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股东利益博弈分析——基于协同治理视角

以协同治理理论为视角,诠释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股东间的协同关系,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国有股东与非国有股东的利益博弈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了阐述与分析。结果显示:国有股东与非国有股东由于"地位"、目标等因素的差异,会阻碍协同关系的形成,影响协同效应的发挥;企业中的大股东有利益侵占的动机,随着协同收益增大,侵占动机表现得越明显,最终影响整个企业价值。因此,要加强内部监督机制建设,减少大股东侵占行为,建设完善的协同治理机制,充分发挥股东间协同效应。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与理论探讨

混合所有制改革(混改)日益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但经验证据显示,目前对有关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仍比较谨慎和缓慢。混改推进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集团公司资产规模大,股权定价困难;国有股东更愿意增持而不是出售盈利能力强的上市公司股份;混改的配套制度还不完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不透明。效率观和资源互补观是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逻辑和理论基础。考虑到国有企业性质、功能和层级的不同,未来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当基于效率观、资源互补观来分类分层推进。将现有的混改“试点推进”制度改为“负面清单”制度,并且不断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配套披露制度,是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基础。     

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吗? ——基于分类治理视角

在引入非国有资本的同时,如何构建合理的股权结构激励企业获得创新竞争力,这是国企和民企都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以2009—2018年发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应用非国有股东所拥有的董事会权力作为其发挥治理效应的替代变量,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方法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从国有企业分类治理的视角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功能类国有企业混改实施的效果。结果表明:(1)强化非国有股东"话语权"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及探索式创新的产出。(2)进行深度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一般商业类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而弱化其利用式创新;对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呈显著正向影响。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国有上市公司财务重述

高质量财务报告是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关键环节。本文研究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上市公司治理能否有效约束企业财务重述行为。主要发现：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董事可以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和改善公司治理,从而降低国有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概率,特别是盈余降低型财务重述,而非国有股东仅持有股权难以产生相应治理作用。进一步地,在管理层权力较小、外部治理环境较好的情况下,非国有股东约束国有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积极作用更加显著;最后,只有在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才能有效抑制企业财务重述行为。文章不仅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和财务重述的相关学术研究,对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股东资源理论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中国联通的案例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股东资源的互补与共生发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既是股东结构的重构,更是各种股东资源的聚合与效应发挥.基于中国联通"二次混改"经典案例,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要素进行了逻辑归纳,系统论述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股东资源的作用逻辑与机理——"混"的是股东资源(物质基础),"改"的是公司治理(上层建筑).因此,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应重点关注外部大股东的准入门槛,以资源异质性和资源优势互补性为根本选择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大股东联盟的良序治理,并动态优化股东资源,完善股东进入和退出机制.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管理效率与创新可持续性

保持企业创新的可持续性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式,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可持续性具有深远影响。以2008—2021年中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可持续性。机制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可持续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在高科技行业、营商环境较好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更加明显。因此,应加强非国有资本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分类分层推进不同行业、不同外部经营环境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优化国有企业治理体制和外部经营环境,从而全面提高企业创新可持续性。     

混合所有制改革、产权性质与企业风险变化

加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风险管控是实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之一。选取2000—2015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对不同分类特征下的混合和非混合所有制企业风险水平进行非平衡面板实证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系统性风险（Beta系数）和财务风险（Z指数）确实低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但资本市场的回归结果显示,其中混合所有制国有控股企业的风险水平表现相对较低,而混合所有制民营控股企业的风险水平则要高,这说明当企业从非混合向混合国有控股转变,或是在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国有资本时能够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而当企业从非混合向混合民营控股转变,或是在民营企业中引入国有资本时反而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但无论是从非混合向混合国有控股转变,还是向混合民营控股转变,企业的收益波动风险都会显著提升。     

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与国企混改效率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如何有效提升国有企业效率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基于2008—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在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企业中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检验,考察国有控股程度对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整体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效率,且相对控股的治理模式比绝对控股更有利于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的提升。而基于行业竞争程度的分组检验显示,在垄断行业中,绝对控股的治理模式优于相对控股。进一步分析表明,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效率提升更大。     

关于国有企业监督主体的思考

从国有企业监督的必要性和国有企业监督中现存的问题出发,构建出国有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体系,突出国有股东外的国有企业职工群众、非国有股东、债权人以及利益相关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主体地位及其作用,以期更好地对国有企业经营者进行监督,有力地保障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目标的实现。     

政府控制、“八项规定”与高管薪酬——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2011-2016年A股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政府控制力与政策干预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表明,"八项规定"的实施没有有效降低"国有混企"高管货币薪酬总额,而对高管在职消费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与地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相比,"八项规定"对中央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抑制作用更强;同时,随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的加快,政府控制力的减弱并没有削弱政策干预的实效,反而将进一步降低"国有混企"高管的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其效果对于地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更为显著;此外,政府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控制力的减弱将会增强"八项规定"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因此,国有企业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要继续落实和贯彻"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提高政策干预的科学性与针对性,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薪酬进行区别干预,从根本上防止高管奢靡腐败行为。     

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的法律分析

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的重要载体,应向作为出资人的国家及其所代表的国民上缴利润,这是国家作为股东行使收益权利或者作为所有者行使所有权之收益权能的体现。从法理上分析,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是其社会公共利益使命和社会责任最基本的要求,体现股东、利益相关者与社会整体三方一致的利益诉求;同时,占据着政策、资源优势,在市场多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应在义务负担上做出表率。基于此,我国应从制度建设、主体明晰、社会监督等方面入手,推动国企利润上缴的制度化、规范化进程。     

混合所有制、内部控制与产权保护

产权保护是所有制的核心,是"混改"成败的关键。以2016年中国A股上市的238家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并使用PSM法选择配对样本,构建混合所有制、内部控制与产权保护的计量模型。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企业并没有显著提高产权保护水平,"混改"深度、"混改"制衡度均与产权保护水平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中等"混改"深度和"混改"制衡度更有利于产权保护。国有控股企业的产权保护水平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非国有控股股东有更好的制衡效果。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提升产权保护水平,并在"混改"深度、"混改"制衡度与产权保护作用中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文章丰富了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公司治理层面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

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而要卓有成效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就必须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此,文章在回顾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就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瘦身健体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调整优化布局结构,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大力推动降本增效,深化国资监管“放管服”改革;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混改破解结构性问题 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高国有企业效率，扩大民营企业的发展舞台，让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携手并进，这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如今中国，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为创新发展持续注入活力，改善了中国的就业和民生，壮大了中国企业，培育了企业家精神。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等收入陷阱和诸多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挑战日渐突出。特别是近期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国内又恰逢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原来依靠投资和出口的规模扩张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亟须内部再平衡，培育新动能和改造旧动能。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破解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激发广泛的企业家精神，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混合所有制产权是中国电信业改革的最优选择

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点。国有电信业改革的重点应当放在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电信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现代企业的建立,有利于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有利于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和长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论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创新驱动”中协同发展

在当前严峻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中,我国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自主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引导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致力于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继续发挥好国有经济在创新升级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必须正确认识,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能够顺利实现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因而,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来加快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结构优化,充分激发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的创新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创新升级,显得尤其迫切与必要。同时,应把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作为"开放式"创新的重要微观载体,引导外资企业积极参与到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中。     

以完善为主题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回顾过去,展望到202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分为市场化改革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阶段。三中全会《决定》在改革理论上有新进展,突出地表现在按照城乡、经济社会等协调发展完善新体制、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等方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继续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对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要进一步消除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依法保护私有财产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