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是当代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制度的变迁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之分。在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迁的历程中,国家始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理论与中国土地的现实情况为国家作为当今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力提供了坚实依据。     

1917～1924年俄国土地制度变迁的法社会学考察

土地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革命和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和基本问题 ,1 91 7年后的俄国也不例外。列宁在革命胜利后、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详细阐释了俄国土地制度的变迁路径 ,分析说明了研究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意义不仅仅在于从法的角度去认识所有权问题的完整性 ,不仅仅在于从土地所有权的角度去剖析社会经济关系、所有权、法律之间的内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关系 ,还在于要从这种种变化和发展过程中 ,找出法律同土地所有权之间的连接点 ,认清法律究竟在其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为什么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从而不仅能够更深刻地说明和分析现实中的法律 ,而且能推动和促进土地制度的合理变迁     

从农民经济行为看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种种经济行为与土地制度变迁密切相关 ,不同土地制度形式的农民供给反应相差很大。通过考察建国以来的四次土地制度变迁与农民的供给反应 ,得出农民是否拥有真正的产权制约着农民的供给。改革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基本思路是弱化集体所有权 ,加强宏观调控 ,强化农民永久使用权 ;建立合理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 ;健全社会保障 ;理顺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税收关系     

澳门土地制度改变及其影响与纱纸契合法性问题

澳门基本法第七条规定,澳门境内的土地和自然资源,除在澳门特区成立前已依法确认的私有土地外,属于国家所有。土地制度的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改变,除了涉及澳门土地所属问题,还涉及澳门特区的成立和基本法的实施对澳门原有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的影响。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去年澳门特区终审法院就观音堂地段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民事诉讼案所作出的裁决:在特区成立前未获依法确认为私有的土地,特区成立后就成为国家所有,也不能通过司法裁判确认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或利用权为私有,无论有关诉讼是在特区成立之前还是之后提起的。也就是说,澳门从此再也不会有新的私人业权土地了,连"和平占有"也不能了。土地制度改变所带来的影响,可从上述观音堂地段的官司反映出来,未来可能还涉及棘手的离岛土地"纱纸契"的法律地位问题。本文以终审法院的有关裁决为例,进而讨论土地制度的改变对于土地"纱纸契"问题的影响。     

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认知——基于对河北省T镇的调查

通过对河北省T镇的调查发现,农民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不同方面有着不同的认知。农民对承包地的分配方式有比较肯定和一致的认知,但对承包土地履行手续情况认知的一致性较差,对土地承包年限的认知也相对较模糊。总体来看农民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持肯定态度,同时有近半数的农民对"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表示赞同。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认知较准确,但对农村土地非农使用的认知与国家法律政策规定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对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法律也并不十分了解。研究还发现不同禀赋和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民,在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认知的不同方面存在着差异。     

回应革命与改革:土地制度变迁动力分析

回顾合作化时期中国土地制度的三次变迁,可以发现对革命与改革的回应构成了土地制度变迁的核心动力。革命与改革分别应对当时社会发展的两大任务即国家政权建设和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土地制度变迁则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革命与改革的既定目标。而以往从经济层面展开的土地制度变迁则缺乏对制度变迁政治动力和社会核心命题的关注,因此以往研究强调的制度不经济和低效率并不足以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充分条件。从革命的世纪到去政治化的世纪,土地制度变迁始终绕不开政治命题的影响,所以要强调重返政治分析的土地制度研究。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历史沿革

耕地既关系着农村人口的生存保障,又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因此,每个国家都十分重视土地政策、土地法规的制定。从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政策的实行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展。土地所有权经历农民私有到集体所有的改变,土地使用权则经历农民自由经营、集体经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三个阶段。不同时期,政策、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表...     

公共政策、媒体镜像与大国成长——GPP转换下的中国媒体面相和国家治理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是一部公共政策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在“经济国家变迁”的总体公共政策（GPP）理论架构下,对国内主流报刊媒体的独特职能和政治语境进行考察,回顾1978年前后不同的总体公共政策及其影响,反思和展现新中国六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治理的变迁,从而更好地理解一个大国成长过程中的历史、现状与趋势。研究表明,作为GPP工具之一的传播媒体,一方面它反映着大国治理变迁过程中的政策面相和实践逻辑,另一方面也叙说着中国发展道路的曲折对于媒体角色及其表现的深刻影响。     

公共政策、媒体镜像与大国成长——GPP转换下的中国媒体面相和国家治理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是一部公共政策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在“经济国家变迁”的总体公共政策（GPP）理论架构下,对国内主流报刊媒体的独特职能和政治语境进行考察,回顾1978年前后不同的总体公共政策及其影响,反思和展现新中国六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治理的变迁,从而更好地理解一个大国成长过程中的历史、现状与趋势。研究表明,作为GPP工具之一的传播媒体,一方面它反映着大国治理变迁过程中的政策面相和实践逻辑,另一方面也叙说着中国发展道路的曲折对于媒体角色及其表现的深刻影响。     

近代浙江土地调查述论

土地调查作为土地管理和课税的基础性工作,受到历代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宋元时期土地经界到明清编造鱼鳞图册,浙江省境的土地调查在方法和制度上不断改进,其意始终重在整顿田赋税额。清末,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对人地关系的冲击,浙江部分地区重新编造鱼鳞图册,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地籍混乱、田赋短收的问题。民初地政于财政经济之外,始具近代国家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转型意义,土地调查也迈入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新阶段。民国时期浙江省较早地采用“治标”（土地陈报）与“治本”（土地测量）相结合的办法开展土地调查,还出现了成果显著且各具特色的实验县。虽然其间困于频仍的战乱和支绌的财政,土地调查整体效果受限,但其影响却较为深远。     

论现代法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 ,法律家和法学思考者们都应正视现代法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只表现在法律与政治关系的模式和因变法而引起的制度文明模式的变迁上 ,更值得关注的是 ,这种联系与中国历史内在性的源流关系。它提示我们 ,在面向未来为理想社会创设法制时 ,不能放弃对自己历史文化资源的解释权 ,而应以积极的姿态来挖掘、引导、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 ,构成不悖于世界共性的现代中国的特色部分。有鉴于此 ,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现代法制建构中的转化 ,必须谨慎操作 ,做到有所限定、有所转换、有所扬弃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与法制现代化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立法与法制变革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私立法律教育在近代中国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中,发挥了作为新法律文明强有力杠杆的作用.私立法律教育由于附丽于种种现实的政治功利目的之下,其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法律发展的积极效果与负面效应是兼而有之的.     

转型社会的离婚法理

我国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变革期，行进在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离婚的制度实践伴随着婚姻家庭立法的多次修改不断完善，在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中生成的离婚法理也由于《民法典》的出台而沉淀下来。在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离婚法理表现在文明、制度和人的三重维度中，离婚自由和离婚权利是社会进步的文明表征，离婚是规范婚姻家庭关系、确认爱情消亡的法律制度，离婚是合法解除婚姻契约、正当调整社会关系的善治程序。     

三代领导人的法律思想与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型的人治社会走向现代型的法治社会的变革过程 ,是从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的转换过程。当代中国法制呈现的现代化的趋势 ,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发生的。要使法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 ,树立法律的权威 ,真正实现邓小平说的不因领导人的意志转变而改变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传统法律意识的现代化

法制现代化是当今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要实现法制现代化,实现由传统人治型社会向法治型社会的转轨,关键是如何改造和继承中国传统的法律意识,因为社会的变革首先应该是观念的更新。在中国传统法律意识与现代西方法律意识的比较中,只有对传统的法律意识进行扬弃,才能形成社会主义的现代法律意识。     

经济危机中的儿童节与儿童年——兼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转型期对现代人才的培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上海城市适逢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高速期,基于对现代人才的渴求,愈加注重儿童的教养,在全国首倡并积极实施儿童节与儿童年,政府、社会和家庭采取一系列举措,以期让儿童享用到上海发展的文明成果,将儿童培养为未来城市的建设者。对于这样的一种时代诉求,上海儿童对之积极响应,他们积极投身于各种体育锻炼,立志抵御外侮、建设祖国、服务社会。经济危机中的儿童节与儿童年,不但有利于上海儿童对城市现代文明成果的享用,同时也为经济危机之后的上海城市现代化建设积聚了新生力量。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历史与现实的呼唤——论邓小平对树立法律权威重要性的阐述

树立法律权威是任何国家建立法治社会必备的基本要求。邓小平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以及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两个方面深入地阐述了树立法律权威的重要性。这为我们党和国家走依法治国之路、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传统法律心态问题探究

传统社会形成的人们对法律问题的政治性心态、调和性心态和道德性心态构成法律心态的典型形式。这些与"一切以法律为唯一准则"的现代法治理念形成冲突,在对传统法律心态进行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在肯定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批判其中的不合理成分,用现代法治理念对传统法律心态进行改造,以形成政治问题法制化,利益主体确定化,道德问题法律化的现代法律心态。     

《卡斯特桥市长》中的法律思想变迁

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对小说《卡斯特桥市长》进行分析,对其中隐含的罗马自然法、中世纪神法和近代法治思想进行阐释。古代罗马自然法思想曾是卡斯特桥社会秩序的基础,但早已被遗忘;亨查德的命运沉浮体现了中世纪神法观点对人们的影响;而伐弗雷的成功则代表了法制思想在现代的发展。小说中哈代将进化论和西方法律思想的演变结合在一起,揭示了西方法律思想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及其对哈代所在时代个人和社会的影响。