性赔偿的法律实施达致更优,司法机关应当将一般消费领域与食品消费领域区分,一般消费领域的案件裁判应当以"三要件"欺诈认定模式为核心;行政机关则应当转变规制思路,以类型化处理消费维权行为为基础实现与司法机关的协同规制。     

消费者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界限探究

近年来消费者一改往日的弱者形象,维权意识逐渐增强,但维权行为中不乏以威胁商家为手段求取高额赔偿,这与刑法中敲诈勒索罪的行为构成在一定范围内重合。而消费者维权行为是民事维权中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界限不清往往会造成司法混乱。要依法将这类边缘案件定性,不仅需准确分类消费者过度维权行为,借鉴国内外相关法律和理论,还应从刑法法理的角度讨论行为认定问题并从根源上减少过度维权行为的出现。     

试论高校工会维权的原则、困境与途径

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是高校工会的基本职能。在维护学校整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这是高校工会新时期维权工作的主要任务。高校工会应在以人为本、“两个维护相统一”、依法维权和科学维权原则指导下,通过树立维权观念、参与源头维权、畅通维权渠道、构建“三方”共同维权机制、提升维权能力等途径,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     

论“知假买假”的法律性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欺诈行为双倍赔偿原则,有力地打击了不法经营者的假冒伪劣行为,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然而,＂知假买假、打假索赔＂的行为也遇到了法律的雷区,＂知假买假＂行为的法律性质的界定,需要从民法、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不同角度予以探究。     

解蔽“苏格拉底问题”

“苏格拉底问题”由“德性即知识”和“德性可教”两个命题所构成，围绕这两个命题存在着长期误解和以讹传讹现象。“德性即知识”不是苏格拉底提出的，而是源于亚里士多德转述而由后人“过度诠释”的“假命题”：“德性可教”不是苏格拉底的观点，恰恰相反，苏格拉底原本观点是“德性不可教”。     

店堂告示不等于商家“挡箭牌”

步入商场超市，“商品售出概不退换”、“超市所有商品假一赔十”、“物品丢失概不负责”、“本店拥有最终解释权”等名目繁多的“温馨提示”比比皆是，其实这只是商家单方面制定的为免除其自身责任的所谓“规则”，消费者如果遭遇下述告示，可以依法维权。     

法律维权网络为社区妇女捧起一片蓝天

浙江省台州市是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城市。台州市妇联在学习、借鉴各地先进经验．并充分结合本地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对社区妇女维权工作做了大胆前瞻的探索．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和初步的经验。他们的主要做法慨括起来可以归结为“四个化”：即社区维权网络架构体现社会化、社区维权制度建设讲求规范化、社区维权宣传强调群众化，社区政策维权注重全程化。     

工会维权职能的局限与对策思考

维权是工会工作的基本职责,“组织起来,切实维权”是新时期工会工作的方针.文中阐释了合法权益的内涵,通过东西方工会的特征简要回顾中国工会维权理论的脉络,分析当前中国工会维权职能的局限性及原因,从加强源头参与、提升职工素质、推进维权制度建设、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等方面,重点探究工会切实履行维权职责的有效对策.     

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现状及其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X县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主要目标在于追求维权效果——经济权益的实现。选取组织化维权意愿、组织化维权方式、组织化维权能力、组织化维权效果等与农民工组织化维权问题紧密关联的四大要素,通过社会调查收集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发现:当前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意愿较强、方式多样、能力较弱、效果一般;影响农民工组织化维权效果的主要因素包括维权组织核心领导的能力、依托维权组织能力的重要性、依托维权组织的能力、维权组织的作用和维权组织的特征,各因素对农民工组织化维权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正依此序排列。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意愿,优化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方式,支持农民工维权组织的发展,增强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能力是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程度、提升组织化维权效果的可行选择。     

维权组织的内部管理规则——对集体抗争中一个“隐藏文本”的考察

在以集体维权为观察对象的研究中,维权组织的内部管理规则是学界关注较少的问题。以H市“城中村”改造中八里墩维权组织的内部管理规则为基础,从该组织在维权领袖及维权骨干分子的产生与职责分工、维权经费的收支管理、维权会议的举行以及议事规则等方面入手,分析其内部管理规则。作为底层抗争的一个重要内因,内部管理规则深刻地影响着维权效果的好坏、维权组织持续时间的长短以及维权行为的理性程度。     

消费者权益保护之知假打假

利益的驱使让部分经营者道德丧失殆尽,国家监管的缺失致使假冒、伪劣产品充斥整个市场,消费者维权的高成本、低补偿造成消费者维权动机不强。探索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效途径,真正规范市场行为,规范经营者依法经营,实现全社会式的网络监督,一直是有识之士的使命。在文章中,拟探讨知假打假的维权方式,分析其存在的合法和合理之处。     

新时期农民工与工会维权

“拖欠工资”反映的是劳动关系领域中的“市场失灵”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分析工会维权职能与农民工利益的关系,主张将农民工纳入工会的维权范围。明确政府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完善规则并严格监督规则的执行。西部地区可以结合本地区农民工的特殊情况作有益的尝试。     

维权话语与抗争逻辑——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的研究围绕着农民维权话语的建构和农民群体性抗争模式总结两条主线展开。转型时期农民平等权的缺失成为维权话语建构的社会基础。在农民维权的大背景下,学术界对农民的群体性抗争行为进行了总结,提出“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以法抗争”、“草根动员”和“依势博弈”等五种抗争模式。本文在回顾五种抗争模式的基础上对各种模式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和说明。并就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关于我国农民工职业病维权困境的思考——从“开胸验肺”事件谈起

农民工张海超为确诊个人患有尘肺病不惜冒生命危险“开胸验肺”,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农民工职业病维权问题的关注。我国农民工职业病维权面临着工伤认定程序漫长和维权成本高等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不健全,职业病鉴定机构监管的缺失以及社会保障缺失。若要化解农民工职业病维权困境,必须健全相关法律,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并加强政府主导作用,只有这样才可切实保障农民工职业病患者权益。     

农民工维权中的"自助行为"及其引导

“自助行为”是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但其行使是有一定限度的,并不是任何情形下都可使用。农民工维权中的“自助行为”主要体现为以极端甚或非法的手段试图救济自己受损的权利,而其结果常常事与愿违,不自觉中助成了自己由受害人向加害人的转化。把自己由权利的合法拥有者,推向了违法者,甚至犯罪人的位置。农民工维权中的“自助行为”多属一种无奈的选择。他们的“自助”行为富有夸张性,更多地具有引起相关部门或组织关注的意味。不要总把农民工维权的“尴尬”归结为法律意识的问题,其实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公权力或相关组织能否为其提供便捷而有效的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